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本书特色

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中国、朝鲜、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及日本本土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能写一部长长的日军残害战俘劳工的罪恶史，每个战俘劳工都能写一本厚厚的战俘生涯的苦难史。作者历经二十多年的调查取证，以揭秘的形式，把日军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集中营中全体战俘劳工的苦难生活及斗争经历介绍给读者。让世人知道，亚洲有“奥斯维辛”，中国有“奥斯维辛”，正视历史，勿忘国耻。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内容简介

★一个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历史，不管这历史是辉煌的，还是暗淡的。★一个勇于负责任的国家，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历史，不管这历史是荣耀的，还是屈辱的。★每个集中营都充满了血与火的较量，每个战俘劳工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每个集中营都能写一部长长的日军残害战俘劳工的罪恶史，每个战俘劳工都能写一本厚厚的战俘生涯的苦难史。★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目录

引言中国有没有“奥斯威辛”？

壹人间地狱南兵营——石家庄集中营

1. 华北重镇石家

2. 铁丝网强圈的兵营

3. 地狱里的煎熬

4. 操场上的关帝庙

5. 女战俘的命运

6. 她想掐死亲骨肉

7. 木笼里的“美人计”

8. 不屈不挠的硬骨头

9.“六月特支”的建立

10. 魔窟之中，谁家天下？

11. 背着“恶名”的“副所长”

12. 溅血的狱中暴动

13. 从停尸房到万人坑

贰杀人魔窟新华院——济南集中营

1. 日军血洗泉城

2. “救国训练”的失败

3. 新华院的设立

4. 非人的生活

5. 残忍的酷刑

6. 杀人的病房

7. “魔鬼”的自述

8. 织布房的张师傅

9. 临时俘虏收容所

10. 青井真光的罪恶

11. 无影山与琵琶山

叁罪恶的工程队——太原集中营

1. 阳光下的罪恶

2. 初建的工程队

3. 惨烈的中条山会战

4. 插翅难飞的囚笼

5. 吃人恶魔

6. 隔离院和地狱坑

7. 工程队长李滋

8. 走出魔窟

9. 一场舌战

10. 战俘营里的“高干”

11. 活体解剖

12. 对“红皮白心”的教化

肆西苑特别甦生队——北平集中营

1. 北平沦陷时的战俘营

2. 北平特别甦生队

3. 电网里的罪恶

4. 从门头沟到西苑

5. 一八五五部队与炼人炉

6. 吃人的狼狗队

7. 虚伪的宣传

8. 不屈的反抗

9. 闷罐车里的搏斗

伍西工兵营血与泪——洛阳及河南的集中营

1. 九朝古都的西工兵营

2. 挣扎在死亡线上

3. “死亡行军”和“死亡铁路”

4. 张法娃的土井

5. 郑州集中营

6. 郾城集中营

7. 开封集中营

陆战俘劳工转运站——天津、塘沽、青岛集中营

1. 天津俘虏收容所

2. 塘沽劳工收容所

3. 恶劣的生活条件

4. 虐待和杀戮

5. 反抗、暴动、逃亡

6. 凄凉的万人坑

7. 青岛的日伪鹰犬

8. **劳工训练所

9. 第二劳工训练所

10. 从塘沽到青岛

11. 传染病隔离院

12. 此起彼伏的暴动

柒长江滚滚怒涛涌——江南各地集中营

1. 南京屠城

2. 浦口战俘集中营

3. 从孤军营到战俘营

4. 裕溪口集中营

5. 大冶铁矿的战俘劳工

6. 衡阳保卫战的“投降者”

捌盟国侨民在中国——龙华、潍县集中营

1. 上海龙华集中营

2. 艰难的生活

3. 集中营的“校园”

4. 恐惧伴随成长

5. 六面国旗迎风展

6. 乐道院变集中营

7. 突如其来的灾难

8. 地下交易成生命线

9. 中国民众的援助

10. 在危难中寻找希望

11. 勇敢的越狱者

12. 丧钟为法西斯敲响

13. 救兵从天而降

玖盟军战俘在中国——香港、海南、奉天集中营

1. 香港、海南的盟军战俘营

2. 惨烈的巴丹保卫战

3. “死亡行军”与“地狱之船”

4. 陈旧破败的北大营

5. 三个出逃者

6. 新建的奉天战俘营

7. 无声的抗争

8. 难忘的圣诞节

9. 一根黄瓜架起的友谊桥

10. 日军的绝密计划

11. 提前启动的营救计划

参考书目

附录艰难漫长的寻觅之路

1.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2. 万人坑到底在哪里？

3. 从石家庄扩大到全国

4. 与旅美华人团体的“史料抢救”

