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 本书特色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是季老谈在北大教书和治学的事儿。季老在北大既荣耀过，又苦恼过，走过一条风雨路，他把60余年的生涯凝聚于笔端，写成文章，对一些深有感触的事情进行评说，读者从中可以窥测这位世纪老人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季老在北大，经历过千千万万的事---家事、国事和校事，事事牵动着他的心，倾注了他的情，读者的心也会随着他的情感的脉搏跳动，将那一篇篇美文细细地咀嚼和品味……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 内容简介

季羡林先生是一代大家，其一生治学和求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清华度过的，这4本专辑是《季羡林说 北大那些人》《季羡林说 北大那些事儿》《季羡林说 清华那些人》《季羡林说 清华那些事儿》，均以北大清华两校为切入点，选取特定的视角，通过世纪老人生动真实的回忆，追溯北大清华的流年岁月，描述风流韵事，月旦骚人墨客，进而唤起社会各界，尤其广大青年学子以及其他立志成才者对北大清华的了解和关注，使其“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鉴明利害”。总之，这4本专辑力求做到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浅近简约，通俗易懂，聚焦热点，针砭时弊，贴近广大读者尤其青年学生及其家长，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成为人手一册的“启蒙书”。值得收藏于书架案头释卷不缀。
这4本专辑本着绝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原则，一方面综合季老一生在北大清华的活动经历和特点，一方面查阅研读季老与此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忠实原著，切中主题，采用已被证明*受读者欢迎的季老知人论事、纵谈学苑风情的作品，全面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示他所亲历的北大清华的人和事儿，以使广大读者留下余思或反思，全面准确地评判和阐示季老的道德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大师风采且内心受益。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前言

为了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掘季羡林先生的精神财富，充分合理地掌握、利用和开发季老的文献资源，使之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编选了4本新的关于季老著作的专辑，即《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人》《季羡林说清华那些事儿》《季羡林说清华那些人》。这4本专辑再次向广大读者展示大师的独具魅力的风采，树立大师的不可磨灭的形象，从而对国家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总之，大师的资源共享，大师的资源乃天下之公器，应该适时无条件地将其回馈社会，以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双赢”。
季羡林先生一生治学和求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清华度过的，这4本专辑以两校为切入点，选取特定的视角，通过世纪老人生动真实的回忆，追溯北大清华的流年岁月，描述风流韵事，月旦骚人墨客，进而唤起社会各界，尤其广大青年学子以及其他立志成才者的关注，使其“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鉴明利害”。总之，这4本专辑力求做到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浅近简约，通俗易懂，聚焦热点，针砭时弊，贴近广大读者尤其青年学生及其家长，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成为人手一册的“启蒙书”。
本着绝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原则，这4本专辑综合分析季老一生在北大、清华的活动经历和特点，查阅研读季老与此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忠实原著，切中主题，采用已被证明*受读者欢迎的季老知人论事、纵谈学苑风情的作品，全面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示他所亲历的北大、清华的人和事儿，以使广大读者留下余思或反思，全面准确地评判和阐示季老的道德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大师的风采。
这4本专辑所选部分文章，比如，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与有关人士的谈话、答记者问、贺信、题词等，尚未见于已出版的季羡林著作，亦即首次公开选用和发表。
这4本专缉所节选的几部重要回忆文集，比如，《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学海泛槎》《病房杂记》等，曾为畅销书，具有自传性质，故事性强，史料价值高，既能突出主题思想，又能引起读者密切关注，备受欢迎。
下面，将本专辑的内容做以简单介绍：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是季老谈在北大教书和治学的事儿。季老在北大工作60余年，其中包括“文革”前的中青年阶段（1946—1965）、“文革”中倍受耻辱的阶段（1966—1976）、“文革”后十年的阳光灿烂阶段（1977—1986）、耄耋冲刺阶段（1987—1998）以及*后十年的满目青山夕照阳阶段（1999—2009）。其间，季老所亲历的事情看似平平常常，各个阶段又不相同，但由于他的职务和社会影响的原因，仍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专辑撷取*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季老的思想、认识和看法，比如他对北大的历史、传统、校风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透彻的分析和评论；对当前的教育现状和弊端，给予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等等。
季老在北大既荣耀过，又苦恼过，走过一条风雨路。对此，他凝聚于笔端，写成文章，对一些深有感触的事情进行评说，读者从中可以窥测这位世纪老人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当然，其中也许不尽符合某些“新新类”的口味，在他们看来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姑且作为一家之言，任由大家去评说吧！
总之，季老在北大60余年的生涯中，逢到过千千万万的事——家事、国事和校事，事事牵动着他的心，倾注了他的情，读者的心也会随着他的情感的脉搏跳动，将那一篇篇美文细细地咀嚼和品味……
在这4本季羡林专辑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由衷感谢季承先生的大力支持，亲自书面授权并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感谢金城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和高度重视，感谢为本书出版做出辛勤努力的所有朋友。
季老逝世后编选出版这样一部专辑，意义固然深远，但难度较大，而我们的能力又极为有限，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其中定有许多纰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教。
胡光利 姜永仁
2013年11月1日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 目录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 节选

