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强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等。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 本书特色

本书分开创与奠基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生长与发展时期的文学研究；成熟及深化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具体论述了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矛盾研究、巴金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曹禺研究、艾青研究、赵树理研究、孙犁研究、丁玲研究、钱钟书研究、张爱玲研究。全书从“国际文化意识”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拓展了新的研究时空，并反观自身，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住了自身的研究品位与价值。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前言

序 季羡林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20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三年，一个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各行各业都应当回顾一下，回顾过去九十多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都知道“鉴往知今”的重要意义。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人类总得随时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嘛。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
而且眼前不仅是世纪末，而且是千纪末，其意义当然与一般的世纪末迥乎不同。世纪和千纪，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大自然的年不同。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和千纪呢？可是一经创造出来，它们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就产生了影响，历史事实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决不能例外，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前瞻一下，预测一下。我们这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回顾，回顾过去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收获在哪里？成功之处在哪里？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如果讲成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讲不足，又如何加以避免或弥补？总之，我们要回顾的问题多得很；但是，主要讲的是成就，因为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鉴往为了知今，知今为了预测未来。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在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我们主要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在中国文学中优秀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在鉴往回顾时应该结合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弄个清楚，然后弘扬才有目标，才有根据。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近二三百年来，自从西方兴起产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显著的表现是在科技方面。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征服自然”。“征服”的结果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殃，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新病丛出，等等。所有这些弊端都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以等闲视之。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之穷。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文学中也会包含着这种哲学思想的。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着重探讨这种思想，弘扬这种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但以中国为*显著，*突出。可惜我们有时也没有做到，因此，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思想也必须大力弘扬，何况是对西方呢？当年鲁迅先生曾提倡过“拿来主义”，就是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就是把中国的好东西送给西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这是**件好事情。第二件就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比如一些诗句只有名词，没有动词，等等。美国诗人Ezra Pound曾试图模仿。这种艺术性，外国诗人和学者极难理解；但倘若介绍出去，也可能丰富西方创作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
我们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希望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外国的专家能共同努力，互相沟通，使中国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大放异彩。是为序。
1997年4月4日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 目录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 节选