后记

再版后记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相关资料

艰难漫长的寻觅之路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1985年，我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征集石家庄抗战时期的党史资料，其中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调查抗战时被俘的中共党员在石门南兵营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斗争活动。

石家庄市在抗战时期称石门市，这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但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走访调查。首先看到的资料是市政协文史资料登载的几篇回忆和本室档案中保存的几篇被俘党员的调查材料。在进一步调查中，才弄清石门南兵营的来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绥线、津浦线、平汉线，分三路对华北展开进攻，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37年10月10日，日军同中国军队在正定古城和滹沱河畔经过五天激战，占领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是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所以，日军进驻后，仅几个月时间，就在石家庄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二十多处仓库、医院等军事设施。南兵营就是日军在石家庄南部强占农民的田地建起的临时兵营，用以驻扎日本兵，同时也关押外出作战抓捕的俘虏，后来日军调防，这里便改成了俘虏收容所。1941年8月，因为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签订协议，要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充当特殊工人，日军将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1944年，因为日本内阁决定把华北战俘训练后送往日本本土当劳工，日军又把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训练所。从1938年到1945年，七年间，日军在这里关押了约五万抗日军民，约两万人被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约三万人被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本土当劳工。为了管理这些战俘，并强迫他们在当地从事繁重的劳役，日本不仅派出军队对战俘实行监狱式管理，还组成了庞大的战俘管理机构，对战俘进行疯狂的虐待和残杀。被俘的共产党员不甘心被奴役，在这里建立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组织暴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禁自问：什么南兵营？这不就是战俘集中营吗！五万战俘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在石家庄当兵二十年，又是搞政治宣传工作的，每天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只听说二战时德国在奥斯威辛、索比堡等地建立过集中营，从来没听说过日军在中国也建有集中营，更没想到石家庄就有一个五万人的集中营。就连当地的老石家庄人，也只知道有个南兵营，而不知道那就是集中营。

那一年，日本国内政界人士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集中营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需要歌颂，日军残害战俘的罪行也应给予揭露。于是我想对石家庄集中营展开广泛调查，但是当时各地党史研究室才刚刚恢复，人员很少，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任务很大，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调查不属于本职工作，也提不上议程。我们只能在走访地方党史人物的同时，顺便进行一些战俘劳工调查，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进行调查，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因为是额外任务和业余调查，没有经费，没有时间，所以调查工作很艰难，也为自己和同事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一年夏天，我和同事党福民到东北去调查，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多访问一些人，我们二十多天走访了长春、吉林、牡丹江、哈尔滨、沈阳、抚顺、本溪、大连等十一个城市，走访了二十五个单位和历史见证人。常常是晚上乘车，白天走访。为了省钱，住的是招待所和小旅馆，吃的是大食堂和小地摊。常常是肚子饿了，就在路边饭馆吃碗冷面，党福民把胃都吃坏了，后来还患了胃穿孔。20世纪80年代，中国多数机关和档案馆还没有复印机，查到有用的资料，无法复印，只能靠手抄。我和同事屈左军在山西黎城和湖南怀化等地翻报纸，抄材料，常常趴在客房的床上阅读抄写，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要抄五六千字，一抄就是好几天，其中艰辛，自不待言。我们就是靠这种笨办法慢慢地寻找着集中营的线索，积累着有关战俘劳工的资料。

后来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清理阶级队伍”，石家庄公检法机关在1968年成立了一个“南兵营专案组”，组织了几十个人，对被关在南兵营的战俘劳工进行了好几年的调查，我们便通过有关部门找到这批档案。当管理人员打开两个文件柜，我们看到有上百万字的档案材料。粗翻目录，有数百人的回忆证明材料和数千人的通讯地址及调查线索，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觉得搞清石家庄集中营的情况有希望了。

当我用一个月时间把这批资料看了一遍后，却有些失望，发现这批档案多数不能直接引用。因为这些调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想指引下进行的，目的不是调查日军在集中营的罪行以及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而是要“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有的战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就认为是“叛徒”；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推举为队长、班长和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汉奸”；有的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归国参加工作，又认为是被日本派回来的“特务”。当事人不承认，就说其态度不老实，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住牛棚，关监狱，有的人差点被枪毙，有的人含冤死去。一些材料明显含有逼供信的成分，不仅搞不清问题，而且越搞越乱。不过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调查线索，使我们后来的调查减少了大海捞针的盲目性。

