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考证史实，澄清了有清以来民间野史中盛传已久的三大疑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本书特色

孟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著述甚多，影响颇大。孟先生的这部小书《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爬梳史料，考证史实，澄清了有清以来民间野史中盛传已久的三大疑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近二十年来影响人们视听的以清史为题材的小说、电视剧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对读者了解清代的历史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前言

编辑弁言孟森先生，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县人，生前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多年，于1937年病逝，年70岁。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著述甚多，影响颇大。近些年，孟先生的(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心史丛刊》等著作，先后得以重印，足证孟先生的著作，后人是十分推崇的。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孟先生的一部小书《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这部书出版于1935年，因时间久远，加之流布不广，年青的读者很少有机会读到此书。之所以重印此书，出于两种因由：其一，孟先生这部著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爬梳史料，考证史实，澄清了有清以来民间野史中盛传已久的三大疑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二，近二十年来影响人们视听的以清史为题材的小说、电视剧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对读者了解清代的历史或许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作为文艺作品，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清史的读者，研读一下孟森先生的这部著作，肯定是有所收益的。早在六十多年前，孟先生在《心史丛刊》序言中就指出：“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读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禁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弛禁以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要“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耳”。他的治学态度是极为严肃的，真正做到了“盖无一事敢为无据之言，此可以质诸当世者也”。读完此书，我们会更体会到孟先生对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孟森先生对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止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可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见本书第58页)我们认为，孟先生的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此次重印，主要依据初版本，参校了收入其他文集中的有关章节。对孟先生文中用字，虽有疑问者，未得确证，不敢擅改。此外，统一规范了标点符号，用简体字模排印制，以便年青读者阅读。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目录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节选

