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世界 内容简介

曹聚仁在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时期；在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曾主编《浙江新潮》。到上海后创办沧笙公学，于《觉悟》上长期撰稿，与柳亚子等人成立“新南社”，并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八 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曾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后受邀到香港《星岛日报》。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与商务印刷馆的王云五先生会晤，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在此期间，曾担任国共特使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
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
这本自传出自大家手笔，文风朴实，娓娓道来，优美流畅，真实可感。虽是个人人生记录，但因其独特的经历和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宏阔的历史风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因而具有其他类作品无可比拟的特殊魅力。

我与我的世界 本书特色

《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按“传记文学”自觉经营，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它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从金华童年的”神道黄昏”，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从“国学”和“文坛”，到“我与鲁迅”和“文白论战”，从上海春秋、报刊生涯，到抗战军兴、执笔从戎；不但阅历丰富、见识繁多，而且他颇想勾画出那一时代的生活轮廓及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较更重一些”。正因如此，才是一本既有史料价值，又具文学可读性的大家作品。

我与我的世界 目录

我与我的世界 节选

一 我的自剖英国哲人休谟，他写自传，一开头就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我呢，也不想多说自己的事，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的生活。我们所处的时代太伟大了，过去半个世纪，真的比以往十个世纪还要复杂，宇宙越来越大，我们知道以往想象中的天河，有八百万光年那么宽，地球便越来越小。我们的世界，就是矛盾加上矛盾的一串，因此，我要写起来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了。二十年前，我曾经引用了当代大哲人罗曼·罗兰勾画米开朗琪罗的话，作为自己的考语：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这还算不了什么，*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我虽非完全是米开朗琪罗型的人物，但我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我是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是他的叛徒；优柔寡断，赋性怯懦。那时，我刚从上海南来，候鸟似的停留在小岛上，我曾经写过南来篇，一位朋友提醒了我：“你是五十之年的人了！”我瞿然自惊，对镜自照，白发半头，真的五十之年了。吾家子桓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年行已老大，但未白头耳。”像我这样一个半百的人，难怪满怀都是萧索的秋天气象了。那位朋友，随又分析我的心境，说是“由于精神上的衰老，所以保守持重，没有先前那样的锋芒了”。这可以说是知己之言。我记得有一年夏天，那时，还只有三十六岁，和珂云旅居余姚，看见一群青年学生，在旅社客厅上高声唱抗战的歌曲。我便走了过去，想跟着他们一同唱几句；哪知，我一走近，他们都停声了。他们对我格外表示尊敬，我和他们的距离便格外远了。一时凄然之感如箭刺，人到中年，便不复能混在青年群中散步了。照说，五十岁之人，已不必存过多的希望了；那时，把报纸上的小广告看看，只有看门打更的职务还可以做得；到了今天，连看更的事，也不会轮到我们了。假使“时代”吩咐我说：“你倒下去，你填到沟坑中去。”我决无二言，会默默地填到沟坑中去的。我决不想做时代的绊脚石，我又记得就在余姚小住的日子，友人某兄，邀我吃午饭，饭后，忽有一年轻人叫工友来邀我去；他“教训”我道：“你是领导青年的，不要随便吃别人的饭，不要和别人去应酬！”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我自己想想，从来不想领导青年呀！三十以后，我时常浮着罗亭的影子（罗亭，屠格涅夫的小说中人物），当罗亭离开娜泰雅时写给她的信中说：“大可异的，凡近于滑稽的是我的命运，我想献出我自己，切望地，整个地，为了某种事业，而我不能献出我自己。我将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或别的，把自己牺牲作为了结。可怜，我所能反省的，也是如此。”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你总是脱不了罗亭的影子！”我承认他的说法，不过我们眼前这一群人，又有谁能脱开罗亭的影子呢？那位日本社会主义大师河上肇，他坐满了刑期，从狱中出来了。他对新闻记者们说：“力量微弱的我，在暮年已迫的今日，早已不堪再走荆棘的路，我想我是完成了作为学者的任务的人，今后将完全过隐居的生活。现在成为一退出战斗场的老废兵的我，所希望的，是如何地不妨碍人类进步的前提下，躲在社会的某一隅作极安静之呼吸，了事。”作为思想战士的他，对于政治斗争的厌倦，不也正和我一样吗？我们这一群，又有谁不受着社会环境的窒塞，愿意躲在某一角落上，作极安静之呼吸呢？诗人亚诺德，曾有过一首诗，说到一只被捕了的鹳鸟，到了秋天，看见它的伙伴，从它的头上飞过，它的心就是那么地不安，那诗句是：正如一头被顽童们所捕获的鹳鸟，系在空庭中；在秋天，看见若干群，它的同类者飞过它的头上，到那保有日光的温暖的陆地和海岸上去，他挣扎着要脱离它的被系处，和它们一同飞行，跟着它们长鸣诉怨！生物学家解释这种不安定的心绪，说：这是动物的本能，肉体上的桎梏，迫使那只鹳鸟那么烦乱不安定；政治的锁链桎梏了我们的心灵，谁又不激起灵魂上的扰乱呢？《诗·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心灵大受了桎梏，直率的繁感的人们，大概是愤怒着活不下去，于是便成为殉教者而被杀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自己麻醉着自己，活活地挨着过活，阮嗣宗一醉数十日，对穷途则痛哭，走这样迂曲的路以达到苟全的目的，他实在是可怜的。我且抄一段三十多年前，我写给一位知心人的信：我在这儿反省，我的灵魂为什么这样怯弱呢？假使说人生只是一种累积的梦，我不妨先谈谈我祖先的故事吧：当太平军从浙东退去，我们那个小村庄，人和房子都烧光了杀完了，只留下了一个寡了的曾祖母，孤了的祖父，她们母子俩是在对这个乞怜对那个下跪，含忍着活下来的。这历程把先父锻炼成一副铜铁般坚强的意志。他一生对恶势力绝对反抗，永远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但他把那坚强意志带回坟墓中去，留在我的躯壳里，只有怯弱影子；出了气的烧酒似的，一点也没有性子了！依旧回到二十年前去，那时，南来之初，恰成为众矢之的。一家报社的资料室中，G小姐替我剪存了八百多篇批评我的文字。