我看北大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今年也达到八十七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出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在现在的北大中，像我这样的“老北大”已寥若晨星了。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这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也许是出于一种偶合，北大几乎与20世纪同寿。在过去一百年中，时间斗换星移，世事沧海桑田，在中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随顺时势，不得不变。然而，我认为，其中却有不变者在，即北大对中国文化所必须担负的责任。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表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我所谓“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但是狭义的文化，据一般人的理解，则往往只限于与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所涵盖的范围有关的东西。而在北大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这三个系，尽管名称有过改变，却始终是北大的重点。从**任校长严复开始，中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代校长）、汤用彤（校委会主席）等等，都与这三个系有关。至于在过去一百年中，这三个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响的人物，灿如列星，不可胜数，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高潮。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化学术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响，深远广被，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高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像，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在文化方面，我们中华民族除了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几乎是处处有特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书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等等，等等，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这个道理也是极浅的，一看就能明白。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文化，对内我们要弘扬的。
除了对国内弘扬，我们还有对国外弘扬的责任和义务。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在文化的给予方面，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吝惜的。现在国外那一些懵懵懂懂的“天之骄子”们，还在自我欣赏。我们过去曾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还将要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觉悟过来而由衷地感谢我们的。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这一点恐怕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今天，在对内弘扬和对外弘扬方面，责任落在所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教员和学生的肩上，北大以其过去的传统，更应当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专就北大本身来讲，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更是任重道远，责无旁贷。我希望而且也相信，这三个系的师生能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重担。陈寅恪先生的诗曰“吾侪所学关天意”，可以移来相赠。我希望国家教委和北大党政领导在待遇方面多向这三个系倾斜一些，平均主义不是办学的*好方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北大只有这三个系有责任，其他各系都可以袖手旁观。否，否，我决无此意。弘扬、传承文化是大家共有的责任。而且学科与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变得不泾渭分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现象越来越明显。其他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各系，都是有责任的。其他各大学以及科学研究机构，也都是有责任的。惟愿我们能众志成城，共襄盛举，振文化之天声，播福祉于寰宇，跂予望之矣。
1997年12月12日
我和北大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明年也达到八十七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选远超过前者。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怡悦之感，油然而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问题是我必须答复的。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有人主张，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还不是为了爱国？不爱国，革命干吗呢？历史上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应该排除在“革命”之外。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么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称呼，因国而异。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后来大学兴起，才接过了一些传承的责任。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踞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寺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士、农、工、商是社会上主要阶层，而士则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高踞首位。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婆罗门和士的地位，都是他们自定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全是这样，而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也是不行的。
婆罗门、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本钱就是知识，而文化与知识又是分不开的。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代，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我在上面详细论证的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前面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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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儿 作者简介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