△《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於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赋敛财贿。”郑《注》：“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苞谓九赋即九职邦、郊、甸、稍、县、都之田赋，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关市之赋，即商贾百工之贡也。山泽之赋，即虞衡之贡也。园圃薮牧，即邦、郊、甸、稍、县、都之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即邦、郊、甸、稍、县、都之人。今考《载师》，首言园廛，次近郊，次远郊，次甸、稍、县、疆，明别园廛於甸、稍、县、疆之外，则九职之园圃，不得合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可知。苞以九职之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而九赋之关市、山泽岂独出於邦、郊、甸、稍、县、都之外，《经》文又何以别举之乎？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而园圃、薮牧、嫔妇、臣妾、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遂强入於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庶乎九职、九赋得混为一，即以斥郑《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郑《注》此文，实据本文“财贿”二字起义。《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锡予之财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此皆以泉为财。《荀子》曰：“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则以刀布为财，与田税为食对举。《经》於九府既云敛财贿，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九赋所以供九式，故九赋曰财贿，而九式曰财用。凡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资於穀者少，资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不过当关市之一赋，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资泉於邦、郊、甸、稍、县、都等，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恐终年常不给也。考《汉书·本纪》，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贾捐之传》：“民赋四十，丁男三岁一事。”是一岁每丁不过赋十三钱有奇。又《新论》：“汉宣以来，百姓赋钱，岁馀二十万，仅二百贯耳。”较之后代封椿、留州诸色目，不及万分之一。而周之九赋，视之亦云薄矣。乃苞袭宋人之说，犹以郑注“口率出泉”为厚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为之息。”苞以刘歆增窜此节，附会王莽，且谓《司市》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则有赊而无贷明矣。今考《周书·大匡解》曰：“赋洒其币，乡正保贷。”又《管子》：“发故屋，辟故窌，以假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是齐之家有贷，由於国有贷也。又《左氏传》：“齐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注》曰：“除逋责。”又成二年《传》亦曰：“楚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考责即是贷，故《小宰》曰：“听称责以传别。”郑《注》：“称责为贷予。”贾《疏》：“称责谓举责生子。於官於民，俱为称也。”故房玄龄注《管子》“责而食者几何家”，亦以责为出息也。然则贷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见於《小宰》，又见於《春秋传》、《管子》，而苞指为王莽创制，误矣。《管子·治国篇》曰：“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注》：“倍贷谓贷一还二。”此所谓横敛也。若以国服为之息，约所出不过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济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鲜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经》，不亦过乎？又《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苞亦指为刘歆之所窜。不知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通计之，则四十分而税六，犹是什一而少强耳。贾《疏》引《异义公羊》云：“什一据诸侯邦国，《载师》特据王畿。王畿税法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劳、远者逸故也。诸侯邦国无远近之差者，以其国地狭少，役赋事暇。”据此，则赋逾什一者止王畿内四百里。而通邦国万里计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贡》因九州差为九等，荆州田第八、赋第三，雍州田第一、赋第六。《通典》谓《禹贡》定税什一，而轻重有九等之不同。则知什一乃统九州计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礼义宗》谓税俱什一，而郊内、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诋《经》文，亦为勇於自信。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曹操复古九州以自广其封域，可因以议《禹贡》冀州失之过广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