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本书特色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国内首次推出中文无删节平装普及全译本

★由未氓装帧设计，封面选用有砂页岩手感的特种纸装帧

★《现代法国的起源》行文典雅，笔触灵动，描述细腻，经得起品读，自2014年单本陆续推出后，多次被百道网等网站评为年度优秀图书

★本套书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对后世历史学和法国政治思想史有重大影响

★本套书具有高度史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经典著作，是国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必读书

◆ 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人类文明史上百大经典著作”之一；

◆ 国内首次推出中文全译本；

◆ 全景式解读法国大革命百年沧桑

◆ 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 史诗式的全景式描写，鞭辟入里的社会分析，深层次解读社会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从改革到革命的狂风暴雨式的突变；

◆ 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为什么在一夜间迅速垮台？为什么繁荣与变革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 国内首次推出中文无删节平装普及全译本；国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必读书

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内容简介

《现代法国的起源》为19世纪法国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的代表作，全书共五册，全景式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百年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思想主张与行动，是一部如史诗般宏大壮美的法国革命全史，对我们理解革命与改革、社会转型的曲折与艰难有重要意义，具有高度的史学价值、社会学和文学价值。泰纳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本书突出体现了这种风格，文笔精练，措词典雅，经得起品读，自2014年单本陆续推出后，多次被百道网等网站评为年度图书，是一套闪烁着思想火花的经典之作。

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目录

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节选

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雅各宾

**章

当社会分崩离析时，唯有民众的情绪可以左右时局。能够上台掌权的，往往都是那些懂得如何取悦他们并加以利用的党派。面对民众的呼求和主张，合法的政府既无法压制，也无法满足。于是，非法的政府开始形成，对民意进行授权、刺激甚至是鼓动。随着前者的解体和削弱，后者逐渐完善和强化。直到*后，非法的政府完全合法化，取代前者的位置。

Ⅰ

民众运动之所以会变得暴虐和残酷，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在“人民主权论”中找到依据。有别于那些肤浅即兴的附议之说，这个理论历经启蒙哲学的发展与丰富，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新宪政谱系的基石。简而言之，“人民主权”意味着政府从属于人民，是大众的公仆。人民是政府的构建者，而即使在政府建立之后，人民依然是它的主人。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永久性的，或至少是长期性的“契约”；“除非双方达成一致或一方违约”，否则这个契约无法解除。无论政府的结构或行为如何，都必须服务于人民，而人民则无需对其承担责任，并有权随意地“调整、限制和收回出于信任而赋予政府的种种权力”。

一切公共事务都被视为人民固有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如果我们把它们交托给政府，也应当被视为像君主暂时将权力交给臣属那样；和后者一样，政府也时常试图滥权，因此人民需要对其进行监督、训诫、斥责、压制，甚至是驱逐。但是，人民也需要提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因为后者经常会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来束缚他们。虽然政府可以制定各种法规，但众法之上存在着一个*高法则，即政府不得侵犯人民主权。因此，如果政府冒犯了人民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它影响和妨碍了这项*高法则。即使是国民议会也可能僭越人民主权，把人民看成是虚君，将他们置于那些尚未获其认可的法律之下，他们的主张只有通过议会的议员来实现。因此，人民需要直接行使主权，对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商议，对其议员的行为进行审查和批评，通过不信任投票对他们进行威慑，通过自己的公义和从政热情去弥补他们的缺失和懈怠，与他们共同把握政治的方向；而如果议员将人民带入险滩，后者有权罢免他们，拯救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这就是民众性政党的原则。1789年7月14日以及10月5日和6日，这个原则被付诸于实践，劳斯塔罗、卡米尔 • 德穆兰、费雷隆、丹东、马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在各个俱乐部、报纸以及国民会议中不断地宣扬人民主权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滥权—如果我们推翻专制政府之后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专权体制，那么之前的行为有何意义？虽然我们不再受到特权贵族的压迫，但议会代表们又构成了新的专权阶层。至少在巴黎已是如此，“公民团体已不存在，而一切都在市政府的掌控之中”。市政厅否决了一个选区撤换五个议员的权力，限制公民随意集会，并且禁止俱乐部在皇家宫殿活动，这些都是对人民神圣权力的侵犯。

