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军机处二百年历史为主线,展示军机处在清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当雍正、乾隆两朝国力蒸蒸日上之际,军机大臣们跟在皇帝后面,跃马扬鞭,开拓疆域,无不踌躇满志。到了嘉庆、道光两朝,大清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面对此景,嘉庆、道光的选择是守成,于是军机大臣们也收敛了拳脚,小心翼翼地帮皇帝打点着江山,总算将大清国传了下去。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曲线图的展示。在这个历史过程,军机处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军机处二百年,一笔厚重的历史,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堆有待挖掘的故事,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军机处。
★一部完整的大清帝王权力运作史,一个神秘机构的跌宕起伏。
★从雍正至宣统,国策大政皆出于此,亲王重臣皆出于内。
★解密雍正至宣统年间清朝权力的核心。
★深挖历史的众多疑题,军机处,演绎近两百年的政治风云
前言
中国历代皇帝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以确保皇权独尊;但他们又必须适度放权,以让臣子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如何做好平衡,是考量皇帝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雍正登基之后,培养亲信大臣,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又在思想领域打击异端,争夺舆论阵地,宣传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雍正已开始构思创设一个政治机构,这个政治机构专属于皇帝,由皇帝任命,唯皇帝是从。这个政治机构必须效率极高,又具备保密性,但却没有专属府衙,也没有专门官吏。它既能满足皇帝集权的需要,又能高效地处理军政,控制思想,预防朋党。雍正七年,带着这个机构的蓝图,在张廷玉的辅佐下,雍正一手创设了影响清朝国运、主持清朝大政一百八十三年的军机处。
军机处创设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被彻底架空,皇权一统,乾纲独断。军机处的负责人军机大臣,由皇帝挑选内阁中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亲信大臣担任。虽然名义上到军机部上班是兼职,但基本上军机处都在军机处办公。而自军机处设立后,军国大事概由军机处负责。用兵时,由军机大臣决定战略方针,皇帝批准之后,再以谕旨发往前方。前方将领的请示,经由军机处讨论,奏报皇帝批准后,再发往前方执行。至于用兵时的兵马粮秣、山川地形、人文地理之类,概由军机处主持策划,这便是后世参谋本部的雏形了。
在重要案件上,军机处能越过刑部,取得法律执行权。军机处审理案件,一种是由军机大臣单独审讯,将被审者押到内务府公所或步军统领衙门内接受审问。另一种则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案件涉及的都是当朝大员,故而交给军机大臣来处理。军机大臣还可以推荐重要职位官吏,从六部尚书到各省督抚,乃至地方官员,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交给皇帝选择。
军机大臣权势虽重,但伴君如伴虎,这也是份高风险的职业。军机处的奠基者张廷玉不过因为上书乾隆,请他对自己配享太庙的资格做个保证,就招惹乾隆雷霆大怒,不得安生。讷亲在金川前线,久战无功,乾隆本来要让他去边疆充军赎罪,不想因为他私底下的几句牢骚话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咸丰朝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受命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军。出征之前,他自知要倒霉,竟然一路哭着出京。
军机大臣之中,能长期坐稳,安享富贵荣华的,不外谨慎持身、不结党营私之人。嘉庆朝担任了十几年首席军机大臣的庆桂,性格平和,在中枢数十年,规规矩矩,不敢有丝毫逾越,毫无过失,一口气干到了七十九岁才退休。当时人认为他过于谨慎,近于迂腐,可嘉庆却始终信任并重用他。被称为“三百年**福气之人”的潘世恩,该说话时就说话,该磕头时就磕头,该闭嘴时就闭嘴,得享高寿,终身平安,后世子孙文章都做得好,孙子潘祖荫还考中了状元。潘世恩的苏州同乡彭蕴章,咸丰朝首席军机大臣,老前辈潘世恩的那套功夫学不来,干脆一言不发,官场人送外号“彭葫芦”,也能做个太平宰相了。
