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
《语言与文化》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语言里蕴藏着民族的特征,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心理和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句话,潜藏着一个民族的秘密。
罗常培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功底,运用现代语言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全面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疆界,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仰仗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一书收录了罗常培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若干演讲和随笔,包括“中国人与中国文”和“语言与文化”两部分。是罗常培先生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的结晶,也是罗先生比较经典的著作,在上述两书之外,本书围绕语言文字的主题,附录了《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三篇文章。
中国人与中国文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凡属一国的国民,对于他本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必须有*低限度的修养,否则就不配做这一国的国民。
中国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开化很早,文化很高,从有史以来就有文字的记载。这种文字属于衍形系统,在世界各国除去埃及和苏墨利亚的古文,很少和它相同的。它的形体比较繁难,含义比较复杂,从这方块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么发音的符号,所以很不容易认识。回想我们从小时候开蒙读书以来,在识字一方面真不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从教育的观点来讲,这是很不经济的。*近几十年,有些人很热心地提倡汉字改革运动。这种运动的结果,便产生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三种辅助汉字或代替汉字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容我另外再讲,现在先就汉字本身来讨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应该具有的*低程度。
对于中国文的修养,**步先得识字,这本来用不着多费话的。可是认真讲起来,识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认识现行的方块汉字已经很麻烦了,若是推溯它得形的来源,似乎还得知道从刻在乌龟壳儿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经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几次演变,才成了现在的样子。若是分析它的结构,似乎还得认清拟象物形、近乎图画的“日”“月”,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上”“下”,会集两文,比类合谊的“武”“信”,半形半声、音义兼顾的“江”“河”等等,知道它们在组织上是不同的。再从意义来讲,例如:“东”“西”“南”“北”四个字,“东”本来当“动”讲,从“日在木中”得义,后来转变为东方。“西”像“鸟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南“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木,声。(段玉裁注:“《汉书·律历志》曰:‘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草木楙丁壮,有所枝任载也。故从。”)“北”当乖戾讲,“从二人相背”,本来是古“背”字,引申为北方。“《尚书大传》《白虎通》《汉书·律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固然,每个字的意义没有能离开上下文而存在的,从应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个字“约定俗成”的用法怎样也就够了,可是要想推究那个字得义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学上的常识不可。至于汉字的读音更较困难了,因为方块字的本身表现不出什么音素来,不能看见字形便念出声音。谐声字的偏旁*初本是当声符用的,后来声音递变的结果,它不单不能代表声音,反倒会耽误事。例如“刚愎自用”不念“刚复自用”,“茜纱窗外”不念“西纱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诵者”,“狮子吼”不念“狮子孔”。还有因为形近而念别字的也不胜列举,例如把“枵腹从公”念成“楞腹从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时传作笑话的(参看我所作的《误读字的分析》)。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学家,我只希望一般人对于汉字的形音义稍微有点儿常识,也许对于认字上减少一些困难。如果教给小孩子认字的时候,能够把形音义三方面都用极浅显的话剖析透彻了,我想总比让他囫囵吞枣的效果大得多。
为什么要识字呢?当然希望一般人对于现在和以前用这种文字所写的书能够看得懂。篇章是由字句积累而成的,假如不识字,尽管有多么好的文章,多么有用的书,如何能得到益处?要想了解今人或古人所写的东西,**先得把逐字逐句的意义弄清楚了,不单每个字的意义丝毫不能含混,尤其这个字在这句话的上下文里的实际的用法怎样,更不能拘泥沾滞,一成不变。字句弄懂了,然后标出每段的大旨和全篇的主意来,这便是古人所谓“离经辨志”的功夫。必须这样才算当真读过一篇文章,读过一本书。假如模模糊糊随眼滑过,看到后半,忘了前半,主旨所在,内容所包,一概茫然,纵使读过万卷书,恐怕依然书是书,我是我。古人称赞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请大家不要误会,“不求甚解”并不是“不求解”。像汉朝秦延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那叫作“甚解”;若是模糊影响,当解而不解,就算是“不求解”了。奉劝正在读书的朋友们不要邯郸学步,冤枉了陶渊明!
光能了解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不能把自己心里蕴蓄着的情感或意思,清晰明白地用文字发表出来,那还没有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了解是“知”的功夫,发表是“能”的功夫,“知”和“能”是应该并重的。在看书或读文的时候,对于别人构思的程序、布局的先后、文法的组织、修辞的技巧,当真能够了解得透彻,耳濡目染,浸润久了,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心应手培养成自己的发表能力。我们生在现代,自然无须模拟古人,去作那和实际语言不相应的死文字;不过就是用白话来写文章,也不能信口开河随便胡扯的。无论讲话讲得多么好,嘴里说的和笔下写的总不能完全一样,这就是古人所渭“文不逮言,言不逮意”。记得1933年我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讲演,赵元任、林语堂两先生在上海听。后来他们告诉我,原稿上有一个字,我讲的时候说了17个字。可见“话”和“文”的分别,并不限于“白话”和“古文”的分别。要把口语写成文章,至少要经过构思、排列、剪裁、润色的几道功夫。我曾说现在的人做文章,常犯不知“镕裁”的毛病。什么叫作“镕裁”呢?这里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上的两句话。他说:“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再往浅一点来讲,就是说一篇文章总得有个主要论点,造句遣词不能犯浮泛芜杂的毛病。这几句话看着容易,做起来却难。严格地一审核,不用说初学的人十篇有七八篇做不到,就是已经成了名的作家或学者,也往往有人爱写“博士书券,三纸无驴”的玩艺儿!所以,我对于一般国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地,有条有理地,不跑野马,不说废话,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就够了。至于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别创风格,那是文学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
……
★本书是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语言学家王钧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综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
★有人说罗先生是“继往开来”,我认为“继往”不难,难在“开来”。他的成就是时代的。
——语言学家王力
★罗常培:语言学与人类学的“桥梁工程师”。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常被后人提及。这本书从篇幅上看可谓“小书”,但从影响上看则无愧于“巨著”,甚至有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的美誉。
——中国民族报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新中国建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有《汉语音韵学导论》《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国音字母演进史》《语言与文化》《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等著作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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