“共和主义受到保王党人的排挤”，巴黎市长巴伊“身着华丽的制服，为自己开出高达1.1万利佛尔的年金”，私自签发军官的任命状，强制商贩佩戴特许经营徽章，并设立了针对报纸的签署审核制度。他不仅仅是暴君，更是贪污犯和窃贼，是“损害人民利益的罪人”。而国民议会本身更是一个篡权者，它要求人民和它一样向宪法宣誓，却将其体制凌驾于他们之上；它要求人民向它效忠，却漠视他们的至高权力，剥夺了他们的表决和审批权。这意味着“对人民主权的否定，对其尊严进行挑衅”，用1200人的意志替代人民的意愿（议会成员对其所代表的民众缺乏尊重）。

这种情况绝非仅有，代表们的僭越行为不甚枚举；面对民众—议会的合法主人，他们不止一次地采取解除武装、限制言论等高压政策；他们假借民意发号施令，却处处与人民为敌。他们制定高压法令，以“防止公众骚乱”，由此堵住了人民反对篡权者、压迫者和叛国者的唯一出路。为了严禁各种公共宣传和集会，他们又推出了一系列“既无效又非法的政令”，对“人民权力造成了*为严重的侵犯”。特别是议会颁布的选举法，由于其用一定的纳税额度为选举权设限，同时又为被选举权规定了更高的纳税门槛，这实际上是在非法剥夺成百万人的政治权利，迫使后者只能采取“报复行为”来伸张正义。因此在会场外，民众将篡权的多数派领袖们抓捕起来，并对他们宣称：“你们剥夺了我们的社会权利，因为你们在会场中是多数派；而现在我们要剥夺你们的生命，因为会场之外我们人数众多。你们从政治上将我们消灭，而我们将要从身体上消灭你们。”

在这种观念下，一切骚乱都成为了合法行为。于是，在主席台上，罗伯斯庇尔试图赦免暴乱的农民和破坏贵族府邸的纵火犯，为苏瓦松、南锡、阿维农和殖民地的民变进行辩护。至于杜埃发生的两起私刑命案，德穆兰则表示这是民众与军人们共同所为：“当时，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反对我，暴动是他们的合法权利”；那些人罪有应得，民众有理由将他们绳之以法。

实际上，雅各宾派的领袖们不仅为各种暴乱进行开脱，而且还对其进行煽动。德穆兰以“路灯私刑总长自居，呼吁每个省份至少执行一次私刑”；而马拉也在不厌其烦地通过报纸对民众进行鼓噪，“既然公义受到威胁，那么民众应当收回他们交托于当权者的权力……是时候把那个外来的母狗和她的小叔子关起来了……逮捕那些重臣和他们的属下，把他们用铁链铐起来；市政长官和其他职位都应当由民众自己来担任；对拉法耶特要格外小心，高层军官们都应该被扣押起来……既然大家都食不果腹，那么有什么理由还要让王位继承人吃饱？我们应当联合并武装起来，在国民议会上呼求，直到议会给予我们足够的政治权利……我们有权要求将我们出于爱国所缴纳的税金用在穷苦平民之上。如果这些诉求遭到拒绝，我们就要拿起武器，从那些私饱中囊、将我们置于饥饿和压迫之下的恶人那里夺回土地与财富……那些贪官污吏，拉法耶特以及他在军队高层中的鹰犬，那些军队中的反动军官，德•巴耶和市政厅里的反动官员，以及所有国民议会中的叛徒，是时候砍下他们的狗头了！”

事实上，但凡稍有理性的人都会把马拉看成是个疯狂的、夸大其词的煽动者。然而，马拉之言对应的却正是人民主权论的*终论点：在政治领域，常规和合法的代表制权力之上，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表而又盲目恐怖的权力，它绝对、持久而又危险：这就是民众自己；他们是*为多疑和暴虐的君主，可以随意摆布自己任命的臣属，如果后者稍有不忠，就会被权力的利刃砍下头颅。