深入进行调查，我们终于对石家庄集中营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要将这些历史事实整理出来，推向社会，推向国际，并不容易。1992年7月7日，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揭露日军在石家庄集中营虐待战俘的论文，大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求打印论文。当我拿着会议论文找新调来的领导审批打印时，单位领导却说这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会议可以去参加，但材料不能打印。无奈之下，我拿着手抄稿在会上做了介绍，第一次把石家庄集中营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两个日本代表，一位是田中宏教授，一位是林伯辉先生，他们都是“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的成员，是专门研究战俘劳工问题的专家。他们对我的发言很感兴趣，当场就向我索要有关材料，可是我只有一份手抄件，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但答应把材料整理打印后再给他们，他们很遗憾，我也很遗憾。会上不少专家都鼓励我克服困难，把这件事做下去。从北京回来，我下定决心，节衣缩食也要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当时的工薪阶层工资还很低，而电脑刚刚在中国上市，于是，我狠了狠心，拿出一万多元钱（相当于自己当时二十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286电脑和一台二十四针打印机，让我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帮助整理打印相关资料，使集中营资料的整理研究加快了速度，并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宣传。

万人坑到底在哪里？

因为参加“卢沟桥会议”把石家庄集中营介绍给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日本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关注，一位叫上羽修的日本自由撰稿人来信要到石家庄调查集中营，还指名要我接待，这可给我们党史工作出了个新课题。过去，党史部门都是在共产党内部搞调查研究，基本不对外，从来也没有外事活动，这次来个日本人，也不知道是左派，还是右翼，出了问题怎么办？能不能接待？怎么接待？成了问题。于是左请示，右汇报，请示了市外办，又请示市领导，终于被批准接待。日本客人按计划来访了，部门领导一块参加了接待，没出什么问题，客人也很满意。几个月后，自由撰稿人上羽修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和他在中国的调查，写成了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轨迹》的书，并公开出版；还根据我提供的名单，走访了集中营的日本管理人员，搜集到一批集中营的历史照片。

当时，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正帮助中国战俘劳工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民间索赔，此书的出版使他们知道了石家庄有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于是纷纷前来调查访问。这不仅促进了我们的调查，也引起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日本一些大的民间团体来访，省市有关领导还出面进行接待，本单位对我们的调研也开始支持了。

日本学者的调研工作非常细致，也非常较真。一次他们问我：你们讲石家庄集中营被日军折磨死了两万战俘，都拉到万人坑里了，那万人坑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不能看一看？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们虽然对万人坑进行过调查，但一直没有搞清楚具体位置；我们访问过不少战俘，也只是说见过拉尸队来拉尸体，拉到哪里不知道。

一次，我们在查资料时，看到一份1951年的《石家庄日报》，上面登载了一篇署名“风风”的文章《日寇杀人的魔窟——南兵营》，记者对南兵营和万人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讲南兵营的战俘都被拉到“休门义地”埋了，“休门义地在南兵营西南两里”的地方。

于是我们沿着集中营旧址向西南逐单位寻找，找到一个军用仓库。据仓库的老政委和老主任讲，解放初期，他们接收这个仓库时，库区有一片坟地，但埋葬的是日本军官，坟堆前还竖着小石条，是座“鬼子坟”；搞基建时只挖出很少的尸骨，看样子不像是埋葬战俘遗体的万人坑。于是我又在省会新闻界寻找那位叫“风风”的记者，终于在河北日报社找到老记者沙风。他说“风风”是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另一位记者已经去世，因时间太长，他也记不清具体地址了。我高兴而来，失望而归，但是并没有放弃。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右翼抓住我们国内一些统计不准的数字和考证不细的照片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说不出万人坑的具体位置，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日本右翼也会否定我们对石家庄集中营的调查。

我带着困惑回到家，又翻开“风风”的文章，仔细阅读，慢慢琢磨，紧紧盯着“南兵营西南约二里地”那句话。二和三容易错，但我们已经考察过，要有问题就应该在“西南”二字上。忽然，我想是不是记者把方向写错了，或是排版时把东南排成西南了。于是我们又沿集中营东南方的马路，逐单位寻问管理营房和基建的人员，问当地的老住户，调查这些单位过去搞基建时是否发现过大批无名尸骨。接连查访了几个单位，终于在石家庄地区汽车修理厂了解到重大线索，几位退休老人说该单位在建厂初期和“深挖洞”时曾发现过大批遗骨。后来，我们又找到原休门村现百汇工贸公司领导，召集七旬以上的老人开座谈会，请他们回忆集中营和万人坑。终于找到拉尸队的一位幸存者，掌握了拉尸队的工作情况，核实了万人坑的具体位置，果然就是我们推断的“东南二里地”。后来，地区汽车修理厂在扩建厂房挖地基时，再一次发掘出了大批遗骨，进一步证实了这里就是掩埋集中营战俘遗体的万人坑。1995年8月，中央电视台来石家庄做集中营的专题，还特意采访了拉尸队的幸存者赵菊老人，为历史保存了一段历史证言。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历史事实搞不清，不是当事人已经离世，就是历史工作者工作还没做到，只要舍得下工夫花气力，总是可以查到一些事实真相的。

