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王蒙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作者和王蒙走过的路，每道坎坷，每个关卡，生活中的苦与乐以及发生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微小得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的先生王蒙 本书特色

著名作家王蒙，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自嘲“累得几乎要了小命”；21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他的人生带来大喜大悲；29岁举家西迁新疆，一呆16年；改革开放后，升任中央委员，不久官司坐文化部长。驰骋大半生，浮沉荣辱，始终相伴相随的是夫人方蕤。方女士嫁夫随夫，认写与王蒙同甘共苦。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而王蒙也欣赏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捡芝麻，不愿抱西瓜，谁知道西瓜是不是土地雷。”于是，方女士经年累月，小心捡拾生活中的“芝麻”，“珍藏琐碎”，成为眼下这部十分可读的《我的先生王蒙》。

我的先生王蒙我的先生王蒙前言

《我的先生王蒙》：乐观得不可救药方蕤何其芳为王蒙起名 和王蒙初识时，他自我介绍，他是“蒙古”那个蒙字。后来知道“蒙”字有三种读音。**声“蒙人”的“蒙”，欺骗的意思；第二声，读“萌”，意在幼稚无知；第三声，“蒙古”的“蒙”，还指美德。按王蒙的个性，他会选择第二声，他喜欢说，大智无谋，计谋太多的人没人相信，宁肯相信“幼稚无知”。 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问他：“到底读‘萌’还是读‘猛’呢？”王蒙想了想，郑重宣布应该读“萌”，这样可以与军方的王猛同志区分开来。从此，正式场合他的“蒙”就是第二声了。但是，常和他打交道的人，还是习惯地把“蒙”读作第三声。 王蒙说，他的名字，是何其芳先生给他取的。何其芳是他父亲王锦第的北大同学，何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这似乎是王蒙与文学先天的缘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夕阳落山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当时，他年轻的父亲正热中于研讨哲学，而何其芳先生在研究法国文学，何先生说：“给你的儿子取名叫‘阿蒙’吧！”这是从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中获得的灵感，此书男主人公的名字现译阿芒；阿芒、阿蒙，只是译法的不同。王蒙父亲一听连声叫好，只是说不要那个“阿”字吧。认为那是南方人的习惯，给孩子起个“阿猫”、“阿狗”的名字，北方人听着太别扭了，于是确定单名“蒙”字。但这又与古人撞了车：和王蒙同名的，有元朝的大画家王蒙——我们曾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见过此人的山水画精品——以至于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编辑，当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王蒙对于山水画的贡献时，大为恼火，竟然问下属：“怎么王蒙又把手伸到美术界来了？”当别人解释是元朝的同名人时，他还坚持“要查一查”云云。 另一位与之谐音者是前国家体委主任、广州军区政委王猛。而且巧的是，这位王猛是沧州地区的人，原籍盐山，离王蒙原籍南皮相距不远，口音也接近，两人时常闹出笑话。王蒙到某地参观，接待者一口一个“王政委”地叫，弄得王蒙尴尬至极，赶紧声明自己不是政委。当王蒙向王猛说起此事时，王猛哈哈大笑，说：“那又怎么样，我走到哪里还常常有人问我有什么新作品呢！” 说话爱引长孙“名言” 这几年王蒙在国内与国外，用中文与英语讲话，经常引用我们的长孙小雨的名言，小雨的一句话成了王蒙讲话的保留节目。 事情是这样的，在小雨十四岁的生日到来的时候，王蒙企图以老革命的身份对他进行教育，便说：“你爷爷（就是王蒙）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一个革命者了，那时候我已经读社会发展史纲和毛泽东的著作了。而你现在还是这样幼稚、贪玩、应该奋起直追啦……” 我们的孙子不假思索地回应说：“这很简单，你十四的时候，有玩具吗？没有足够的玩具，你不去革命又能干什么去呢？” 就这样一句话被王蒙引用了不知多少次。他并且说，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应该关心儿童和少年，不但要给儿童们提供足够的食品、服装，而且理应提供足够的玩具，否则，年轻一代人就有权利选择革命。 王蒙引用我们孙子的话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然而，我倒是觉得从中透露了王蒙对于他的没有玩具的童年的哀伤与愤懑。 王蒙又慨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历史不同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重复与我们完全重合的道路了。遇到这种下一代人下两代人并不对准我们的脚印走路的情况，王蒙既不会简单地叹息后继无人与一代不如一代，也不会转而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路程妄自菲薄。他不是九斤老太，更不是怨悔者转向者。