虽然新月社或新月诗派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早，学术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团或流派进行综合研究却起步较晚。以往较多地是对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诗人的个案研究，对新月诗派的整体研究严格地讲是从80年代开始的。
80年代初期，学术界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新月诗派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山的《论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蓝棣之的《论新月诗歌的思想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王强的《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主要围绕新月诗派的历史生成、发展变化、思想特征、艺术倾向及地位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清理和阐述。其中陈山的论文首先指出了研究新月诗派的难度和意义：“研究新月诗派的历史地位，*大的困难在于弄清楚它本身复杂的思想倾向与它所推行的新诗运动的性质。像新月诗派一类复杂的作家、社团与文学流派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为数不少的。这种文学现象，不但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也是文学艺术本身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内在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我们在分析新月诗振的性质时，应从政治、思想与艺术各方面来如实考察它复杂的社会面貌及其具体的历史变化，揭示它内在的共同的基本倾向。”该文还从具体资料中印证了新月诗派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并揭示了这种作用的意义：“朱自清先生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涛集》人选的五十九家诗人中，作品被选录得*多的是闻一多，其次是徐志摩。一九三六年伦敦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所选十五家诗人中新月诗人占八家之多。《文学》杂志一九三七年一月揭载《我*喜欢的一首新诗》的读者征稿，二十一人中有九人答复的是新月诗人的诗作。当时出版的四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史(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陈炳望《*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草川朱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都把新月诗派或新月诗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评述。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研究新月诗派四大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的专题论文篇数不下半百。这些客观的现象说明：新月诗派在艺术上确曾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过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作用，引起过研究者普遍的注意。”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月诗派形成于新诗在艺术上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刻。他们对新诗艺术的重视纠正了人们对新诗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写下的一些内容进步、感情健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新诗的声誉，并把对新诗艺术规律探索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革命诗人，在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与革命的创作内容的同时，都不拒绝吸收像新月诗派、现代诗派这样的诗歌流派的创作成果，作为自己的艺术营养，如艾青、何其芳、冯至等。第二，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上**次提出了完整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并在创作上做了大规模的富有创造性的
试验，为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新月诗派的新诗格律化运动，从当时新诗坛的混乱中摸索出一条新诗艺术发展的具体路子，是有着历史意义的。
俞兆平1988年7月出版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是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创收。俞著从美的本质特征、美的理想、美感分析、审美鉴赏等方面对闻氏的美学主张，作了寻根溯源的探讨与分析，对闻一多美学思想与康德、歌德、济慈、克乃夫·贝尔等人美学思想的关联，作者也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对闻一多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研究者们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费振刚的《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王达津的《闻一多先生与{楚辞)》(《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郑临川的《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吕维的《寻找民族文化的母题——闻一多的神话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袁謇正的《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尚永亮的《闻一多对（庄子)的礼赞、解剖和扬弃》 (《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侯美珍的《古典的新义——谈闻一多解{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梅琼林的《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6期)，戴建业的《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对古代诗歌的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1998年第9期)，袁朝、冯伟莉的《论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民俗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方面评述了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揭示出了其研究途径和方法给予我们当今学者的宝贵的启迪。
新时期以来，对闻一多轶著的史料发掘也取得相当的成绩。由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组成的．《闻一多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组，1979年开始，对闻一多的手稿进行整理和刊印工作，1982年起，先后出版了《天问疏证》 (三联书店1982年版)，《离骚解诂》、《九歌解诂·九章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等闻一多学术研究论集。此外，高真在闻铭、闻家
驷协助下整理的《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至1985年第1期)，周良沛编《闻一多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选的《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也都收入了大量的闻氏的轶文轶诗，为闻一多研究的深入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徐志摩研究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徐志摩的诗文无疑是一个极为引入注目的文学现象。几十年来，对徐志摩作品的评价几乎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每一位力图赞扬他或力图贬抑他的论者几乎都能同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各自所需的足够论据，这就自然使得徐志摩成为现代文坛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
(一)诗歌研究
徐志摩一生创作的诗集共有四部： 《志摩的诗》 (1925年)、《翡冷翠的一夜》 (1927年)、 《猛虎集》 (1931年)和《云游》(1932年)，此外，还有集外诗作和译诗近百首。对这些诗歌的评论性文字起初见于1925年前后。当时，朱湘、饶孟侃、周容等著名诗人以《晨报副刊》等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数篇对徐氏诗作的点评之作，开徐志摩研究之先河。
此外，孙凯风的《林语堂小说论》也是近年出现的林语堂小说研究中有分量有特色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集中剖析了《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红牡丹》、《唐人街》、《奇岛》和《赖伯英》七部小说中西文化合璧的总体风格，以及在人物塑造上的“自我”性和“个人化”，艺术形式的意到笔随，各式爱情故事异彩纷呈等方面的突出特色。文章还从不同视角对七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指出，这七部小说既是“文化小说”、同时又是“性灵小说”和“爱情小说”，它们的不同侧面的综合，正是林语堂小说观的形象体现。文章概括说：“林语堂的小说创作很少从客观现实．出发，更多的是立足于抽象的文化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观照人生，用文化理想演绎人生”，“他的小说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形象图解”。该文从“性灵小说”的视角，指出了林语堂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培育性灵是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作者的性灵是文学创作选材的根据，表现性灵是‘真’的文学的基础，性灵是艺术创新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文学创作论的支配下，林氏的小说，主要是作为表现“性灵”的载体而出现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具有“自我性”，’即无论是“寒门之子”还是“东方智者”，都是作家林语堂对“自我”的凸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又是“个人化”的，即对她们的塑造都是以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为依据的，她们的总
‘和，构成了林语堂女性观的全貌。此外，为了独抒“性灵”，林语堂的小说在艺术上追求“意到笔随”，“使用那种从容不迫的笔调，让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该文还总结了林语堂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指出，林语堂的七部小说，“部部都有美丽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有关这些爱情故事的叙述几乎成了他创作的主旋律”。该文*后还对从“文化”、“性灵”和“爱情”的不同视角考察得出的相异性结论，进行了综合和整体性的归纳，探讨‘了林氏小说谈论文化、书写性灵、表现爱情等不同的追求之间的关联： “无可否认，当林语堂把文化和性灵寄托于这些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之中加以阐发时，它们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流播的；同样的，这些爱情故事也会因为文化和性灵的注入而显得高雅且有独特魅
力”。这段阐释透过林语堂小说令人心动神往的爱情面纱，触摸到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揭示了林氏小说真正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孙凯风的这篇文章将林氏的散文创作风格与小说创作追求结合起来考察，将幽默、性灵、闲适扩展为林语堂文艺观念的整体，并找到了它们在林氏小说中的闪现，代表了近年来林语堂小说研究中的一些*新思考，将林语堂小说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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