军机大臣之外,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军机章京的工作极多,如拟定谕旨、随军机大臣出差、参与审理案件等等,这些工作中,*为重要的是拟定谕旨。本来拟定谕旨是军机大臣的任务,经过实际操作之后,这份工作也被转给了军机章京。将草拟谕旨的工作转给军机章京,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军机章京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发挥才华的机会,以向皇帝、向军机大臣们证明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军机大臣专一于军政事务,提高军机处的工作效能与质量。就皇帝而言,也乐于看到军机章京们起草谕旨,这样可以适度分权,避免军机大臣大权独揽的现象出现。
军机章京虽不似军机大臣那样声名显赫,标榜于史册,但他们在当时职责重大,担任撰写谕旨,整理政令、档案工作,并因其职位之重要,而在官场中可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从军机章京走出来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有讷亲、阿桂、庆桂、文孚、赛尚阿、穆荫、彭蕴章等人。据统计,清代由汉军机章京升为军机大臣者有三十三名之多。军机章京们在政治上的辉煌前途,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投身其中,并视军机章京一职为人生的荣耀。
总体而言,军机处虽然有权势过人如和者,却从未能对皇权形成任何制约,更遑论威胁。军机处它不是正式的机构,军机大臣不是正式的官衔,既可以说它有权,也可以说它无权。只有皇帝*信任的大臣,才能入军机处。而在军机处之中,军机大臣所处理的一切事务,都是皇帝交付的,他们只是皇权所操控的木偶,并不具备任何主动性。在军机处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皇权与相权激烈对抗的现象,也从来没有军机大臣的权势嚣张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可以说是军机处*成功的地方。
军机章京们曾发出豪言:“起家词赋皆先泽,报国文章在此身。书生蝇头钻故纸,不输沙场斫贼刀。”军机大臣又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对待新事务的态度又是如何?军机处日常如何运作?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们的心态又是如何?曾影响大清国运的军机处,在清末时节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历经一百八十三年的军机处,一笔厚重的历史,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堆有待挖掘的故事,在《军机处二百年》之中,我将努力给读者朋友们展示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军机处。 后记 自投身于《军机处二百年》写作之中,转眼历时两年有余。两年多来,对军机处相关的人物、档案进行了诸多梳理,与一个个历史人物做面对面的会话交流,对一个个军机处事件加以考察分析。这两年来,我仿佛生活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小房之中,与世隔绝。
军机处的多彩历史、浩瀚档案、精彩人物,还有着许多未知的故事,仍有待我去探索。走出军机处值班房,写完书稿,不代表我对军机处的研究写作就此告终。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继续对有关军机处的论题加以探索,给读者朋友们展示更多不为人知的事件。
《军机处二百年》一书以时段展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军机处,较多涉及技术性的内容,如廷寄制度,拟定谕旨,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的职责等,盖因军机处开创之后,各类典章制度,需要不断加以完善。至咸丰朝之后,对此不再过多涉及。
咸丰帝在历史上以“苦命天子”而闻名,自登基以后,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内有绵延不绝的太平天国战争,外有英法联军的入寇。为了应对战事,大清的国库被耗费无数。在对咸丰朝军机处的考察中,就财政问题我做了较多考察,因坐镇中枢的军机处,此时的任务之一乃是筹集军费。
本书以人物为中心,既重视军机大臣,也重视军机章京。书中涉及众多军机大臣,如奕訢、文祥等人。当太平军的北伐军进至天津时,咸丰不得不违背祖制,以弟弟奕訢为军机大臣,坐镇中枢,扑灭北伐军,挽救危机。亲王入军机处,这也是危难之际的无奈之举。咸同二朝,文祥堪为军机处的顶梁柱,他主持了与英法联军的议和、扑灭了东北马贼动乱、创办了神机营、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暂时挽回了大清帝国的颓势,为有清一代满人大臣之翘楚。
军机章京中的杰出人物颇多,如丁守存,喜好枪炮,并亲身实践,又曾在前方策划战事,一生堪为传奇。如王拯,诗歌文章,冠盖一时,但却性格耿介,终不合于当时,归而退隐,以诗书文章传世。又如朱学勤,居中联系,为奕訢通风报信,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