Ⅱ

如果这个理论来自于某个闭门造车的思辨家，被一个独居于穴的疯子所推崇和鼓吹，那么一切都会得到合理解释：那位思辨家不过是纸上谈兵，利用抽象和空泛的人物自编自演，创造出这个理论来。疯子则因为与世隔绝的生活而被幻象所迷惑，在不断涌起的民众运动中任意针砭时局、挑拨是非、煽动变乱，并以“人民之友”的名义独断专权，对一切妄加评论。

如果说民众是因为苛捐杂税难以承受、食不果腹并受人蛊惑而接受这个理论并将之付诸于实践，这也不难理解：如果生活过于痛苦，民众会对一切充满敌意；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任何可以使他们从压迫中解放的理论都是真实可信的。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党派领袖、立法议员、官员乃至政府要员和领袖们却接受了人民主权论；而且，随着这个理论的危害性在三年之中变得越发明显，他们对其更加趋之若鹜。他们亲历了社会在这个理论的敲打下分崩离析，却从不承认它包含着导致社会失序的祸心。面对足以为证的痛苦回忆，他们不但没有对其恶劣影响进行反思，反而继续为其歌功颂德。某些个人、党派、甚至几乎是整个议会都将这个理论作为教条，以狂热的、宗教般的虔诚将其贯彻到底。

于是，在其鼓动下，政客们走进了一条越来越窄的死胡同；他们陷得越深，相互之间的倾轧就越猛烈；*后，当他们在自己臆想之中的自由圣殿里走到尽头时，才发现自己所构建的不过是一座国家屠场，在担当屠戮者之后自己又遭到屠戮。而事实上，在所谓普世和完美的自由之上，他们所建立的却是达荷美式的专制政权；他们的蛮横不亚于宗教裁判所，血腥程度也有如墨西哥（指阿兹克人）的人殉。虽然监狱和断头台遍布四处，他们却对自己的合法性和美德深信不疑。即使在他们倒台时，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以殉难者自居。这种极端思想与极度傲慢的重合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也可谓难得一见。

然而，高度的虚荣心和教条式的理性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在任何国家，雅各宾派的这两大精神渊源都生生不息，在社会中暗流涌动。虽然它们遭受到现有体制的压迫和限制，却时刻想要突破历史的禁锢。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其他任何时代，穷学生寄居的阁楼、流浪汉的棚屋、破落的私人诊所和律师行都是培育布里索、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这类人的温床，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他们才没有发展壮大。

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他的理性和自尊心都会遭受扭曲。

首先，无论他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与纯粹的理性格格不入：社会并非是哲人立法者按照某个简单原则而构建出来的，它是历史而非逻辑的产物，将一代代人的各种诉求进行协调，并传承下来。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设计混乱无序，靠修修补补来维持的“危楼”，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对此不屑一顾。其次，无论这个年轻人所在社会的制度、法律和风气如何完善，都无法让他感到满意。而他深受“先辈们”的熏陶，思想被禁锢于后者所推崇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理论之中；即使他开始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但一经灌输，他就会像一匹被缰绳套牢的马，顺从地负轭前行。此外，从本质上说，任何体制都是等级式的，身处其中的年轻人，会发现自己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不过是体制的基层成员。即使是在*为开放自由，人人有机会进入上层的社会，处于精英和领导地位的人依然是少数，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发现自己不过是接受领导的普通百姓。每个入伍的新兵都会被告知他们将来可能成为法兰西元帅，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很快发现，这个机会过于虚无缥缈。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新兵们经常会无视军队纪律，反抗那些当初威逼利诱他们应征入伍的军官。同理，他们也倾向于突破旧制，接受某种可以将这些军官置于他们之下，让他们凌驾于长官之上的理论。人民主权论简明易懂，能够迎合这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因此很快就被他们所接受和掌握：大部分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刚离开学校，需要为自己前途打算的青年学生们，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雅各宾派的影子。这属于一种成长期疾病。

