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内容简介

发生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其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至今仍然是党史、国史研究界乃至宣传领域争论较多的一个热点问题。作者用心多年，力图为读者描画出“文革”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真实状况。 

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本书特色

本书所涉10年是新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本书是作者承担的中国社科院五年规划重点项目。作者以大量翔实珍贵资料，全面反映了1966年-1976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尽管到处都在“革命”、“造反”、“文攻武卫”、“大批判”，但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勉力支持下，经济建设仍有进展有成效，科研成果不断… 当然，总体上是“革命”严重挫伤了生产力，以致许多行业到了崩溃边缘。书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家眼光看待这十年，在叙述历程，列举事例、数据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其缘由，评价了其得失。是一部有份量的经济史稿。

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目录

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节选

《1966-1976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取得成效后，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汇报下，错误地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批判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度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急转直下。
经过对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思想的两个方面的概述和分析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毛泽东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当然，在受“文革”冲击较少的某些领域，如军工生产和援外建设单位，“抓革命”也包括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教育，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等，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作用。如成昆铁路、坦赞铁路的修建，面临着世界罕见的艰难自然条件，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要想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但其与“文革”期间所提倡的“革命”特定含义是不同的。
三、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谨慎实践态度
早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就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得到了强烈反映，“文革”时期他的这一思想则突出表现在“文革”初期的“五七指示”和“文革”后期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上。对此已有较多的文章予以评论，本文内不再进行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虽然对这一思想、理论怀有极大的兴趣，但除了强调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兴办各种“五七干校”之外，在改变所有制、职工工资制度方面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
1966年底，江青等人煽动少数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逼迫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发布通告，改变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得解雇，补发工资。她还口述了三条指示。有著作分析，此举可能是江青揣测毛泽东的实行供给制意图而发的。但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令，宣布取缔合同工、临时工的非法组织，取消原通告和文件。显然，这一直接否定江青行动的强硬做法，反映了毛泽东的反复考虑。同样，处理其他职工待遇经济制度上也采取了“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实际基本没有改变。
1969年4月，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工厂所有制没有解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这里，姑且不论毛泽东对工厂政治状况的判断是极为错误的，在概念上，他已将工厂领导人的思想、管理方法与所有制，即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因素错误地混为一谈。因此，他实际上强调“斗、批、改”，也只是想改变工厂中人与人的关系，并未触动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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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作者简介

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任“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文化大革命”史及毛泽东、陈云研究。主要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毛泽东诗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