对光绪朝的军机处,本书着笔较多,因为光绪朝处于清末风雨飘扬之中,经历重大变革,面临空前挑战,故而对光绪朝加以详细考察。此外,越往后期,军机处人物的记载,军机处的档案资料也就越翔实,这自然有益于写作。再则,光绪朝军机处波澜起伏,党争不断,故事自然也更精彩。如甲申易枢中,所有军机大臣被逐出。庚子年巨变之后,军机大臣或被杀、或被罢职。丁末政潮中,军机处又经历了新一轮的大洗牌。军机处在光绪朝的巨变,也与晚清时代特色有关。在晚清,时局呈现出了巨幅震荡态势,不再是先前那般的小幅摇摆,此种巨幅震荡必然对军机处本身,造成极大影响。
就清末的军机处而言,虽然其中有诸多优秀人物,但军机处却未能有大的作为。盖因光绪执政后,军机处面临着皇帝与太后的权力竞争,庚子年巨变之后,又经历了大阿哥党、帝党、后党的激烈争斗,诸多军机处人才,于内讧之中消耗精血,哪里有余暇顾及国政。
就光绪一朝而言,不论是军机处,还是光绪帝,都处于慈禧的阴影笼罩之下。慈禧死后,时间进入了宣统朝,一群后生小子,主持朝政,军机处中也经历了诸多变革,面临着各种挑战。在晚清新政的热潮之中,军机处*终让位于责任内阁制,告别了历史舞台。
《军机处二百年》一书的写作,是漫长而煎熬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写历史书稿,*想做的就是将*精彩、*生动的内容呈现给读者,这就需要仔细梳理史料,择取可用的内容。军机处留下的档案资料虽多,但多数是枯燥的官方行文。灵动的记载,则潜藏于文人们的诗歌唱和,抑或年谱,抑或稗史之中。史料的收集、整理费时费力,虽然很多古籍已经被进行了数字化的处理,但这些资料被各个高校独藏校内,外人不得一窥。每每被此所困,抓耳挠腮,心焦不已,费尽心思,才能弄到。每翻阅到手的资料,总有欣喜之感。
历史的书写,于我而言,自然是一场历史的穿越之旅,在旅途之中,我将与往昔的一个个人物对话,努力将他们的所思所想、经历过的事件,生动逼真地再现给读者。历史的书写常受作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带有作者的私人烙印,只是烙印的深浅程度不一而已。虽然历史写作难免要受主观影响,但著史者所能做的,且应该去做的,是尽可能地还原客观历史。本书在写作中,尽可能不作主观评判,而以展示史实为主。到底,对历史的评判,千人有千种生相,我尽可能地将对历史的评判权交给读者。
“一人治天下”的梦想
紫禁城的乾清宫广场西侧,靠近隆宗门,有一排简陋的平房。与金碧辉煌的宫殿相比,它颇显寒酸,游客们也大多会忽略它。然而,别看它不起眼,它却是大清帝国一百八十余年的决策中枢。
它就是军机处。
军机处为清朝独有,首创者乃雍正皇帝。雍正为何要设立这么一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根本原因是想有效发挥君主集权的优势,而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帝国西北边陲的战争。
事情起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年羹尧、岳钟琪荡平。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准噶尔是清廷的老对手了。康熙皇帝都披挂上阵,三次御驾亲征准噶尔。
雍正四年,内政整肃完毕,皇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
雍正七年,战争爆发。军情如火,需立即处理,且必须保守秘密。但当时的政治机构却不尽人意。清承明制,以内阁为国家行政中心。内阁设于紫禁城太和门外的文渊阁附近,而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就寝,两者相距一千余米。宫禁重重,手续繁多的处理流程,极易延误时机;而军报到京,先经内阁,也容易泄露机密。于是雍正以需要一个密近的处理机关为借口,在隆宗门一带的墙根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称军需房,后改称军机房,又改称军机处,遴选心腹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军务。
打开故宫地图就能发现,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广场以西,正北面就是雍正皇帝的寝宫——养心殿,两者相距不足五十米。一千米到五十米,从内阁到军机处,距离的缩短意味着政务处理的快捷,也意味着权力向皇帝集中。
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如今在御膳房的宫墙,依然留有通道的痕迹。心急的雍正皇帝将军务处理中心迁到自己附近还不够,还要凿出一条便捷往来的孔道。雍正的亟亟求治之心,乾纲独断之望,显露无遗。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并未撤销军机处,反而在第二年增设办理文书事务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雍正九年,又铸军机处印信,储于大内。一个临时机构,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大?因为皇帝凭借军机处,掌握了“乾纲独断”的技术,破解了集权统治的难题。