在完善的社会中，这种疾病危害性不大，且易于消除。由于公共体制稳固可靠并得到有效维护，社会的异议者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足以撼动体制，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只会遭到体制捍卫者们的痛击。即使他们为此愤愤不平，但*终也会通过某种渠道融入体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他人影响下，他们开始懂得分析利益得失，生活也随之习惯化，*终成为体制的核心成员。当他们维护公共利益时，也在维护着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都会站到体制的一边，乐于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内一步步向前发展。他们不再公开对抗体制，也不再咒骂维护体制的暴力机关。事实上，当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相互排挤，争先恐后地向上一层的社会等级攀爬时，他们甚至觉得暴力机关的存在和社会阶层的封闭都有其合理性，否则社会可能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如果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暴力机关过于软弱，无法有效地维护体制，那么所有的社会秩序就会被完全打破。很快，社会开始崩溃，混乱不堪，社会成员也变得浮躁焦虑，各种呼求与主张相互倾轧。每个人都要求绝对的自由；要求建立新的、充分开放式的社会阶层体系；要求尽可能地弱化维护体制的暴力机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所经历过的，其结果就是，曾经处于社会上层的特权者们被人们踩到了脚下，其中很多人死于动乱之中。长期的混乱状态被视为社会的*终秩序，穿着精致的权贵们不断地遭受着布衣平民们的践踏。

今天，高度虚荣心和教条式理性缺乏市场：没有任何所谓的旧体制对它们进行压制或打击。事实正好相反，新的宪法甚至对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张表示鼓励。一方面，从法理上讲，宪法声称其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并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来阐明其规定的合理性：将一切法律交由哲人们讨论，后者根据其所支持的原则对法律进行解释或否定。而另一方面，从事实上看，宪法又将一切权力建立在选举之上，并赋予党派对政府的监督权：这实际上是在鼓励那些政客和野心家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比当政者更有能力，所要做的只是找出后者的弊端并取而代之。无论在哪种体制中，特权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压迫都无法避免，而被压迫阶层则成为了滋生鼓吹革命的动乱者们（包括那些咖啡馆政客、俱乐部演说家领袖、街头运动煽动者、广场动乱领袖以及委员会代理人）的温床；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既桀骜不驯又不切实际，短短几个月后，炙热的革命情感就会将他们残存的理性焚烧殆尽。

这种基于野心与幻想的狂热将带来何种后果呢？既然旧体制已经崩溃，百废待兴，那么就应当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而怀有善意的公众都应当参与其中。改造的原则十分简单，即将*初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坚持到底。于是，在各级议会、俱乐部、政治小报和宣传小册中，政治投机者们的野心和幻想不断膨胀，跃跃欲试。

“我们无法指望一个只读过《爱洛伊斯》的商行职员、只翻译过十几页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的学校教员、只翻过几页罗林（法国历史学家）的艺术工匠，或是仅靠背诵《社会契约论》自学成才的小报作者去完成一部国家宪法……然而，在理想化的政治幻想面前，人人都变得焦躁不安，蠢蠢欲动，一切似乎都有可能。起初参与政治活动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政治热情所取代；他们期待着一种魔幻式的变革，幼稚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开天辟地，创建一个完美、博爱、富足和幸福的新世界，即使是*为自由的政府都无法与之相比”。