从石家庄扩大到全国

当我在女儿的帮助下，把石家庄集中营的访谈资料、档案资料整理打印出来后。来访的日本民间团体和日本学者看了认为很重要，很多人想要一份拿回去参考，或翻译后在日本出版。可这些资料有的属档案资料，在中国都没有公开，万一审查不严，出了政治问题怎么办？所以，我提出要在日本使用出版，首先应在中国公开出版。经过协商，在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的支持下，1994年，以我担任秘书长的石家庄党史研究会同日本民间团体“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殉难者刻骨铭心会”签订了《石家庄集中营调查学术交流协议》，日方答应资助一定经费，协助我们完成出书、开会、建碑、搞展览、拍电视五件事。

1995年8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下，我和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会的同事们主编了一套《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资料及研究丛书，即《石家庄集中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伪满劳工血泪史》《中国劳工在日本》，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在石家庄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日本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石家庄集中营遗址上举行了“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奠基仪式。首次正式把日军在华北建立战俘集中营、奴役战俘劳工的罪行资料全面系统地揭露到国际社会。

为了搞好这些纪念活动，在编书开会前，我们向各省市发出了征稿、征文通知，结果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大集中营和一批小集中营。当时我想，这些沉睡在历史风烟中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实真相，若不抓紧发掘，恐怕将随着事件见证人的相继故去，而永远被岁月掩藏、被世界遗忘。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讲，这件事应该有人管、有人干，但客观上却没人管，也很少有人干。就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来说，也很难将其纳入正常工作，纪念活动一结束，又要转回到党史征编工作上了。我决心把这个课题继续搞下去，但如果还是业余时间搞，恐怕再搞二十年也搞不清。恰巧赶上河北省地方机构改革，石家庄地、市合并，市委市政府号召年龄五十岁，工龄三十年的干部提前离岗、内部退休。为了支持机关的机构改革，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集中营这个课题，于是我主动申请、并在1995年4月办理了提前离岗的内退手续，专门研究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劳工这个课题。这样做虽然对自己的职务变动、职称评定、工资住房等生活待遇会有很大影响，但却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调查的自由。

民间调研有两大困难，一个是缺少经费，一个是师出无名。外出调查采访，走访一般幸存者可以不要介绍信，但要走访领导干部，到党政机关调档案查资料，没有介绍信、没有盖公章，就没人接待。于是，自己就努力把民间的调研纳入国家的科研规划，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并得到国家的支持。1996年，应河北大学刘宝臣教授的邀请，一块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研究”；1998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中国学者对中日历史的研究，于是，我申报了“日军设在华北的七个战俘劳工集中营的调查研究”，同时应邀参加了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谢忠厚研究员申报的“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工作。这些课题的立项，为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罪行与集中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决了一部分经费。于是我同退休的老伴，一块到华北各地查档、走访，一个一个地实地考察华北的集中营。外出采访，我做记录，她拍照片，回来一块做文字整理工作。但没过多久，孙子、外孙相继出世，老伴被拴住了，单靠我一个人放“单飞”，根本完不成庞大的调研任务。于是，我和全国各地关心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网络，资料上互通有无，工作上互相支持；并邀请一些在校大学生和民间志愿者参加调研，建起了自己的研究室。为完成这个课题，先后投入十余万元，购买更新了几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办公设备，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进行书稿编排、光盘刻录。

根据战争受害者的要求，我们还把日军侵华罪行及集中营调查同民间对日索赔结合起来，帮助二战掳日劳工和遗属建立了民间组织和诉讼团体，用我们调研结果和史料证据，帮受害者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法庭诉讼。这虽使自己贴上了不少经费，占去了大量时间，但受到广大战俘劳工及家属的欢迎，走到各地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自己也感到能“为战俘劳工讨公道，为中华民族争尊严”做一点事而高兴。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作者简介

何天义，中国民间战俘劳工问题研究专家，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员，开办日军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出版有《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三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