那时我却说：“我这个中年人，虽不算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实在是爬格子，像是贫血的奶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许多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及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哪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这是我走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从？简直无法去肯定。在二十年后的今日，我是乐观，这是毛泽东主席所推动的舵向，我也记起了鲁迅于惶惑以后所说的那句话：‘失望之为虚妄，有如希望。’”究竟余姚朋友请我吃饭，我该不该吃？我的想法并不和那位年轻人想法相同。假如年轻人在今日，他自己又该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有一点肯定了的态度，即是从来不想领导别人，却也不受别人的领导；语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吾其为绝物乎！五十年来，和我同一辈的朋友，升沉穷达，变化很多，由于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各人翻各人的筋斗，拆穿来看，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个社会革命的领袖，他是我同窠的小鸟，他殉难时，在遗书中说：我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历风波，造成这样浓厚的虚无色彩，多么可以伤心呀！知识分子比一般人多些知识，时常要多想一点；世间百凡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并进？各党各派，为什么不可以并行不悖？一投入政治的旋涡，为什么非你刀我枪，拼个死活不可？拼个死活，抹杀了理性，只凭兽性的冲动？这都是我们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正如萧伯纳所写的，肚子饿了的恺撒，也就是一个常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境，和今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德国有一位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对他的外国朋友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事事可以用情感讲得通，人人都是可爱的，而且无时不想帮助别人。但是，事实呢，没有一个人得到我的帮忙，如今连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了。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了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我这一生是命运注定的了，但，想不到社会民主党也沦落到我这般地步。回想她十年前是如何煊耀一时，竟像是我回想我儿时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这些话，在今日，不也同样响在我们的心头吗？四 初试云雨情我是早慧的，因此，我的性知识，也是早熟的；但，究竟早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本糊涂账。先父很早在那儿教导我们：天理人欲，明天理，遏人欲，所谓圣贤，都是有这种遏欲功夫。他对我讲解《近思录》，就是这么说的。天理究竟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至于人欲呢，那也是摸不着头脑的；我只知《朱子小学》**卷，就引用了《礼记》上的话，说是七岁男女不同席；大概古人以为男女性知识，到了七八岁，就开窍了。（性心理学家以为性的启蒙，比古人所说的，还要早一点。）大概七八岁以后，我就知道要娶老婆了；为什么要娶？我也不明白。不过年轻同学中，娶了童养媳的颇有其人；童养媳的年纪总比他们大了几岁。年长的逗着我们说要娶亲了，我心中明白，这回事是免不了的，圣人也说婚嫁是人生的大事。究竟谁将嫁给我呢？蒋畈这一三家村，并无几个女孩子，所以说来说去总是育才小学的女同学。其中有两位女生，她们的父亲，都是先父的至友，而她们又和我同年。我和W相处得很好，却冷厌那姓N的；但G的父亲，却把我看作是未来的女婿。（后来G父遗嘱托孤，要先父把G看作自己的媳妇。）W的父亲也心中作了准，连W也把我当作预定的丈夫。十岁那年，我和W一直同衾共枕，床的那一头，便是我的母亲；妈妈当时想不到我们这两个小鬼已经懂得作怪了。有一天将近黎明，妈妈先起床下厨去了，我俩偎依着谈笑甚欢。她忽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爸爸要把我嫁给你的，我俩是夫妻呀！”我问她：“夫妻又怎么样呢？”于是，她就把她所偷看来的“行周公之礼”的事告诉了我。那是她看见了她哥哥跟邻家少女所作所为，记在心头，依她所了解，总是一件顶有趣的事。她忽然建议：“我俩既然是夫妻了，又何不试试看？”我那时就告诉她以书本上的知识；因为我刚偷开一位亲戚的书橱，看到了几种描写色情的小说（后来才知道是*有名的色情小说），把书上的动作形容给她听。她听得很入神，叫我依样画葫芦，尝试着做一回。哪知两小虽有一肚子性知识，毕竟行不了周公之礼，贴身亲热了老半天，还是废然而止。她说她下回看清了再告诉我。其后不久，放年假了，她回家乡去了。其明年，我进了中学，到金华去了。又明年，她便夭亡了。我从金华回家乡，绕道经过她的家中，我特地到她墓前去凭吊，对着一堆土丘，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她是一心要做我的妻子，把灵魂肉体都献给我的。十三岁那年，我进了金华中学（那时，还是四年制的中学），离开了先父那条理学的索子，就可以胡天胡地，无所不为了。我从十一岁起专找色情的小说来看，除了《红楼梦》、《金瓶梅》，几乎都找来看过了。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也是一种色情狂，但对于好奇的我，已够满足了。在理学空气中，我们是用意淫来满足自己的。我只知道男女相偎依，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夏娃和亚当，为什么要吞下禁果？食色性也，究竟应当禁欲或是导欲？这都是圣人的事，跟我们小孩子是不相干的。（圣人主张导欲，遏欲乃是宋明理学家的事。）有一回，我和邻家女一同在山谷间放牛，彼此偎依着，恋恋不忍舍。要不是第二天我出门读书，她一定可以启发我，一同吃下禁果了。我和她也是同年，她似乎比W小姐成熟得多。我们乡间，流行一个谜语。谜面的字句很色情，说是：“肚皮对肚皮，肚脐对肚脐，当中流出来的白雪雪。”谜底，乃是“磨豆腐”，并不色情。这谜语对于我，富有暗示性，让我明白男女私情，会有这样的结局的。那时，有一位以老实著名的C表兄，他有一天偷偷告诉我以男女三部曲，正和这谜语所说的差不多。我年轻不懂事，老老实实对大家这么说了。大家都在笑我，我就老实指出是C表兄说的，他却赖着不肯承认，倒变成了我的笑话。我过后想想，此中大有文章，男女私情，一定如此如此的。我一进了金华中学，那些无法无天的小伙子，正当二十来岁的壮年，什么话不敢说？什么样事不敢做？就把我这个不够成年的“排尾”，教得什么都懂了。他们是时常半公开地实行那种“自慰”的。我也好奇心重学着样子做。这一来，却吓昏了我，我勉强完成一场“自慰”，立刻晕过去了。那份痛楚的反应，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实在太年轻了，不过，我爱慕异性的心理，就在那几年活跃得很，有时近于燃烧，几乎胸口都要爆炸了。年长的同乡同学，他们每逢假期，总是到醋坊巷一家人家去打牌；那家只有女主人，原是张弓的外室；张弓，他是参加光复会的革命党，辛亥革命成功，他在金华搅独立，后来给枪毙了，和王金发一样的收场。这位小寡妇，三十来岁，她丰韵很好，就靠帮会中人来帮闲过活。进入她的闺中去的，都跟她打得火热。她总是满面春风，跟谁都是笑嘻嘻的。我看他们都对她动手动脚，向她去进袭；她只是娇骂一声，不以为忤。我依靠在她的胸前，也向她袭击一下，她也只是在我头上打了一下，骂我一声“小鬼头”。这声小鬼头，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那晚，我回到宿舍去，仿佛阿Q回到了土谷祠，有些飘飘乎也。不过，也颇有些悲哀，因为在她心头，我只是一个“小鬼头”。