现代法国的起源：新秩序

**章他的性格和天赋的历史重要性

I．他来自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世纪—父系家族的血统—移居科西嘉—莱第齐亚•拉莫里诺—青年时代对科西嘉和法国的感情—早期事业和风格流露出的线索—环境、君主制和民主思想对他没有影响—5月31日之后，对6月20日、8月10日的印象—与罗伯斯庇尔以及后来的巴拉斯的交往若即若离—葡月13日的感情和选择—伟大的雇佣兵队长—在意大利时的性格和行为—1789年的道德和外貌描述—早期遽然发迹—性格和才智与其15世纪的意大利祖先别无二致。II.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智慧—波拿巴的精神工具的完整性—注意力的灵活性、力量和韧性—拿破仑的智慧和同时代人的智慧之间的其他差异—他思考事物，而不是文字—他对意识形态的反感—文学和哲学教养的弱点或缺憾—他如何通过直接观察和技艺培养提高自身修养—他对细节情有独钟—他对实物和地点的内在视觉—他对位置、距离和数量的心理反应。III. 他看透别人思想和感情的心理能力与手段—他的自我分析—他如何选择特殊性判断一般性，如何选择外在敏感性透视内在的虚无—他的话语和风格的创意与优势—他如何适应听众和环境—他对有效动机的计算和标记。IV. 他的三张地图—地图的规模和完整性。V. 他的富于建设性的想象力—他的计划和梦想—才华横溢的大师和张扬的表现。

如果想要理解一座建筑，就必须设想一下建造时的情形，我指的是困难和手段、所能找到的材料的类型和质量、时机、机会、使用的紧迫性。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建筑师的天赋和品味，特别要了解的是他是否是业主、是否是自己居住、是否一经进驻就花费心思使房子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和自己的使用习惯。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建造的社会建筑。他就是建筑师、业主和主要居民，从1799年到1814年，他缔造了现代法国。从未有一件集体创作的作品被如此深刻地打上了个人的性格烙印，以至于想要了解作品，就必须先观察个人的性格①。

I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成比例，但更为奇特的是，他不仅如此出类拔萃，而且没有什么尺度标准可以衡量。他的秉性、本能、能力、想象力、激情、道德，似乎是用特殊模子打造出来的，所用的金属材料有别于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很明显，他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18世纪的人。

①主要的来源当然是32卷本的《拿破仑一世皇帝书信集》。不幸的是，该书信集仍未收集完整，特别是从第6分卷开始，就被刻意删除了。“一般来说，”编者说（XVI，4页），“我们被要求出版‘皇帝供公开发表的书信，如果能福寿天成并留给时间裁决，他想要向后代展示他的人格和制度’，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想法作为指导方针。”这部书信集在浩如烟海的法国文献中几乎保存完整，经过仔细研究，学者估计，书信集有超过7万封书信，其中有2.3万封已在相关文本集中发表。另外2万封由于重复而被删除，3万封由于习俗或政治因素而被删除。例如，拿破仑写给比格•普雷亚莫诺有关宗教事务的信件只发表了一半。很多被遗漏的重要而特色鲜明的信件可以在奥松维尔伯爵撰写的《罗马教会和**帝国》中找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学者估计，约有2000封重要信件仍未发表。

他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①。乍看之下，我们认为他是外国人，一个意大利人②，除此之外，有些东西就不是相似或类似所能形容的了。从血统和家谱上看，他是意大利人。首先，他的父系家族③来自托斯卡纳，从12世纪起就生活在佛罗伦萨，然后是圣•米尼亚托，后来是萨尔扎纳。这是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个偏僻而落后的小城。从父到子都默默无闻地过着与外省隔绝的日子，靠世袭公证人和市议员的薪俸生活。拿破仑本人④曾经说过：“我的出身让所有意大利人把我视为同胞……在我妹妹宝琳娜与波各赛亲王结婚时，在罗马和托斯卡纳，他们家族和亲友中间只发出一个声音：他们说‘太好了，是自家人的事儿，是亲上加亲’。”后来，当教皇对来巴黎为拿破仑加冕的事犹豫不决的时候，“红衣主教团里的意大利阵营压倒了奥地利阵营，在政治考量方面还不忘加上了一点民族自尊心：‘不管怎样，这是硬塞给野蛮人的一个意大利家族来统治他们的，我们要报复高卢人’”。这些话有重大意义，给意大利人的灵魂深处带来了光明。她是代表现代文明的长女，满脑子长子继承权的观念，念念不忘对山外高卢的愤懑之情，继承了罗马人的傲慢自大和亘古未变的爱国主义⑤。

