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 内容简介

《1966-1976的地下文学》由杨健所著。文学——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文革”十年，文艺界一片萧杀。但是在地表的高压和萧杀下，却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包括红卫兵文艺、新诗歌运动、知情歌曲、知青文学、手抄本、民间口头文学等，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农村的谷场上，甚至是干校和监狱里，到处都有地下文学的声音。《1966-1976的地下文学》对“文革”十年的地下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原汁原味地呈现大动乱年月的民间文学思潮。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本书特色

《1966-1976的地下文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1966-1976的地下文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1966-1976的地下文学1966-1976的地下文学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一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一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一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禁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情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毛泽东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言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情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专制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言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目录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节选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相关资料

四十年过去了，读杨健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回头遥望那个年代，重温那些熟悉的名字，过去的岁月迎面而来。“文革”中，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生命轨迹能给当下的年轻朋友提供一种参照。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
中国当代史中从来不缺乏真相，但探究真相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本书之价值不仅在于揭示“文革”地下文学的真相，因此具有拓荒的意义，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向，即真相在于“地下”，真相在于“民间”。这一种方法论即使在本书出版2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

1966-1976的地下文学 作者简介

杨健，男，195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工人出版社，200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口述初录，合作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还著有编剧写作教材“剧本写作初级教程”（合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