先父当年曾讥刺官场中人，在茭白船吃花酒，给姑娘们打了一下，还是哈哈大笑，得意万分。我虽不敢批评先父的说法，但给女人打一下，骂一声，确乎有说不尽的妙处。至于那位在风尘中惯了的少妇人，她一定想不到我这个小鬼头，暗中在痴恋她的。我在金华中学那一年半中的不长进生活，倒把我陶化得成熟了。十四岁那年夏天，给金华中学除了名，垂头丧气回家中去，“天才”的地位，一落千丈，先父伤心透了，我倒满不在乎。至亲好友，都在暗中笑我，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他们也觉得我这位“神童”，到金华去翻了这一筋斗，简直不成器了。那几位准备做我妻子的女同学，也都不再提起了。只有那G姓的小姐，她的父亲还是期望着我，要结这一门亲事；可是我对G，还是冷淡得很！那一时期，我的数学颇有进步，文章却并不怎么开朗。脑子里，觉得世间什么都是空虚的，只有女人才是实际的。我当然不敢向先父要求娶媳妇；我已经被中学开除，凭什么再向人家去求亲。而且，我急于要找一个睡在一起的女人。退而求其次，就向一位比我小几个月的邻女求欢。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男女之间要发生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一邻女，她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少女；她的母亲，也颇赞成我和她女儿结私情；但我们不能完成好事，她也是爱莫能助的。哪知这位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只过了一年半，她十五岁了，就成熟过头了。她自己来迁就我的时候，她是什么都懂得。显得我这个男孩子太没有热力了。她是一团火，够得把我整个儿融化掉。其明年，她就上市墟去了，做了酒家女，成为我们乡间有名的风尘女孩子；而我又装成道学家模样，敬鬼神而远之了。这样飞絮乱飘的情怀，直到我十五岁那年，才有了一个偶然的着落。那年春天，我随大嫂到城中S家去主办一家家塾小学。S家是城中大粮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义女是长姊，已经出嫁了），她叫如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没读书，并不识字。为了要入学开蒙，要我做她的义务教师，她是我的唯一学生。她每天要我替她把着手来写字，两人就偎依在一起。有时，她故意写错几个字，换过几张纸，拉长这互相偎依的时间。她那双脚，裹得很小，我忽然觉得小脚太美丽了，连先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主张女人放脚的口号都抛开了。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裹脚，就让我紧紧握着。她一脸通红，对我只是微笑。她虽说比我长了一岁，但男女之间的事，总得男的积极一点才行。我呢，忽然想到了先父的教训，就只偎依了一回，便一笑而出了。我俩这样痴迷了一个多月，晴天霹雳似的，先父要我回家准备功课，下杭州去应试了。我就是那么丧魂失魄地过了几个月，直到离开家乡，才清醒过来。那年秋间，我在杭州投考清华大学幼年班，虽是考不取，却在杭州住了一个月；抽点闲钱买小说看，才看到了《红楼梦》。贾宝玉是在梦中和秦可卿初试云雨情的：“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怀整衣。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刚伸手去大腿处，只觉冰冷黏湿的一片，吓得忙退回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了脸，把她的手一捻。袭人本是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省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不觉把个粉脸的飞红。”我是和他一样年纪，做了几场高唐之梦，却半点也没有着落，想起来竟是十分可笑！在这儿，我并非谈什么风流韵事，而是一个理学家的儿子，对于男女私情这件事，究竟该怎么说，一直没个结论。现在伦理学家说：“性，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乃是非道德的。”二六 五四运动来了一九一八年秋，我从家乡到兰溪，乘公司船下杭州，一上船，便看到施存统兄（施复亮）在对舱。施兄也是一师同学，比我低一年，也是单不庵师的入室弟子，笃信程朱理学的。（有人以为存统兄是中国社会革命的老前辈，而我呢，说是和存统相识，不免有点高攀云云；我也不知怎么说才是。）他家乡在金华东乡，施宅和我家相距只有二十五华里，还带点远亲呢。船行三日，我们接席倾谈，当然无所不谈。我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如吴虞所主张的只手打孔家店，在旧士大夫眼前，真是大胆妄为，大逆不道。我问他：“存统，我们的单老师看了，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他说：“单老师，也未必会反对的！《新青年》中的写稿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先生，他还是北大的教务长呢！”这便是五四运动的风信旗，《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纪程碑。施存统呢，五十年前，乃是国人皆得诛之的叛徒，一个赫赫有名的新闻人物。一九一九年五月，那便是“五四运动”的主潮日子，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丧权，北京各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这是一场爱国运动。但，五四运动乃是新文化运动，也是新文学运动，又是新社会运动，这是民族觉醒的大运动。（于今，日本及欧美各国发生了学生运动，人皆称之为×记五四运动。）我只记得杜威博士来华讲学，上一天刚到了杭州，预定五月五日作连续性学术讲演，还决定请蒋梦麟博士担任翻译。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电讯传来，蒋氏立即北归，翻译工作改请郑晓沧先生担任，其后一个月，罢课罢工罢市狂潮遍及全国，北京政府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就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国运动，仿佛告一段落了。新文化运动，就此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为反封建的主潮。这一狂潮，冲开了贡院前的大门；一师学生便投入社会运动中去，和革命主流结合起来。我回到了一师，校中一切如常，单师果然对《新青年》的急进主张并不反对。可是校外年轻人，正在响应《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倾向，主张“废孔”、“废除旧家庭”，迎接“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在阮家组织了浙江新潮社，发行周刊。（清末，浙江革命党人孙翼中、蒋智由、蒋百里曾在日本东京创办《浙江潮》，他们乃以“浙江新潮”命名。）阮氏兄弟而外，工专则有沈端先，一师则有黄宗范，一中则有查猛济诸氏。他们只是一群年轻人，只是向往着光明，至于革命航向如何，如何组织群众，唤起群众，都没有什么定见。大体说来，也只是《新青年》的应声者，唯一在积极试行的，便是抛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我们所向往的，乃是胡适之的八不主义和他的《尝试集》一体的新诗。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新青年》才开始用白话文来刊载，鲁迅也开始他的**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了、吗、呢”的文字，才把旧社会士大夫吓住了！早从《非孝》识经公，众议纷纷撼学宫；论定盖棺离乱日，寒松终不负初衷。——郁达夫：《题经子渊画松图》往者，从朋友处看到一幅经子渊师的《画松》，上有郁达夫兄的题诗，其一首如上引。郁兄在诗尾自注中，说及经校长以《非孝》为当局所撤职，语焉不详。《非孝》问题，乃是五四时代在杭州爆出来的一件大事。这篇文章刊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施存统兄所写，跟经校长毫不相干。