创设军机处,既是对准噶尔用兵的需要,也是集中权力的需要。军机处创设之后,早先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虚名,议政王大臣成了虚衔,无应办之事,有名而无实,在乾隆年间*终被裁撤。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与政务,主要负责文辞书画。但入南书房行走却一直是清代士人心中的*大荣耀,皇帝也常让亲信大臣入南书房作为奖励。
雍正帝养心殿的西暖阁,是雍正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的地方。墙壁上悬挂着一副雍正手书的对联,十分醒目: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皇帝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集权的渴望。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密在于军机处的三个字:“勤”、“速”、“密”。雍正追求高效。军机处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规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须在当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折多达几百件,也必须连夜处理完毕。皇帝如此严格要求,军机大臣的工作就很辛苦了。
王文韶是清末的一位军机大臣。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军机大臣辛苦工作的记录。每日寅时初(凌晨三点)天还没亮,王文韶就要入值军机了。光绪七年的元旦,他凌晨二点就到了值庐(军机处所在地),直到早晨七八点才能稍微缓一口气,休息一下。夜里办公腹中饥饿,军机大臣们会在离家前先吃好夜宵。皇帝也考虑得很周到,军机处办公室的门廊下,总会摆放着一盘盘烧饼油条,供大臣们充饥。
凌晨3点,紫禁城内一片漆黑,唯有军机处值庐中灯火通明。不过,*辛苦的人不是军机大臣,而是负责撰拟谕旨和管理档案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成立后,权责日重。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事务,莫不经过军机处,单凭几个军机大臣已经处理不过来了。于是军机处成立的第二年,就增设军机章京。起初军机章京无定额,从内阁中书、笔贴式等官员中选调。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为满汉各两班。每班的领头称为“达拉密”,由他领着章京们在军机处值班。通常情况下,满汉章京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即便是大年初一,军机处也要当差入值。
军机处*强调效率与速度。军机大臣的工作流程,生动地展示了这里的“速度与激情”:军机大臣入值后,约莫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就要去养心殿面见皇帝,聆听皇帝对政务的处理意见,这叫“承旨”。皇帝在征询军机大臣对政务的意见后下达指示,军机大臣就会急匆匆赶回五十米以外的军机处,将皇帝的意思“述旨”给军机章京,章京们走笔如飞,执笔“拟旨”。军机大臣拿着拟好的谕旨,再赶回养心殿报皇帝批准。一来一去,不过一个时辰,许多政务就处理完了。
军机大臣是跪着“承旨”的。久跪辛苦,大臣们总结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他们会在膝盖处的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里,这样跪着就不疼了。为了免除终日长跪,军机大臣们还练就了简明扼要的本事:无论事情多复杂,一定三句话内讲完,免得皇帝再问。皇帝批文封好后,就会加盖军机处大印,并写明驿递日行里数,交给兵部发驿马传递,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飞奔的骏马带着皇帝的批文,在帝国的驿道上络绎不绝。凭着这套交通系统,中央集权的触角伸向帝国各方。
“密”,是军机处的*大特点。军机处成立后,雍正三令五申地告诫属下“臣不密则失身”的道理,并规定军机处外面由护军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都严禁私入。甚至服务人员,也规定必须是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小太监,称为“小么童”,十五岁之后,就立刻换新人。而占军机处文书大头的“廷寄”,与文武大臣向皇帝呈递的“奏折”,更是改变了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公文惯例。
今天,“上朝批折子”是人们对皇帝工作的主要印象。殊不知,清代之前的皇帝,是“不批折子”的。奏章摆在皇帝案头,需经过复杂的流程。以明朝为例,当时地方各省及中央各部的上行公文,若有关公事的,叫“题本”;有关私事的,叫“奏本”。这些“本”首先要汇总到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政使司,然后交给内阁。内阁先“票拟”附上处理意见,与奏本一同送达皇帝审批。皇帝用朱笔写下意见后再发给内阁执行,这叫“批红”。
