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能买什么》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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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

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应当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money’s writ）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都应当首先承认下面两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碍。一个是市场观念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是在80年来市场失败最惨痛的后果面前亦复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公共话语中的怨怼和空泛。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不相关的。

第一个障碍很令人困惑。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此前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的做法（这种做法跨越政治范围盛行了30年）所作的一个道德裁定。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曾长期扮演市场必胜论信念的高级传教士；即便像他这样的人后来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态度”承认说，他对市场自我纠错力量的信心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是一份积极推广市场信念的英国杂志，它当时一期的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经济学教科书，标题则是“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最终走向了毁灭。其后想必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代，亦即一个重新追问市场信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证明，社会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所破坏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2011年，多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上，美国公众所谴责的更多的是联邦政府而非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其比率要高于2∶1

然而即便这样，它也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问题进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国所导致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却是茶党运动的兴起，然而茶党运动对政府的敌意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甚至都会使当年的罗纳德·里根深感汗颜。2011年秋天，“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抗议者们在美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大城市频频集会

这些抗议者们把他们的矛头直指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权力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在对政府采取紧急援助措施方面表达一种民粹式的愤慨。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其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仍在对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是现在的争论更多了一点党派色彩、更少了一些鼓舞或说服力而已。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能力代理公共善，或者说，没有能力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公民对这种政治体制越来越感到灰心，同时对政治的理想也日渐幻灭。

一个政治争辩主要由有线电视上的吵架比赛、广播讨论节目里党派性极强的谩骂和国会中意识形态性的扔食品大战所组成的时代里，很难想象人们会把一种关于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理性公共辩论视作评价生育、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资格以及其他物品的正确途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辩论是可能的，而且还会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发生机。

一些人认为我们所怨怼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道德信念：太多的人太过深切、太过固执地信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且还想把这些信念强加给所有其他人

我们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争辩，而恰恰是争辩得太少。我们的政治之所以过于激烈，实在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亦即缺少了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而且也未能关注人们所关切的那些重大问题。当代政治的道德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将“良善生活”的观念从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排挤出去。

当然，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当。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笔钱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购买一个肾脏，而另一个同意此桩买卖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那么经济学家问的唯一问题就是“多少钱”

市场不会指责这种做法，而且它们也不会对高尚的偏好与卑鄙的偏好加以区别。交易各方都会自己确定所交易的东西具有多大价值。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争论，加之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有能力确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以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展开这种辩论还会经由允许各种彼此冲突的良善生活观念进入公共场所而使我们的政治具有生机。再者，这些辩论又将如何展开呢？如果你认为买卖某些物品会腐蚀或贬低它们，那么你肯定会相信一些评价这些物品的方式要比其他方式更加适宜。腐蚀某种行为（例如父母身份或公民资格）的说法很难讲得通，除非你认为某些为人父母或者做一个公民的方式要比其他的方式更好

与此类似的道德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市场进行若干限制的理由。我们不允许父母贩卖他们的子女，或者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坦率地讲，就是道德判断。因为我们相信，售卖这些东西乃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他们/它们，而且还会形成不好的态度

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它要求我们在公共领域中一起来思考如何评价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善品。认为一种更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讨论（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会使人们对每个有争议的问题都达成共识，那是愚蠢的。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时，它也会使我们更加明白，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当我们考虑市场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华尔街的各大银行及其不计后果的行径，也会想到对冲基金、紧急援助和政府调控改革。但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道德挑战和政治挑战，却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平常的性质——也就是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范围。第1章　插队没人喜欢排队等候。有时候你可以花钱插队。人们很早就知道，在高档饭店里只要给领班塞一笔可观的小费，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时不用排队等候。这种小费有点儿像贿赂，因而只能悄悄地给。没有一家饭店会在窗户上贴出布告说，愿意给领班50美元的人可以立刻得到位子。然而，近年来，出售插队权利的现象已渐渐公开化，并且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

等候机场安检的长龙，使乘机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在蛇形长队后等候。购买了头等舱或者商务舱机票的人可以走优先通道，先行通过安检。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把这称为“快速通道”（Fast Track），而且这项服务还可以使多花钱的乘客在护照和移民检查点插队。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头等舱的机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开始为经济舱旅客提供购买插队特权的机会。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就会为你提供从丹佛到波士顿的优先登机权，此外还可以享受在安检点插队的特权。在英国伦敦，卢顿机场为乘客提供了一种更加实惠的快速通道选择方案：要么在长长的安检队列后面排队等候，要么掏3英镑（约合5美元）排到队伍的前面去。

评论家抱怨说，机场安检的快速通道不应当拿来出售。他们辩称道，安检是一项国防举措，而不是像飞机上的紧急门座位或者优先登机权那样的便利措施；所有乘客都应当平等承担让恐怖分子远离飞机的责任。航空公司则回应道，所有乘客都将接受同样严格的安检，只是等待的时间因乘客支付的费用不同而有所差异。