可是，存统系一师学生，浙江省当局便据此撤了经校长的职，闹成了留经大运动。浙江省议会据此对一师作全面攻击，把经校长当作洪水猛兽看待。当时，攻击经校长的，列举了四大罪状：1.废孔、2.非孝、3.公妻、4.共产。其实，一师于五四运动之后，“废孔”则有之。废孔者，即是废除月初祭拜孔圣的仪式，至于把孔圣的神位从礼堂神座中搬开，送到后面校园中去，乃是我任主席时所做的，让孔圣和狐仙同庙，正是物以类聚之意。《非孝》那篇文章，只是一个吓人的题目，内容很平凡，只是说伦理要相对地推行，“父慈则子孝”，不可片面地苛求儿子来尽孝的。并不如孔融所说的，“儿子从母亲腹中养出，仿佛一件东西从瓶子里拿出来，并无什么恩情可言。”更不可目为邪说，而且也不应让经校长来负责的。浙江省议会的议员们，居然把这四大罪状列入弹劾经校长的正式文件中。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发表宣言书来辩驳，他们推我起草；其中*重要的两点，即指明“公妻”乃是希腊哲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主张；柏氏所说的“公妻”，乃是男女婚姻由国家来决定，有着淑种的作用。我揭露了省议员常识不够，用自己的肮脏想法来诬蔑经校长，不仅无耻，而且可怜。说到了“共产”，我便举了《礼运·大同篇》为证，“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境界，圣人所提出的*高标尺，我们能实现共产社会，不正是合乎孔夫子的教训吗？这篇宣言，刊在沪杭各报上，倒把顽固派的嘴塞住了。（这一来，也就注定了我在学生自治会的地位。）在这儿，我且补说当时的学生自治会的进程。一九一九年春天，开学后，我便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各级各班推出代表，共同议订“学生自治会章程”，即等于我们的学生宪法，学生自治会便是我们的国会。说起来，正是对学校当局的革命；我们要撤销夏丏尊师的一切职权，把宿舍中的管理事宜，由自治会派人主管，我们还组织了学生法庭，我还做法官。我们还从校中把膳费领来，膳厅的事，也由自治会主理。我们所议定的章程，刊在上海各报，也成为全国学生自治会所取法。自治会组成后，由各级各班推举了代表，组成常务理事会。我还以“一师”代表地位，参加了杭州学生会；范尧生兄以浙江学生会代表地位，到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会，还主编全国学生会日报。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日的角度，来看那座纪程碑，观感自有不同，当时，出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便是写在易卜生笔底的《傀儡家庭》中女主角挪拉；她昂然站在社会面前，要看看究竟她错，还是社会错？这是易卜生主义的基本精神。当时，个人的觉醒，代表着时代的气息，我还记得上海《申报·副刊》，刊过一篇有关易卜生创造娜拉的故事，说真的娜拉毕竟回到家中去的。这番话，犯了众怒，我们都怪责他侮辱了娜拉。不过，鲁迅先生在女高师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他说：“娜拉毕竟是个女子，走向社会，只是一只鸽子，空中的老鹰在张嘴等着她，一口吃掉她，那是常事。所以，娜拉依旧回到家中，也不足为奇。”他又说：“一个娜拉走出了家庭，会有人同情她的；要是十个百个娜拉，走出了家庭，那就没人理会了！”这更是有分量的话。他劝女高师女生，要争取平等地位，必得首先争取经济权。可是，新中国建立后第八年，北京戏剧界，为了纪念易卜生百年生辰，在工人俱乐部上演“娜拉”。观众们又有一种看法，他们说：“娜拉为什么不走向社会去，社会上有着多少机会在等待她呢！”时隔四十年，对易卜生主义的评价便不相同了。我们那些年轻人，走出了校门，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一般人一定不会记得清朝一代在圣庙中那座卧碑上的话，秀才是不许过问天下事的。雍正帝便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那还用得着帝王卿相吗？清末维新运动以及五四时代学生运动，这才开始了书生干政的新趋向。）不过，我们所感兴趣，乃是白话文运动。新青年提出了反桐城派古文，反文选派骈文的口号；旧文人疾首痛心，说写“的、了、吗、呢”的，都是引车卖浆者的俚俗文字，简直丢尽了读书人的脸。一位用文言文翻译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小仲马《茶花女遗事》的林琴南，他写信给北京大学蔡校长，公开反对白话文，认为比孟夫子所说的洪水猛兽，还要可怕！我们追随新青年派的号召，把以往被夏丏尊所没收的《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搬到教室中，让它们代替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的地位。一部*时行的小说：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其中如白妮说书，黄河上看打冰、大明湖诸篇，我们念得滚瓜烂熟。我们*赞成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的主张，所谓《四书》《五经》，真的一脚踢掉，让它们到茅坑里去睡觉了。那时，我还爱写白话诗，一种无韵的抒情诗，大体上走的是胡适《尝试集》式的解放体诗词。如康白情所写的“送客黄浦，风吹着我的衣裳”。真的家喻户晓了。至于社会革命思想，还是朦胧得很；大家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马克思、恩格斯混为一谈；真正成为中国社会革命导师的大杉荣，他实在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将。我们这群年轻人，办了《钱江评论》，着重的主题，有女子剪发，男女同学。北京大学是**个把大门开放给女生的大学，那时有一位新闻人物——李超，她的声名跟娜拉那么大。而毛彦文女士，也以脱离家庭为世所称。*切实的改革，乃是受了西风吹拂的学校制度，“一师”就有施行“道尔顿”制的尝试，因此，有人想到先前的书院旧制来了。四一 国学与国学概论我在老陕吴家做家庭教师，教的是他的一儿一女，还有一个伴读小女，都是幼童，十岁上下，功课是很轻的。吴氏抽大烟，烟瘾很大，往往鸡鸣而睡，黄昏才起床，和我这个“黎明即起”的老师，习惯恰好相反，宾主之间，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他的孩子吴福宝，因为他的母亲出走了，虽说天纵骄子，少了一个庇护的人，由得我严格管教，他只好乖乖地听话。他天资不错，十岁那年，能写颇为通顺的短篇文章，吴氏大为高兴，我便一直教下去。那是我自修研究进步*快的时期，几乎读遍了当时从欧西译介过来的文学名著，旁及社会科学、哲学、史学专著，仿佛是一个通人了。我开始用现代的烛光来照明中国的古籍，我读了无数种前人的笔记，也就是前人的杂学；正因为他们的议论，互有出入，大开了我的眼界。邵力子先生把《觉悟》园地给我一个发表的机会，虽说没有稿费，在当时，正满足了我的发表欲。一年之中，写了几十万字，居然成为“作家”了。（有人以为我在上海写稿，得鲁迅先生之助，那是说错了的，我写稿之时，和鲁迅不相先后；邵先生才是提携我的人。）可是，出乎我的意外，忽然来了这么一顶纸糊帽子，乃变成了国学家，连陈仲甫先生的笔下也这么称呼我呢！其实，仲甫先生精于语言文字之学，才是真不二价的国学家。“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士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启蒙期的士大夫，激进的如吴稚晖辈，说是要把古书丢到茅坑里去，于是国粹派更是如丧考妣了。我幼年时，虽说读过《四书》《五经》，先父却是新学的前驱战士，一开头就叫我们念国文教科书。他要我们留意的，乃是《朱子小学》和《近思录》；念了《四书》以后，只叫我念《诗》《书》二经，《易》、《礼》、《春秋》（三传）都不曾好好地念过。我回想起来，《孟子》和《诗经》，我念得*熟；假使古代经典，对我有什么好处，也只说到这两种书了。先父是不让我们看诸子百家之书（家中也没有什么子书），所以，我到杭州以前，还不曾看过老庄之书。我在杭州读书时期，单不庵师教我的是正统派的考证学。我的心目中，*伟大的清代朴学大师，乃是戴东原以及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和后来的焦循；还有一位，便是浙东史学家章实斋。