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从事秘书性工作, 亲身经历许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对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性格品质、思想理论、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关系等, 都有深入的了解。作者以亲历者和知情人的身份, 将刘少奇同志的贡献、思想、理论、作风, 以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本书特色

邓力群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从事秘书性工作，亲身经历许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性格品质、思想理论、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关系等，都有深入的了解。 邓力群以亲历者和知情人的身份，讲述刘少奇同志的贡献、思想、理论、作风，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内容既能展现刘少奇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又能廓清历史迷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目录

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康生要我们去找一下刘少奇，请他讲讲党建问题。/少奇同志说，他可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他讲这个课，不仅马列学院的学生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来听。少奇同志要组织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代表团要用几个秘书，我算是其中之一。/会谈过程中，少奇同志处理得*好的一着是，同斯大林之间的谈话很有水平，说话很得体，很讲究艺术，恰到好处。/斯大林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少奇同志立刻向中央作了报告。我们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为了使美国企图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落空，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1948年8月间，张闻天交给我一个他所起草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要我好好看一看。/张闻天写的这个东西，经刘少奇修改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对毛主席形成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到了重要的诱因作用。如果当时不是刘少奇重视，这个文件很可能被搁置起来。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再认识刘少奇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为给党员和干部加强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教育，刘少奇抓了一个典型事件。/改组北方局是刻不容缓的事，刘少奇抓紧做了。当时派到北平市委任书记的是李葆华，派到天津任市委书记的是李铁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黎玉。/刘少奇向中央请示并作积极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成几批被营救出来的。实际上还不止，王若飞也是这时候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所讲的三个包围和三个反包围的局面，这是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观，这个奇观，就有少奇同志的不朽功劳在内。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都列入整风文献。所有这些，都不是随意的决定。《三论》是党建学说的代表作刘少奇1941年7月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出的在党内斗争中要保护、尊重少数的观点，当时特别受到毛泽东的赞许。/我原来记得《论党内斗争》中有保护、尊重少数这个话，*近我查了一下选入《刘少奇选集》中的这篇报告，结果没有。但这个意思可以找得到。刘少奇一路走，一路听汇报，一路发表意见。给我印象*深的，是他那个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他讲，搞减租减息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要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说明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把这个千百年来的案子翻过来。刘少奇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一直到今天，是*高水平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这是刘少奇在七大的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贡献。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我谈一点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党内知道的人不多。/全党这么重视召开八大的问题，怎么谈得上召开八大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整个事情的酝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嘛！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主席听一波同志讲起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请一波同志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1956年一二月间，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乔木认真地看了，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少奇同志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连为一体了。/一波同志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报告里加上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195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在湖南和上海也讲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问题。从“反冒进”到庐山会议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周恩来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但是毛主席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要中宣部就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的建议，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把社论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了三个字——“不看了”。1957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会上，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次公开地、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在一个晚上约了周恩来、刘少奇两人谈话，时间很长，谈到深夜。在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刘少奇由衷喜悦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上，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时，确实讲过阶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段话，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大不一样。/少奇同志说，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上级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是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南宁会议后，刘少奇比较谨慎了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少奇的名，但无论如何，少奇同志也是感到了很大压力的。/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少奇同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说话不多。/作为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的合作是很好的。八大二次会议开完以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非常突出的是柯庆施，他点名将李富春的军。/真正讲困难时期，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了。/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也往南走。这次调查，也把我带去了。/少奇同志只是看，没有说话，听张国忠在那里说就是了，跟着张国忠走就是了。/看了这些，少奇同志没有大加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不说话，就是说明他心里是有考虑的。少奇同志生怕打断纠“左”的进程，提出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情况要不要向下传达的问题，他要胡乔木去向毛主席说。乔木不敢，没有传话。如果当时传了，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选集毛主席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北戴河会议以后，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康生说：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陈伯达说：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在西楼会议的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一起议论，经济工作*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找刘少奇去，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还说，要是他不在世了，“你怎么办？”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鉴于**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毛主席也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政法部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提少奇同志认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这三个机关要让敌人怕，不应让人民怕，而要让人民喜欢。/当时这三个机关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它们是专政机关，专政队伍，处理的是专政问题，做的是专政工作，管的是专政对象。湖南郴县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刘桂阳，回家看到本地的公社工作搞得太不像样，提了意见，当地领导又不接受，她就跑到北京来，在国务院接待室贴了“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并告诉警卫这是她贴的。后来被捕，以反革命论处。少奇同志发现了，责令平反。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问题三个机关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的特点是用法律制裁手段。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三个机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不能使人民对公安机关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要使人民有热烘烘的感觉。所以，三个机关要坚持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向反革命、向敌人、向违法乱纪作斗争，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人民生活、人民民主制度，不是为了制裁而制裁。三个机关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历史上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都知道要依靠法律、运用法律，因此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受法律的约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这“鼓”和“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一个人说了算，只能行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政策和法律，有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则一致，必须遵守，对谁都无例外。如果没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要凭觉悟了，不执行这个政策的话，不能说是违法。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专政，不能使党领导变成党专政。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来行事，受法律的约束。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十年的内乱，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逝者和生者的欣慰——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出版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同志的选集。/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表示同意了。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少奇同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后，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请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文化大革命”，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状了。从1960年开始着手编辑，到1982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经过了22年。其间变故迭起，曲曲折折。文稿和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考验。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作者简介

邓力群（1915—2015），湖南省桂东县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邓力群文集》《邓力群自述（1915—197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