他努力理解自己的一代和上一代、前辈们的选择；他又尽*大的好意与宽容去理解下一代，儿孙们。 小雨时常和爷爷开玩笑，初冬的一个傍晚，王蒙戴上毛线织的尖帽子出家门，小雨看见后说“爷爷像卖烤白薯的”，我戴上头巾后，他嘲笑我的形象像是卖茶鸡蛋的。我有点不太爱听这类的贬义词，王蒙倒是很高兴。对这个比喻有一种特殊的满意，自己重复了多次，并且见人就说，好像有多么光荣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是对孙子溺爱吗？是表达自己的平民意识乃至农民形象吗？我就分析不清了。 小雨替他们的学校求爷爷的题字，也不知是建校多少周年了，反正很长很长，说是清朝已经有了学校的前身了。王蒙知道，不能违背，便努力写了字。结果，小雨说，同学们反映：“你爷爷的字与某领导的字差不多。”而那位领导的书法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同学们的此一反映显然不是夸奖而是讽刺他的字。王蒙又是大喜，说是自己的字直追领导。看到他如此快活，我倒是觉得毫无办法。王蒙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还说不可救药云云，是外文的说法。我算是当真承认，这个人就是乐观得不可救药。 小雨还说过爷爷身上连件名牌衣服都没有。其实，王蒙是有的，我们在国外没少买西装，自然有名牌的。但是王蒙更愿意穿得随意宽松，更愿意听到他没有名牌的评论。 这几年王蒙对于一种改良了的中山装特别感兴趣，这种服装上身是一排六个纽扣，领子是立领，没有领钩当然也就不需要系上。他说他发现有一些印度与日本的人士是穿这种衣服的，他也就学过来了。 王蒙也穿过唐装，夸奖也罢，攻击并说它是“恶俗”也罢，王蒙毫无感觉。他倒真是为自己穿衣服，从不考虑观感和反应。 我们的二孙子阳阳现在个子已经是一米八Ｏ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更像是需要照顾的弱者了，这不禁让我们叹息不已。怎么不知不觉中就老了呢？想不通，想不通。 阳阳的好胜倔强劲也是突出的，小时候在打乒乓球时跟爷爷要比个高低，一局输了，小脸很严肃，遇到这位老天真的爷爷可不会让着他，我在一边观战，可有意思了。 我们的三孙子吉米，是在美国出生的，在他将近一周岁的时候，王蒙去美国看护过他一星期。王蒙喜欢与他一起下围棋，常常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的儿女各有自己的住处，他们来玩的时候习惯于说是到“奶奶家”。有一次王蒙很晚了在二儿子家，吉米热情地留爷爷住在他那里。爷爷说还是要走。吉米便问：“爷爷，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到‘奶奶家’去？”爷爷笑起没完，向他解释说，“那不只是奶奶家，也是我的家啊。”吉米以痴迷的眼神看着爷爷，觉得难以理解。 我们的小外孙来福，有时提一些智力测验或者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也有时背一首唐诗让姥爷说出作者是谁，王蒙答不上来。来福便在电话的那一端叹气，很体己地对姥爷说： “姥爷，您这么糊涂，怎么当作家啊？” 王蒙*爱听的就是孙子们“攻击”“嘲笑”他的话。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味这些话，觉得奥妙无比，快乐无穷，滋味多多。 请人吃饭摸不出钱 他轻易不去商店。偶尔家里断了牛奶，他是不能容忍的，他太重视营养了，少一回奶就认定缺欠了钙。他抽空出门买奶，急急忙忙，直去直来。有一回，他买好了物品，递上一张票，找好了零钱收好，转身赶忙回到家。你买的东西呢？他看了看双手空空的，啊！东西呢？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确自己并没有拿回已买的物品。 王蒙从理论上非常肯定包括购物的日常生活，他在小说里还热情地描写过人们到了百货公司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欢乐情景。怎么样对待世俗生活世俗需要，他好像还与一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们有点争论。他也常常表示有热情陪我去逛商店。然而，我个人以为，他*好不去，万一真的去了，他仍然是一个“催人泪下”的角色。 九十年代初期，有许多朋友在关心我们。宗璞和蔡先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我们常到他家做客，除了参观蔡先生培植的花园，就是倾听宗璞的义正词严，在她那书香幽静的环境里聊天也是一种享乐。那年五月的一天，王蒙在电话里约了宗璞夫妇去香山游玩，且说中午要去颐和园门前的一家西餐馆吃饭，说那家有点小名气，尼克松访华时曾经来过这家餐馆，厅内挂有照片为证。然后强调了是我们来做东。选了一个晴朗的天，我们一起游香山。 按计划，近中午我们去了那家餐馆。吃得比较简单，因为那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主菜，不过是招牌、广告做得好罢了。一时王蒙悄悄地跟我说：一会儿你去结账，我说：钱在你那儿。他急忙地左翻又找，上下口袋摸了个够，没有。我的心紧揪了一下，窘迫的我，面色红一阵，白一阵。王蒙又说：不是你拿了吗？当时我的泪水要淌出来，我极力地控制着。在临出家门时，我说你请客，今天你带钱，是我们说好了的。这次还真是破例，平常都是我的事，偏偏我又没带那么多钱。我们俩的你来我去，被宗璞发觉了。宗璞是很懂心理学的，看我那副样子，她很轻松地说，还是由我们请，回到家把钱给我寄来不就行了吗？这场尴尬的局面过不去也别无选择。 在回家的路上，王蒙再次地翻找，不费吹灰之力，一下从他的上衣口袋抽出一叠现钞。令我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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