从1529年起，一个波拿巴世系家族从萨尔扎纳来到科西嘉定居。第二年，佛罗伦萨被占领而长期俯仰于人。从此时开始，托斯卡纳由美第奇家族的亚历山大统治，后来由科斯莫一世及其继承人统治，而整个意大利由西班牙统治。城市独立、为私仇而大打出手、因政治冒险而功成名就、弹冠相庆的僭主、繁荣昙花一现、靠暴力与欺骗起家的公国体制，所有这些都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旷日持久的压制、君主专制的管束、四平八稳的外部形象、公众的平和安静。因此，就在这中世纪的活力、雄心壮志和无拘无束的活力开始每况愈下，像主干枯萎的树木开始凋零的时候⑥，一个远房支系家族在岛上安顿下来了。

①拉斯•卡萨斯（1816年5月29日）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在科西嘉，有一次骑马郊游时，保利曾给他讲解了自由的荣耀为何青史留名。根据个人观察，在评价拿破仑性格的时候，保利对他说：哦，拿破仑，你一点现代意识都没有，你完全是普鲁塔克时代的人。”安托马齐的《回忆录》（1819年9月25日）中记载拿破仑也有同样的说法，只有小小的不同：“哦，拿破仑，”保利说，“你不是这个世纪的人，你的感觉和普鲁塔克时代的人一样。加油！你会一飞冲天的！”

②塞居尔伯爵，《历史与回忆》，I，150页 （1795年6月战争委员会委员邦特古兰的叙述）：“布瓦希•邓格拉斯对他说，他头一天见到一个小个子意大利人，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病病歪歪的样子，但目光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显得不同凡响。”第二天，拿破仑拜访邦特古兰：“表情由于病态的傲慢而显得僵硬，颓丧潦倒，脸拉得老长，晒得黝黑……他刚从军中回来，说起军队的事像个行家里手。”

③克斯顿，《拿破仑•波拿巴的早年岁月传记》，II，1840年，随处可见。云格，《波拿巴和他的时代》I，300页、302页（家谱集）。约瑟夫国王，《回忆录》，I，109页、111页（论波拿巴家族的各个旁系和杰出人物）。米奥•德•梅里托，《回忆录》，II，30页（作者于1801年就地收集的波拿巴家族文件）。

④米奥•德•梅里托，《回忆录》II，30页。这个支系*晚的后代是个议事司铎，仍住在圣•米尼亚托的同一个镇子里，在共和四年波拿巴来佛罗伦萨时曾经拜访过他。

⑤《拿破仑一世皇帝书信集》（1797年9月29日波拿巴关于意大利的信件）：“这是一个由于偏见、几个世纪的习惯和性格而与法国为敌的民族。”

⑥米奥•德•梅里托，《回忆录》，I，126页（1796年）：“两个半世纪以来，佛罗伦萨就失去了这种古已有之的活力。在共和国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种活力使这座风姿绰约的城市卓尔不群。麻木不仁是各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写照……所到之处，我见到的都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悠然自得的人，他们关心的只是无聊慵懒生活中的琐事，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下默默无闻地过日子。” （1796年，《关于米兰》，参见司汤达《巴马修道院序言》）

海岛颇具意大利风情，但几乎野性未驯，并且保留着中世纪早期的体制、风俗习惯和激情①。粗犷的社会风气给岛上带来了勃勃生机。像嫁接的树干一样，经过了几次婚姻的洗礼，从祖母和母亲的母系家族谱系来说，拿破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的祖母是圣•皮埃特拉人，祖籍萨尔特纳②。这是个典型的科西嘉小镇，在1800年，世代相传的家族仇杀仍然延续着11世纪的制度。敌对家族之间无休止的杀戮，在那时只是暂时休战。在很多村庄，人们只能同武装护卫队一起出行，房子都像堡垒一样建有锯齿状的射击孔。