单师在校勘训诂上下了一番功夫，他对段氏《说文解字注》，费了一番心力。所以我到了上海，进修这一方面，也在考证学上用功夫，并不管什么国粹国渣一类的闲账的。单师教弟子治学，并不如先父那么狭窄；我们开始读先秦诸子之书，一开头就爱上了《庄子》、《老子》和《韩非子》，旁及魏晋清谈之学。史籍之中，我初读《左传》《史记》和《三国志》，便从桐城派的老师归有光开头，跳过了唐宋八大家和班、马有了交往了。在吴家教学时期，我又重新把王船山《读通鉴论》细细研读了一回，这是我第三回和王船山思想相接触，我想起了启蒙师朱芷春先生对我启迪之功。直到十年前，我还替一位牛津大学的英国学生，完成了以《王船山哲学》为博士论文的研究。王氏认为我们在真知真见面前，不要阿附别人的论断，《读通鉴论》处处闪出王氏的卓见，而且古为今用；和黄黎洲一样，有着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气息，那正是胡博士光芒万丈的日子；别人的感受如何，我无从知道。我所以引为同调的，就因为他提倡了新的考证学，条列了清代朴学大师戴东原、段玉裁、二王父子及焦循的考证学方法。他说，他们的考证方法，是科学方法。他也提倡“国学”，但不是遗老式的国粹保存，而是要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过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他又说：“学问的进步不单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他又指出：“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地说来说去，总是说不通，总是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就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拨开关闭、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的虚心。**，方法上，西方学艺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生力，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倍借鉴的镜。”这一来，我便觉得我们所研究，才是真的“国学”，整理国故，成为当时南北学人努力的共同目标。（北京大学刊行《国学季刊》，也正是新考证学的园地。）胡氏把我带回到浙东学派的天地中去（先父原是浙东学派的后学），他让我们知道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有着会通之道。戴东原治学，功夫很湛深，却不免于支离破碎；章实斋视野很广，正足以纠正支离的缺陷。那时，我心目中的胡博士乃是戴东原加上了章实斋，正是一个时代的前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也把胡氏定为皖学的后起之秀。）当年，我曾在杭州**中学讲演《国学研究法》，也就说明了这一点道理。后来，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国故学引论》，也是发挥了这一点意见。那时的我，以顾亭林自期，我夸下了大口，说是要写一部有来历而又有创见的《日知新录》。说来也颇有趣，这些年来，我在海外卖文为活，因为引书过多，曾被一些通人嘲笑得不亦乐乎。可是我们的老师单不庵师是要我们无一字无来历的。章实斋也说：文人是要文必己出，史家却要文不己出。文章千古两司马：司马迁、司马光，都是“文不己出”的文抄公。“文不己出”比“文必己出”更花时间费脑子，那是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的。吴家三年的进修生涯恰好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熟读古今中外之书的人，我那时竟想做一个真不二价如顾亭林那样的“文抄公”，一个“新考证”的史人；直到后来，才慢慢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对梁启超先生有了敬意。）事有凑巧，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派由沈信卿辈所主持的国学讲演会，请章太炎师主讲，要替保存国粹加点功夫。我替邵先生主编的《觉悟》，笔录讲稿，我们还陆续加以批注，恰好替复古运动消了毒。章氏的讲演，并不和沈信卿辈的预定目标相符合；章师是一个求会通的学人，他的说法，恰好和新考证学家合上了节奏，他的《国学概论》，则变成治中国文史的入门书了。章师讲演地点，在上海西门职业教育社的大礼堂，**天，与会听讲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可是，这盛况是维持不下去的，除了结末那一回，仍有二百多人与会。章师先后讲了十二次（每逢周末下午讲二小时），平时只有四五十人听讲。听讲的人所以这么少，一半由于章师的余杭话，太不容易懂；他所讲的国学，对一般人实在太专门了。在场听懂的，并没有几个人。沈信卿自己就不懂，省教育会所请的两位记录，虽是老年人，他们也不懂，所以记不下去。《申报》、《新闻报》派在会场的记者更不懂；他们所笔录的大错特错，错得太可笑了。结果，几乎只能让我这个对考证学有兴趣的人，一直写下去。这便是我的《国学概论》记录本的来由。这部讲演，先后刊行了三十二版，销行得很广，还有两种日文译本。章师所讲的，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只要看过章师的《国故论衡》、《检论》和《菿汉微言》，就可以原原本本找出一贯的思想体系来。可是一般人能读听懂《国故论衡》的，又有几人呢？我是一面研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一面去听讲的；这一来，可以说是作了一回有系统的学习，所以章师对于我记录的高度正确表示惊异（见日译本题词）。他想不到我这个私淑弟子，只有二十一岁呢！后来他从钱玄同先生那儿，知道我是单师的弟子，才叫我去拜门的。对我个人来说，国学研究对我也是一个牛角尖，我几乎钻了进去，没法钻出来呢！这一方面，我又受胡氏另一篇文章的影响，他指出清代考证学家的时代和西洋科学家的时代正相先后，“他们的方法是相同的，不过他们所用的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格利赖一班人的材料全是自然界的实物，实物的材料是无穷的。”这样我便从整理国故的圈中跳出来了。四八 孤山文澜阁在“暨南”前期、中期之间，我应该插说我重回杭州，在西湖孤山文澜阁工作的事；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我说过：同学们总以为我是单师的义子；真正的义子，乃是我的同学邵仁，并不是我。但，单师继任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分馆主任时，他找我去做馆员，并不找邵仁，可见他的偏爱，我和他实在情深父子，中心永铭的。西湖分馆，便是四库全书南四馆之一的文澜阁。分馆在中山公园西北角建了新馆，文澜阁便是馆员们的宿舍。不过，北伐军初定东南，某军仍住在文澜阁中。因此，我们回杭之初，首先住在岳王坟前的泉学园，便是“曲院风荷”所在。那儿，荷花是我们的插架，湖鱼是我们的伙伴，人在画图中。可是，园中住客，大多是肺痨病友，除了我们和吴茀芝夫妇（他是西湖美术院教授）。其后，我们移住广化寺，那是南宋以来的名刹；可是，算盘打得很精的住持，把僧舍变作公寓，几乎住满了客人；我们和曹礼吾夫妇隔舍相邻，跟湖边旅店生涯，完全相同。有一天，住在文澜阁的部队突然撤走了，我们便赶着住了进去。阁的东北角上，有一别院，自成小天地，那是单不庵师的住宅。第四进、第三进，住了几家同事，我只记得陆仲襄先生住在第三进的右厢。第三进前面，有一方池，四围梧桐匝立，池水黝黑，仿佛很深似的。第二进，便是我们和曹礼吾夫妇分住之所，东西两厢，各有两大间，很宽敞舒适的。**进是大厅，前面是假山庭院。小亭竖着石碑，上书“文澜阁”三大字，碑阴刻乾隆御诗。这位皇帝，乃是我生平*讨厌的古人之一，他的诗都是酸腐不堪。大门紧闭，我们都从侧门进出。出了大门，便到了罗苑后门了。（罗苑，乃是罗迦陵的湖上别墅，她是犹太商人哈同的妻子；而今哈同花园化为尘土，罗苑仍在，一直是美术学院的校舍。）在一般朋友想象中，我们住的是帝王家院落，一定是神仙侣了；其实，并不怎么理想，只是很有趣。那时，我和礼吾都很年轻，跟着单、陆诸老，过着发霉的生活。因此，我们的精神每每老过我们的年纪；有时，也如蛀虫似的钻在古书堆中，要做“饱学之士”了。