明朝中叶后,皇帝对政务懈怠,往往将“批红”权力交予司礼监,让首席秉笔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作“朱批”。明朝这套政务处理流程,虽然开了太监参与朝政的后门,也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因为内阁首先阅览奏章,在皇帝过目之前,就拟定了意见。即便皇帝驳回了内阁的“票拟”,内阁也会想法子补救。慢慢地,内阁首辅变成事实上的宰相。如果他与首席秉笔太监关系密切,且皇帝年纪幼小,那么,决策权就掌握在内阁首辅手中。例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属下官员上“奏本”,内阁依张居正的意思“票拟”,政治盟友冯保控制的司礼监再“批红”,“万历新政”就这样雷厉风行地推行开了。
为了避免自己被内阁蒙蔽,康熙中期发明了奏折制度——皇帝亲信秘密地直接呈递报告,皇帝通过秘密报告,掌控全局。奏折绕过了内阁,这保证皇帝不受干扰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权力集于君主一身。
雍正完善了奏折制度。他不仅将有权写折之人扩展至大学士、各省督抚、藩、臬、提、镇,也在保密措施上下足了功夫。首先,密折均直达御前,中间不经过任何人转手;而且密折只能由皇帝一个人批阅,即便是军机大臣也不能过目。
在《朱批谕旨》前言中,雍正自得地说:“此等奏折,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密折与朱批,由特制匣子传递。大臣与皇帝一人一把钥匙,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打开匣子。即便如此,雍正还要谆谆叮嘱臣下不要泄露密折内容。鄂尔泰是雍正*信任的宠臣之一,雍正在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奏折的朱批中告诫他,“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就是朱批过的奏折,雍正依然不放松,还下旨要求具奏人在一定时间内交回宫中保存,本人也不得抄录留底,否则严惩不贷。
那么,朱批后的奏折是如何到达具奏人手中的呢?靠军机处。军机处收到朱批奏折后,先由军机章京将奏折连同朱批誊写一遍,加以保存;原件则密封装好,直接传给上折大臣。有些折子,皇帝当天没有考虑周全,就“留中”不发;另一些极为机密的,只录“另有旨”,连副本也不保存。
雍正靠密折了解下情,推行新政,震慑臣下,清明政治。举凡气候、粮价、养廉、水利等,密折是无所不包。除了这些,精力充沛的雍正还喜欢插手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臣也望风希旨,投其所好。雍正六年六月,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捡到陕西棉花商人秦泰一百七十两银子,没有私自独吞。时任河南山东总督的田文镜在奏折中向雍正陈说此事,皇帝批示,这是田文镜你教化有方,真是国家的祥瑞,朕很高兴。由于地方大员多有密折具奏之权,雍正乐得他们互相牵制,相互监督。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出任广州提督,雍正担心他过于“善柔,行小惠沽名钓誉”,于是让广州将军石礼哈监察王的表现。在接到石礼哈“王绍绪念念不忘圣恩,勤于办事”的回奏后,雍正依然疑虑重重,又询问了两广总督、署理广州巡抚的意见。得到广州巡抚傅泰的肯定意见后,方才罢了。
任命一位广州提督,就要耗费皇帝如此的心神。在天威罩顶的震慑下,雍正力推的新政,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也轰轰烈烈地推行下去了。自雍正朝始,密折政治成为清朝政治的主流。军机处扮演枢纽的作用,对于大清帝国走向盛世,功莫大焉。
雍正凭借军机处“以一人治天下”,同时也将重担放在肩头。清朝皇帝普遍勤政,而雍正是其中*突出的。雍正四年五月,皇帝在上谕中感慨地说道,皇考每日上朝,已经是勤政的楷模了;而朕,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又有过之。白天,雍正帝接见大小官员,披览章奏;晚上在青灯下,还要阅读各地的密折,多至二三十件。
据统计,雍正当政十三年,至少批阅过奏折两万两千余件,题本十九万余件,写下了千余万字的批语。与他的父亲和儿子不同,雍正从未南巡锦绣江南围猎木兰围场。除了生日放假一天外,他就是一架工作机器。君主集权的背面就是放弃休息、勤于政事。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于圆明园,大位传给宝亲王弘历,新帝年号乾隆。在乾隆皇帝时,军机处彻底成为了皇帝的左右手,军机大臣彻底成为了皇帝的高级秘书。
袁灿兴,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著有《中国乡贤》《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湘军淮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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