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本书特色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由姚春敏编著。《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简介：无庙不成村，庙宇是清代华北乡村常见的公共建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华北乡村庙宇的研究，多集中于庙宇建筑和与庙宇相关的民间信仰，成就斐然。然仅此尚未充分揭示乡村庙宇在乡村社会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及乡村庙宇与左右乡村社会运行之社会组织的关系。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书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历史素材，对山西泽州乡村庙宇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山西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包括形成原因、认定标准、发展源流、主神选择、功能特色等)、山西泽州乡村依托“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社”(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泽州乡村庙宇可分村外庙宇和村内庙宇。其中，村外庙宇又分远离村落的庙宇及两村乃至数村之间的村际庙宇；而村内庙宇是透视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也是本书考察研究的重点。村内庙宇中，社庙规模*大、祀神*全，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乡民春祈秋报的中心，也是清代泽州乡村社会*重要的自治组织——“社”所依托的载体。“社”，*早的记载源于唐宋。金元之后，“社”从宗教组织开始向地方自治组织过渡。从碑刻可知，清嘉庆、道光之后，泽州95％的乡村，都以“社”作为地方自治组织形式。“社”利用官府的行政命令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官府也试图将“社”改造成为它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社”成为乡村庙宇的实际掌控者。僧侣渐从庙宇掌管者变为“社”的雇工，清末几乎完全离开了乡村庙宇，这一趋势使得乡村庙宇的宗教性日益降低，依托乡村庙宇的“社”，实际控制着泽州基层社会的运行。此“社”与彼“社”的界限——社界，一般由河流、山脉、道路、树木、庙宇等区分。泽州碑刻特别是嘉庆、道光之后的碑刻，非常强调社界，这主要是因为泽州多山。富含煤、铁、森林资源，明确社界就是明确了“社”的资源范围。“社”，不是一些学者误认的临时组织，而是泽州乡村中具有持续数百年严格社首轮换制度的常设组织。社首基本上由社众选举产生，身份比较复杂，有相当部分属下层士绅。“社”，对村落实行全方位管理：处理民事纠纷、组织巡田、惩戒偷盗者、管理公产等日常事务，还主持祈雨、修庙等全村性信仰活动。“社”日常运行所需费用——社费，按“社”内人丁与地产多寡征收。“社”与“社”之间的交往，主要借迎神与祈雨。前者每年至少举办两次，后者不定时，三五年至十余年不等。迎神祈雨仪式本身即集中体现了“社”对聚落的管理，跨村际的仪式又同时能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社”在社际交往中的权力斗争。清末民初后，随着新政的实施以及拆庙兴学运动的兴起，“社”失去了载体和生长的土壤，逐渐退出了泽州基层社会的舞台。清代泽州还有另外一种乡村社会组织“会”。“会”，依托社庙以外的其他庙宇，与“社”相比，“会”的组成基于自愿，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地缘组织，有时也是业缘和血缘组织。一些“会”作为“社”的分支，从属于“社”；一些“会”跨越村界甚至县界、府界，势力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内容简介

本书选择山西泽州为标本，以散落于泽州各个村落、散见于方志文集等各种史料中的5000余通碑刻为基本历史素材，对山西泽州乡村庙宇在时间空间中的分布、山西泽州乡村庙宇中的“社庙”（包括形成原因、认定标准、发展源流、主神选择、功能特色等）、山西泽州乡村依托“社庙”的乡村社会组织“社”（包括社界、构成、功能、活动方式、与官府及他社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本研究将首次揭示清代村社组织内部的资金来源、流向及管理方式。伴随着“村社公产”的出现，清代中期产生了早期村社之间的界限，出现了村与村之间的空间争夺，标志着独立村社对自身认同的开始，这一论断对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中国村落认同近代说理论提出质疑。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研究旨在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 分析历史现状，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乡村史研究发展。本研究所揭示的清代乡村如何实现自治，如何管理村社公共财产对于今天的乡村自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目录

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 作者简介

姚春敏，山西人运城人，1972年11月生。先后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清代社会史。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