那梧桐庭院的假山中，也就变成鸡群的巢穴；母鸡在我们所寻找不到的山洞中，生下了它们的蛋，累积在那儿，直到它们孵育了一群小鸡出来，才引起了我们的惊异。池中，据说在藻萍底下，伏着很大的鲫鱼，我却没有看到过。那年夏天，礼吾就在桐荫下藤椅上睡过了整个暑天。他曾看到两头蛇在池畔爬行；可惜，我就无此眼福。后院篱边那树绿梅，照礼吾的说法，乃是西湖上*珍贵的梅花；可是我们那位单师母，她是把“风雅”当柴烧的，她把孩子们的衫裤袜子都晒在梅枝上趁夕阳；单师也只摇了一下头就走开了。总之，在乾隆皇帝的“右文”招牌上，涂上这些泥灰，也是有趣的。文澜阁巷角中摆着一大堆空书柜，连看柜架子，仿佛告诉我们，《四库全书》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儿已经辟为西湖博物馆，一进门便是那条长达四丈的大鲸鱼，又是对乾隆皇帝的讽刺；文澜阁也只留下那方石碑，后院的绿梅，也真的当柴烧掉了！四十多年前的文澜阁，虽说地处孤山，湖上水陆交通之会，游客很多；可是，到西湖分馆来看书的读者却很少很少，少到那年冬天，每个月，只有一个看书的人。分馆那位老管理员，管了三十年书，连中式或西式的目录学都不懂。一切凭他个人的记忆，有时，一本书，要找上半点钟才找到呢。这都是文澜阁上的“古董”。不过，我们在馆中的内部工作是很忙的。海外报刊上，也不时看到谈《文澜阁及四库全书》的文字，其人并没到过文澜阁，也没见过《四库全书》，因此，他们所说，都是豁了边的。文澜藏书，在太平军战役中一部分被毁了，战后杭州丁氏兄弟也曾雇工抄补了大部分。一九二七年，单师来主馆务，派人在北京依文渊阁本补钞起来，可说全部抄齐全了。（我们还在各处找到了几种扬州方面散失了的旧书。）我们得把补钞的书，按着原书配搭起来，有时还得做点校对的工作。那一时期，我才系统地看了《四库全书题要》。另外一件大工作，便是整理王氏（克敏）藏书。王氏因为在北洋军阀时期主持财政，有财神之称。北伐军到了杭州，他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那一大楼上的藏书，也都搬运到西湖分馆来。王家的珍本书，早已到天津租界中，在某银行寄存着，可是，留存着一般性的书，比杭州藏书楼所有的还要丰富些。我且说一件小事来作衬托：单就《二十四史》（包括《十七史》、《二十一史》在内）就有七部那么多，有明刻本、殿版、局刻本、大字同文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从版本说，明刻本当然算得十分贵重的了。那位替我们搬送藏书来的某军长（安徽人），他要留下一部《二十四史》，单师听他自己选择，他却留下了那部大字同文本。这在我们眼中，当然觉得十分可笑的。军人毕竟是军人，有眼不识货的。王氏藏书的编目和配搭的指挥工作，那时便落在我们肩上了；我呢，真是如入宝山，不知怎么说才是。不过，西湖分馆的藏书，有几件趣事可以说一说：辛亥革命后的杭州藏书馆，乃是章太炎师的“私家企业”。他的女婿龚未生，一直主持馆务。因此，木刻印板的《章氏丛书》，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可是，在政治观点上，康有为、梁启超乃是章师的政敌，因此偌大的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二氏和维新志士的书。恰好王氏藏书，正足以补救这一大缺点，我们便有系统地替它补充起来，补充得十分齐全。在那儿，五四运动以后书刊，收藏得很贫乏，除非作者送了去，馆中决不花一文钱去买新的书刊。我们除了把王家所藏的抽了过去，又大量收购了一批新书刊，让这家老藏书楼有点新的气息，我们本来建议要设立西文藏书室，苦于经费不足，只好作罢。因此，浙江图书馆，只是个中文的藏书楼；不知后来陈馆长主政时，是否把西文书也收藏起来？王氏藏书楼，还有一部分所藏的近五十年间的沪杭报刊，我曾建议：来一回总编目索引的工作，结果，也无法动手，也就作罢，其后不久，我也就离开杭州了。当年，我在杭州一师读书，虽说身处湖山胜地，却和湖山极少缘分；一则土老儿心目中，还看不起西湖十景；二则出家人的势利眼比凡俗市侩更势利些；三则，我们高谈社会革命，把“风雅”看得很轻。直到在上海尘嚣中混了五年，重回杭州，才领会得湖光山色，自有佳趣。我对西湖十景并无多大好感，尤其讨厌乾隆皇帝的石碑和题诗；可是，“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雷峰夕照”，都有着情景交融的美梦，不时闯入记忆中来的。孤山文澜阁，该是湖上*佳胜处，真是“大好湖山归管领”了。傍晚时分，总是沿着湖边向西泠印社转向西泠桥，桥北便是苏小小坟，有一小亭，挂着“湖山此地曾埋玉”的联句，有人在那儿闲坐。苏小小乃南齐时人，生在嘉兴；另一传说，她是钱塘名妓，生在江干，即凤山门外南星桥附近。这一处的苏小小坟，乃是杭人迎合乾隆皇帝的圣意才造起来的。不过，我很喜欢苏小小的唯美主义的风致，有如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和苏小小坟相对，桥东便是苏曼殊墓，他是清末民初的浪漫诗人，有着拜伦的风致，南社诗人，跟他都相熟；他又是半僧半俗、超凡逸俗的人。从他的墓前走孤山后背，慢慢踱了二三十分钟，到了冯小青墓，便已到了林和靖墓的山脚了。走上山冈，穿过放鹤亭、鹤冢，再走下来，便是平湖秋月。湖上景物，我*爱“平湖秋月”，楼前小小场地，几株大柳树俯垂湖面，我们就把小艇绾系在柳荫中，那才是人物两忘。那时，我们闲步向西行，到了罗苑，便又回到文澜阁了。我们散步的圈子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兴之所至，可水可陆；有时就在西泠印社的四照阁，也可以消永日的。不过，住在湖山胜处，并不一定很舒适的。在那儿，夏天很热，热得仿佛在蒸笼里；冬天很冷，冷得彻骨冻；春秋两季，游客太多，过往的朋友，会到我们那儿来歇脚。有一回，一位朋友带着妻儿来看我，表示他对我们的羡慕，说：“老曹，在你们这儿养养老，可真不错。”那晚，我对镜自照，不禁叹息：“我难道该在湖上养老了吗？”说来也有趣。馆中同人，曾在中山公园亭边拍了一张照片，看起来，真如一幅三代同堂的合家欢。单师、陆老属于父一辈的人，我和礼吾兄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事业正在开始，决不会终老于斯。我便翩然有去意，第二年春天，又回到暨大教书去了。杭居那半年多时日中，我开始研究文物掌故，和田汝成（明嘉靖五年进士，杭州人）碰上了头，熟读他的《西湖游览志》和《志余》，《志余》对我更多助益之处。连类看了宋元文士所写的《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古杭杂记》等书，对于杭州乡土风物，有着很清楚的轮廓。我并不敢自居“杭州通”，可是看看陈定山先生的《西湖》，也不见得比我更见多识广。而且，新的西湖胜景，海外人士并未见过，也只好让我来报道了。四九 《四库全书》一些读者，要我谈谈《四库全书》，恰好，我谈了文澜阁往事，就来补上一节吧！从孤山拐过了角，向西走三两丈路，便到了文澜阁了。湖上总有几千株梅树，孤山以梅花与林和靖为世人所称诵。而虬蟠苍老，一枝独秀的，却推文澜阁的绿梅。文澜阁前后凡五进，这枝绿梅就在*后的一进；小院深幽，佳人独处，非真赏者不会去领会的。文澜阁，原是清乾隆年间，谕令建造，用以庋藏《四库全书》之所。《四库全书》，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几种规模*大的丛书之一。（经、史、子、集，古称四部，清称四库。）乾隆自称“右文”，为了嘉惠士林，才编修了这部丛书。先后分缮了七部；首先完成的四部，分贮文渊（北京宫内）、文源（圆明园内）、文津（热河行宫）、文溯（沈阳）。后来完成的三部，分贮江南各地，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亦称三阁。太平军战役，文汇、文宗毁于战火，文澜也散失了五分之三；战后丁氏兄弟补钞了五分之二。到了单师主馆政，才全部补成。我和礼吾兄，都是料理过《四库全书》的工作者，也和文澜阁有过这么一段因缘。《四库全书》，这部手抄的大丛书，共三万六千三百册。（据文津本，经部五千四百八十二册，史部九千四百七十六册，子部九千〇五十五册，集部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二册。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〇十八卷。）每册长清官尺七寸八分，阔五寸九分。一面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书面用颜色绢连书脑包起，绢色，经部用葵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白色，集部用灰黑色。