是否有一些东西是金钱能够买到但却不应当买的？让我们来考察一种能够买但它的买卖却会在道德上引起争议的物品，比如，人的肾脏。一些人为器官移植市场辩护，而另一些人则发现这种市场存在道德争议。如果购买肾脏是错误的，那么其问题并不会像诺贝尔奖那样：金钱会消解该物品的价值。假设肾脏移植很匹配，那么肾脏就会发挥功用，而与支付金钱无关。因此，为了确定肾脏是否应当拿来买卖，我们必须做一番道德探究。我们必须检视赞同或反对器官买卖行为的各方观点，并确定哪方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乍看起来，下述两类物品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区别：一类东西（如朋友和诺贝尔奖）是金钱不能买的，而另一类东西（如人的肾脏和孩子）是金钱能够买的，但在是否应当买卖上存有争议。然而，我建议，这二者的区别并没有乍看上去时那么清晰明确。如果我们审视得更仔细些，那么我们便可以洞见上述显见的情形（即购买朋友和诺贝尔奖）与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即购买人的肾脏和孩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上述显见的情形中，金钱交易损毁了人们所购买的物品，而在上述存有争议的情形中，物品会在买卖后得以存续，但结果却有可能遭到贬损、腐蚀或减少。

但是，一些观察家仍对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它腐蚀了健全的公民习惯。一位评论家写道：“过去，所有去主题公园度假的家庭都会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队等候，而现在，对大家一视同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趣的是，游乐场常常会掩饰它们所出售的特权。为了避免激怒普通游客，一些游乐场会领着他们的贵宾级客户从后门或者边门进去；另一些游乐场则会派专人护送他们去插队。这种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进行，表明了即使在游乐场里，花钱插队也是有悖于这样一种理念的，即公平意味着排队等候。但是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的售票网站却没有这么躲躲闪闪，它公开兜售价值149美元的队伍前面通行证：“凭此证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去，优先享受或观赏所有的游乐项目、表演和景点。

赞同市场伦理压倒排队伦理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尊重个人自由的观点，另一个是关于福利或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观点。

罚金所表达的是道德上的责难，而费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断的价格。

经济学家不喜欢送礼。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学家很难把送礼视作一种理性的社会惯例。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相比送礼直接给现金来得更好。如果你设想人们一般都了解自己的偏好，而且送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高兴，那么给钱就是最好的方式。即使你品味高雅，你的朋友也可能不喜欢你挑选的领带或项链。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要最大化你的礼物给人的好处，那么你就不要买礼物，只要把你本来买礼物所要花费的钱给他就可以了。你的朋友或心爱的人或者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你原本打算买的物品，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可以拿你给的钱去买某种会给他带去更大愉悦的物品。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市场把它的手向非经济生活领域伸得越深，市场与道德问题就纠缠得越紧。

曼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送礼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模式——这是一个意指用市场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术语。比如，一家拥有高质量产品的公司花费巨额费用来做广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直接游说顾客购买其产品，而且也是在向他们“发送信号”：负担代价高昂的广告意味着该公司对其产品质量有足够的自信。而曼昆的言下之意是，送礼也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发送信号。一个为送给女朋友礼物而精心琢磨的男人“心里有一则私密信息，即他的女朋友想知道：他是否真的爱她？为她挑选一件好的礼物是他爱女朋友的一个信号”。既然挑选礼物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么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乃是他“传递他爱女朋友这一私密信息”的一种方式。

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由于市场价格既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又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所以它们并不是完整衡量谁最珍视某个特定物品的指标。

把参加国会听证会这件事情变成一种可售商品，是对国会的侮辱和贬低。

腐败还有一种更为宽泛的含义：就一个物品、一个行动或一种社会惯例而言，当我们根据一种比适合它的规范更低的规范来对待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对它进行腐蚀。

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

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

经济学家往往假定，市场并不会触及或腐蚀它们所调节的那些物品。但这并非事实真相。市场把它们的印记镌刻在社会规范之上。市场激励措施往往会侵蚀或排挤掉非市场激励措施。

，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人们把罚金视作一种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鄙视罚金所表达的那些规范。

我还有幸与哈佛的同事就一些与本书相关的主题开设过合作课程。2005年春季，我与劳伦斯·萨默斯合作开设了一门本科课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

为此我要感谢他们两位，当然我还要感谢戴维·格鲁瓦尔（David Grewal），他当时还是一名政治理论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耶鲁法学院的一颗学术新星

2008年春季，我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从天主教鲁汶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到哈佛访学的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一道，开设了“伦理学、经济学和市场”这门研究生课程。尽管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大体相似，然而对市场的观点却存在巨大分歧

当市场压力给出版业笼罩上厚厚的阴影时，“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的出版人将出版书籍视为一种事业，而非一种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