若以“皇父”之称为下嫁之一证，则既令天下易尊称，必非有所顾忌不欲人知之事。诚应如苍水诗，春官进大礼仪注，甚且有覃恩肆赦，以志庆幸，使皇帝由无父而有父，岂不更较大婚及诞生皇子等庆典为郑重乎?故必觅得当时公平之记载，不参谤毁之成见者，乃可为据。苍水自必有成见。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致挥洒，不负传信之责，与吾辈今日之考订清史不同。今日若不得确据，虽别有私家记述，言与苍水合，犹当辨其有无谤书性质，而后定其去取。况并无一字可据，仅凭口耳相传，直至改革以后，随排满之思潮以俱出者，岂可阑人补史之文耶?
蒋氏《东华录》所据之旧实录，所载摄政王事实，为王录所无者极多。“皇父”之来历，蒋录有之。清主中原，用郊祀大礼，以效汉法，乃始于／顷治五年。此两实录所录同也。是年冬至郊天，奉太祖配，追崇四庙加尊号，覃恩大赦，即加“皇叔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盖为覃恩事项之首，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张苍水身在敌国，想因此传闻，兼挟仇意，乃作太后大婚之诗。所起人疑者，尤在清世屡改实录。王氏《东华录》于／顷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则云：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部院诸大臣集议具奏。以下不载议奏结果。盖王录详其改称之前，蒋录但举其改称之事，其实一事，而王录则讳言“皇父”属实，想系后改实录如此。王录所讳，不但“皇父”之称，凡摄政王之所享隆礼，皆为所削。如初薨之日，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八年正月，以追尊摄政睿亲王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拊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并载诏文。凡此皆为王录所无。则知后改实录，乃本其追夺以后之所存者存之，亦非专为皇父字而讳也。又蒋录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又云：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人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
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事?虽有可疑，亦未便泰甚其恶。
全国口传，惟曰太后下嫁，而文人学士则又多所牵涉，谓太后大婚典礼，当时由礼部撰定，礼部尚书为钱谦益，上表领衔，故高宗见而恨之，深斥谦益。至沈德潜选谦益诗冠《别裁集》之首，亦遭毁禁，而德潜以此得罪于身后。此说也，仍由苍水诗中春官进仪注而来，联想至钱谦益以实之。今考钱谦益之为礼部尚书，乃明弘光朝事。清初部院长官不用汉人，至顺治五年七月，乃设部院长官汉缺，其领衔尚不得由汉尚书。《世祖纪》五年秋七月丁丑，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馀祜、党崇雅、金之俊为六部尚书，徐起元为左都御史。而谦益之人清受官，据《贰臣传》，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巡按视其疾痊具奏。谦益之入朝仅此。
适之先生：
朝鲜之问皇父来由，实录载在顺治六年二月壬寅。金自点所答“曾问使臣”，其问使臣必非当日之事，或在其前有若干时日矣。今姑作为问在是年是日，则壬寅乃十三日，当是时摄政王方全掌国事，如以太后嫁彼为伦理上之污点而讳之，则必不以皇父之称诏示天下。至势力名分之不应亵渎太后，当时本非摄政王所虑也。既以皇父之称诏天下，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异，则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而后知有其实故据其名。因其公然称皇父，必不讳太后下嫁。惟其无下嫁之事，则坦然称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则亦无嫌，故有皇父之称。即事实只有两途：一则太后实行下嫁，一则非但不下嫁，并无不可告人之暧昧情事。若云下敕，而在中国则后来讳之，朝鲜或实录失载，但其君臣有此讨论，则敕书可决其无有。使臣知为国讳，必有摄政王死后，朝局将翻之日。摄政王之死在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其时世祖之举哀行礼固未尝不用帝崩之仪注也。是月二十五日甲辰，尊故摄政王为懋德道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
帝，庙号成宗。八年正月十九日丁卯，成宗义皇帝拊太庙。二月十五日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故摄政王多尔衮逆节。二十一日己亥，暴多尔衮罪于中外，削其尊号及母妻追封，撤庙享。故朝事之反覆，始于八年二月十五，即云摄政死而朝局必翻，使臣有先见，亦当讳于七年十二月初九以后。若在两年以前，国有大庆，太后大婚，使臣方负宣扬之责。若以为可讳，即清廷何必用公文称皇父?夫以国无明文之暧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辩证。但中苒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暖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暖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弟森拜上
廿八
吴诗又有《七夕感事》，程笺云：“题旨同前。”余亦以为不然，此自感己事耳。但因宫中事而感己之事，梅村于七夕之日，必有失一所眷者。故其诗云：
天上人间总玉京，今年牛女倍分明。画图红粉深宫恨，砧杵金闺瘴海情。南国绿珠辞故主，北邙黄鸟送倾城。凭君试问雕陵鹊，一种银河风浪生。
首并言天上人间，三天上，四人间，五六所感之本事。雕陵之樊，其鹊为人间之鹊，而风浪之生，则与银河为同类。天上之七夕，因故稽其美满，人间则绿珠已辞故主，黄鸟且从倾城，风浪均矣。
吴诗有《诗史有感》八首，程笺云：“与清凉山四首参看。”程亦但如叶菊裳所见，迷离惝恍而已，不能指其事也。今补释之。其诗曰：
弹罢熏弦便薤歌，南巡翻似为湘娥。当时早命云中驾，谁哭苍梧泪点多?
重璧台前八骏蹄，歌残黄竹日轮西。君王纵有长生术，忍向瑶池不并栖。
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恩深未敢前。谁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
茂陵芳草惜罗裙，青鸟殷勤日暮云。从此相如羞薄倖，锦衾长守卓文君。
玉靶轻弓月样开，六宫走动射雕才。黄山院里长生鹿，曾驾昭仪翠辇来。
为掣琼窗九子铃，君王晨起婕妤醒。长杨猎罢离宫闭，放去天边玉海青。
上林花落在芳尊，不死铅华只死恩。金屋有人空者大，任他无事拭啼痕。
铜雀空施六尺床，玉鱼银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
清世祖出家之说，世颇有传者。其时董鄂贵妃之故后承恩，具在《国史》。时人因董鄂之译音，定用此二字，遂颇用董氏故事影射之。陈迦陵之所谓董承娇女也，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之所谓千里草也。双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于疑似之间，强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于凡姓董之人中，牵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无逾于此。
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止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得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
董小宛之殁也，在顺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是为清太祖天命十年，国号后金，未定名为清也。越十四年，为明崇祯十一年戊寅，清太宗于是年之前一年改元崇德，始建国号曰清，于此为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戌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
陈其年《湖海楼诗·寿冒巢民先生七十》云：“先生庚子届五秩，我适来捧金屈卮。娄东作序字碗大，砑缭绫上蟠蛟螭。十年庚戌再祝嘏，合肥夫子为之词。花前秃笔扫屏嶂，酒痕墨渖交淋漓。今春庚申又七十，佳郎赌著斑斓嬉。”据此，则巢民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至顺治十七年庚子为五十，康熙九年庚戌为六十，康熙十九年庚申为七十也。庚申之前一年己未，为清代**次开鸿博科，其年以是年人翰林。巢民之五十寿言，出吴梅村手；六十寿言，出龚芝麓手；七十寿言，乃出其年手，正其年人翰林之次年也。梅村寿文，今见《集》中。巢民至八十三而终，八十寿言，出韩元少手，亦见《有怀堂集》。
由庚子上推顺治七年庚寅，为巢民之四十岁。巢民忆小宛之情词，具在《影梅庵忆语》。《忆语》云：“客春三月，欲长去盐官，访患难相恤诸友。至邗上，为同社所淹。时余正四十，诸名流咸为赋诗。龚奉常独谱姬始末，成数千言，《帝京篇》、《连昌宫》不足比拟。奉常云：‘子不自注，则余苦心不见，如“桃花瘦尽春酲面”七字，绾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两番光景，谁则知者?’余时应之，未即下笔”云云。又曰：“讵谓我侑卮之辞，乃姬誓墓之状耶?读余此杂述，当知诸公之诗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诗，盖至迟之今日，当以血泪和喻麋也。”云云。据此，则巢民之作《忆语》，在庚寅四十初度之明年，为顺治八年辛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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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弁言
孟森先生，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县人，生前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多年，于1937年病逝，年70岁。
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著述甚多，影响颇大。近些年，孟先生的(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心史丛刊》等著作，先后得以重印，足证孟先生的著作，后人是十分推崇的。
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孟先生的一部小书《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这部书出版于1935年，因时间久远，加之流布不广，年青的读者很少有机会读到此书。之所以重印此书，出于两种因由：其一，孟先生这部著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爬梳史料，考证史实，澄清了有清以来民间野史中盛传已久的三大疑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二，近二十年来影响人们视听的以清史为题材的小说、电视剧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对读者了解清代的历史或许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作为文艺作品，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清史的读者，研读一下孟森先生的这部著作，肯定是有所收益的。
早在六十多年前，孟先生在《心史丛刊》序言中就指出：“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读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禁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弛禁以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要“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耳”。他的治学态度是极为严肃的，真正做到了“盖无一事敢为无据之言，此可以质诸当世者也”。读完此书，我们会更体会到孟先生对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孟森先生对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止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可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见本书第58页)我们认为，孟先生的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此次重印，主要依据初版本，参校了收入其他文集中的有关章节。对孟先生文中用字，虽有疑问者，未得确证，不敢擅改。此外，统一规范了标点符号，用简体字模排印制，以便年青读者阅读。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作者简介

孟森（1868-1937）近代史学家。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曾任大学教授多年，并曾在报刊撰专论，评述时事。逝世前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教。专攻明清史研究，搜辑、考辨史料较富。所著有《明元清系通纪》、《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及讲义、论文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