卷首饰有“古稀天子之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的朱印。这部大书，依据通行本、私人进献本、各省采进本、永乐大典本、内府本、敕撰本抄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坊间均有刻本可得，并非孤本。各书虽经当时学者名家编纂校勘，错字还是很多。（参加钞缮的，先后二千八百二十六人。）前四部比较精审，后三部便差了一格了。这部大书，带着皇帝的帽子在吓人，从前士子，视之如神明；我们眼见其书，觉得普通得很，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呢！假使把全书拍成一份影片，也不过四五万尺胶片便够了。从另外一面看，《四库全书》虽著录了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书，但编修四库，由各方进书，经磨勘结果，查出“抵触清朝”、“违碍清朝”及“谬于是非”者，先后销毁了二千三百四十三种，即是说十种之中，就被销毁了四种。至于已注释的书本，也有十分之一被删掉了。现代大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云：“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处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见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甚有见行者非足本，大典中有定本，亦遂忽略检过，不得补其佚文，可知古今官修之书，潦草大都相类。”“潦草”二字，可作《四库全书》定评，用不着把这部书看得了不得的。

我与我的世界 相关资料

曹聚仁把鲁迅、周作人视为知己，与周氏兄弟同时保持着数十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报》、《南洋商报》（新加坡）连载，最后结集出版。此书稿的校对，也是曹聚仁承担的。曹聚仁与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多打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辑、二辑））。正如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所说：“或许‘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及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鲁迅全集》《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
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
1956年7月16日，北京。下午四点左右，一辆蓝色的“华沙”牌轿车载着我和父母三人直奔颐和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已经在门口等着，他同我父亲曹聚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晚上，我和妈妈回城里去了，父亲和邵老留在了颐和园。
牵线“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从父亲的文章当中才知道，那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邵老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父亲问周恩来，早先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有关内容，父亲以《颐和园一席谈》为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刊出，这应该是北京第一次公开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而那一天，快满九周岁的我，无意中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见证人。
从1956年到1959年，父亲多次往返香港与北京，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多处记载，第一条就是：“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那时，父亲已经到了北京，我和妈妈也从上海前来。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赴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母亲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泽东接见了他。”
为毛泽东传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我父亲，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提及这段历史，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说：“毛泽东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泽东讲(这是)政治性‘试探气球’。”“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泽东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三十年后，我在香港遇到了当年主理《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的郭旭先生。他说他接到我父亲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稿电报，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决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这个名字发表。后来我又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多年前由《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而成)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它们都把这篇独家报道作为报史中的重要一页。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当时表示，“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而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表露出来的。
两岸“密使”的遗憾
1959年夏，父亲再次到达北京，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缠身于庐山无法如期返回，中央决定先让曹聚仁到处走走看看。结果，父亲这次北行前后长达四个月，去了东北，又去武汉看了第一座长江大桥。时间远超先前各次。
这次之后，父亲没有再到北京，但他在两岸间的事情并没有停下，只是方式有些变化。早几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台湾一些朋友都告诉我们，台湾日月潭畔的涵碧楼有记载说，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见过蒋氏父子。只是，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记载源自何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在香港日子越过越艰难，有好几年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仍然自视如波兰作家显克微兹笔下的“灯台守”，等待又等待。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父亲在家信中也隐约透露出一种新的乐观情绪，不幸没多久，1972年夏他病逝于澳门。我从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赶去，却只能在追悼会上见到父亲的遗容。我们家人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大陆，现葬在上海近郊的福寿园墓地。