他的母亲莱第齐亚•拉莫里诺性格泼辣、意志坚定，是个未受过文明世界洗礼的悍妇。同父亲相比，他更像他的母亲③。她胸无城府，一根筋，不善于让步，对上流社会的风花雪月和优雅闲适格格不入，对舒适生活不感兴趣，没有文学修养，像农妇一样精打细算，像乐队指挥那样活灵活现。她精力过人、身体强壮，把危险当作家常便饭，坚毅果断。总之一句话，她是高乃依戏剧里的农妇形象。拿破仑是她在枪林弹雨中怀孕、意大利战败时生下的男孩。由于当时法国入侵，战事正酣，她骑马穿行于崎岖的山路上，半夜里突如其来的磕磕碰碰和不时传来的枪声是家常便饭④。拿破仑说：“尽管倾家荡产，一无所有，再加上疲惫不堪，吃尽了苦头，但她勇敢面对一切，是男人的头安在了它这个女人的肩上。”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养大的，从呱呱坠地那天起一直到生命的*后时刻，他一直都牵挂着自己的家族和家乡。他在圣赫勒拿岛⑤的时候说：“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甚至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那里土壤的香气，这种香气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他想象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又一次度过了青年时代，穿行于悬崖峭壁、高山峻岭、曲径通幽的峡谷、蜿蜒曲折的峡口，又体验到了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乐趣，所到之处都被当成同胞和兄弟，“没有什么意外事件或侮辱性的言语让他丧失信心” 。

①米奥•德•梅里托，《回忆录》I，131页（1796年）：“刚刚离开意大利*文明的城市之一，一下子被带到山峦起伏的荒蛮之地（科西嘉），看着人人都身穿棕色的粗布衣服，心中有些失落。这与托斯卡纳富裕而好客的乡村、在那块富饶的土地上耕作的人们舒适的穿着——典雅的衣服——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②同上，II，30页，“出身于萨尔特纳不显赫的家族”。II，143页（关于萨尔特纳镇和1796年的族间仇杀）。克斯顿，I，4页：“莱第齐亚夫人的家族源自意大利克拉尔托伯爵家族。”

③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懦弱而轻浮，“耽于享乐而疏于照顾孩子”和生意。他有文化，但是个蹩脚的一家之主，39岁就死于胃癌，这似乎是他给儿子拿破仑*后的遗传基因。而他的母亲正好与父亲相反，她执着，喜欢发号施令，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拿破仑说：“她柔中有刚，赏罚不严明；无论好坏，她都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当上母亲后，“她变得过分精打细算，让人啼笑皆非。她相信自己深谋远虑，因为她了解饥寒交迫的感受，总是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经历挥之不去……在诉诸武力之前，保利曾经劝过她……夫人的回答斩钉截铁，就像高乃依剧里的人物一样……1.2万~1.5万名农民从阿加西奥的山上冲下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被抢劫一空，然后被一把火烧了，葡萄园毁了，牲畜也没了……但这个女人，没人能从她手里抢去一个埃居，却要付出一切代价把我从厄尔巴岛弄回来。滑铁卢之后，她把全部家产都给我让我东山再起”（1816年5月29日《回忆录》和1819年11月18日安托马齐《回忆录》）。关于母亲的观念和做法，参见斯坦尼斯拉斯•德•吉拉尔丁的《日记和回忆录》。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回忆录》，II，318页、369页：“她生性吝啬，除了重要场合出于礼貌的应酬之外……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她不仅对我们的文学一窍不通，自己也从不碰书本。”司汤达，《拿破仑传》：“必须根据莱第齐亚夫人的典型意大利性格来解释她儿子的性格。”

④法国是在1768年7月30日至1769年5月22日间用武力征服意大利的，波拿巴家族于1769年5月23日逃亡，拿破仑同年8月15日出生。

⑤安托马齐，1819年10月4日《回忆录》，1816年5月29日《回忆录》。

现代法国的起源(套装共5册) 作者简介

伊波利特泰纳，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英国文学史》 《现代法国的起源》等。在历史学领域，泰纳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化，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对后世历史学和法国政治思想史有重大影响。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译著有《现代法国的起源》《历史学家的技艺》《政治与友谊》《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等。姚历，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刘毅，1962年生于辽宁沈阳，大连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主要从事旅游、翻译以及法语教学活动，现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