2005年5月14日，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采访了原中台办主任杨斯德。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两岸关系，杨斯德说：“我们那时主要是和‘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打交道，中间的‘牵线人’包括章士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曹聚仁也是我们的联络人之一。”
父亲能够成为两岸之间的“密使”，与他抗战之初走出书斋“带笔从戎”直接相关。他作为“中央社”战地记者穿行东南战线，结识国共双方不少高层人物。尤其是蒋经国到赣南主政，邀我父亲帮他重振《正气日报》，其间过从甚密。1950年父亲移居香港，处在国共交锋的夹缝中，但他始终相信双方仍有机会重新携手合作，就像夫妻那样“床头打架床尾和”。终于，如“痴汉等婆娘”般，他等到了为此奔走效力的机会，付出了整整十六年的心血，最后还是如陆放翁般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憾。
父亲没看到的，我看到了
父亲去世时，台海两岸高度敌对，壁垒分明。而二十年后，当我作为香港《亚洲周刊》记者踏上台湾土地时，那道海峡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但我见证的却是国民党的蜕变。李登辉的当权，造成了两岸之间的新危机。在《亚洲周刊》(属香港《明报》集团)上，我们率先讨伐李登辉对司马辽太郎发表“台独”倾向言论，详细报道浙江“千岛湖事件”的真实内情，明确反对美国航空母舰重临台海——也发出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可能上台的警告。记得有一天，《明报》集团主管编务的高信疆先生告诉我，台湾方面对我的一些评论很有看法，但他又表示“事情本来就如此”，完全支持我的见解。
1998年我加入香港凤凰卫视后，立即开始对台湾政局剧变作持续报道和评论，不断往返于台港之间。2000年3月18日，我们在台北现场直播了选举过程。国民党当时的下台虽在意料之中，但民进党和陈水扁的当选仍然令人震惊。特别是两岸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冲击，立即成为最大的悬疑。那些日子中，如何准确报道和分析台湾局势演变，压力空前。
这年的5月20日，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直播陈水扁宣誓就职。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八年之后民进党溃不成军，国民党重新上台。实际上，我在一次次赴台湾采访中，越来越感觉到多数台湾民众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强烈意愿。尤其是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第三次国共合作就此实现。宋楚瑜回到他湘潭老家那一刻，感慨中紧拉我手，抱在一起。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以压倒优势胜出。这天晚上，我感到台湾民众已经把“台独”变成死路，未来两岸必然走向利益的融合。同父亲一样，我也见证了历史。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曹景行)

我与我的世界 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等。民国著名记者、学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在校期间，曾受业于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等，五四运动时并曾代表学校出席杭州学生会。
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经常为邵力子主编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是年，章炳麟（太炎）于上海职业教育社发表系列演讲、聚仁笔录讲稿，汇整为《国学概论》一书出版，风行一时，并拜章为师。1931年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1934年与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夏丏尊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同年，被推为救国会十一名委员之一，并曾与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郑振铎、蒋维乔、钱基博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主以最大之决心，坚持领土及主权之完整。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后，任战地记者，先后为《立报》、《大晚报》、《星岛日报》、《抗战》、《东南日报》等报刊撰稿，后转入中央通讯社，任战地特派记者，往来各地，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并曾任江西《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任《前线日报》主笔。1947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1950年夏，应林霭民之邀，赴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其后从事写作，曾兴办创垦出版社，并与徐訏、李辉英合办《热风半月刊》。1956年以后，曾六次赴大陆访问，促进祖国统一事业。1972年病逝澳门。
一生笔耕五十余载，著述逾四千万言，成书约七十多种。计著有《灯》、《酒店》、《文思》、《笔端》、《鱼龙集》、《李秀成》、《议论文》、《新文心》、《大江南线》、《小说新语》、《书林新语》、《人事新语》、《文笔新策》、《乱世哲学》、《国故零简》、《元人曲论》、《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采访本记》、《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万里行记》、《观变手记》、《新事十记》、《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中国剪影》、《中国剪影二集》、《火网尘录》、《文坛五十年》、《文坛五十年续集》、《国学十二讲》、《国故学大纲》、《一般社会学》、《蒋畈六十年》、《蒋百里评传》、《秦淮感旧录》（二集）、《周曹通讯集》（二辑）、《新红学发微》、《到新文艺之路》、《平民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概要》、《山水思想人物》、《现代中国通鉴（甲编）》、《浮过了生命海》、《我与我的世界》、《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史学ABC》、《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曹聚仁杂文选集》、《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他人合著有《前线归来》、《东线血战记》、《轰炸下的南中国》、《中国抗战画史》，另编有《卷耳讨论集》、《古史讨论集》、《书信甲选》、《小品文甲选》、《散文甲选》、《小说甲选》、《鲁迅手册》、《浙潮第一声》、《现代文艺手册》、《今日北京》、《旧日京华》、《现代名家书信》、《懋庸小品文选》、《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