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相遇》中力荐,深刻探讨战争与人性的经典之作
★勾勒战后拿波里社会众生相,再现战争的残酷和人性挣扎
★兼具纪实与想象,比《完蛋》更深刻、更现实。
《皮》是意大利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代表作,以二战时期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解放意大利为背景,记述了作者在拿波里的所见所闻,生动刻画了战争背景下的意大利人民、美军军官、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等,凸显了人性的多面性,展现了战后欧洲人民的精神状态,后被拍摄成电影。本书深刻探讨了战争与人性的主题,作者以亦真亦幻的文笔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人为了生存和皮囊会堕落,为了尊严和信仰也会救赎,这也是本书起名“皮”的原因。
**章瘟 疫那是拿波里“瘟疫”的那些日子。每天下午五点钟,在半岛基地旅的健身房里半小时的拳球和热水沐浴之后,杰克·汉弥尔顿上校和我步行朝着圣费尔迪南多走下去,在从黎明到宵禁时刻乱糟糟地挤在托莱多街上的人群中,用肘部为自己开出道路。在由大地上所有种族组合成的解放者部队士兵们,撞击并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和方言辱骂的苍白、肮脏、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怕的拿波里人群中,杰克和我,我们是干净的,整洁的,营养不错的。在欧洲所有的人民之中被**个解放的荣耀,由于天意而轮到了拿波里人民: 于是为了庆祝一个如此应得的奖励,我可怜的拿波里人,在三年的饥饿、流行病、凶猛轰炸之后,出于对祖国的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被渴望、被羡慕的光荣,扮演被打败的人民,唱,拍手,在自己家的废墟之间快乐地跳,挥舞一直到前一天还是敌人旗子的外国旗子,并从窗口将花抛向胜利者。可是,尽管有这普遍的和真诚的热情,却没有一个拿波里人,在整个拿波里,感觉自己是个战败者。我也许无法说出这种奇怪的感觉是如何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毫无疑问的是,意大利,因此还有拿波里,已经输掉了战争。可以肯定的是,输掉一场战争比赢得一场战争更为困难。每个人都能赢得一场战争,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输掉战争。但是,要想有感觉自己是被打败的人民的权利,仅输掉战争是不够的。在他们那用几世纪的痛苦经验所养育的古老智慧和他们诚实的谦卑中,我可怜的拿波里人没有窃取感觉自己是个被打败的人民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严重的不老练。但是同盟国就能妄想解放各族人民并在同时迫使他们感觉自己被打败了么?他们就必须或者是自由的人或者是被打败的人。如果因为拿波里人既不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也不感觉自己是被打败的,就责怪他们,那是不公正的。在汉弥尔顿上校旁边走着时,我感到自己在我的英国军装中令人惊讶地可笑。意大利解放部队的军装是卡其色的英国旧军装,是由英国司令部送交给巴多约元帅的,也许是因为想要掩盖血迹和子弹洞,被重新染成深绿色,蜥蜴皮的颜色。其实,这些是从战死在阿拉曼和托布鲁克的英国士兵身上脱下来的军装。我的军服上衣就有三颗机关枪子弹穿的洞。我的毛衣,我的衬衣,我的内裤,都沾着血迹。甚至我的鞋子也是从一个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我**次穿上它们时,感觉脚掌被刺痛了。一开始,我想在鞋子里还粘着死者的一块小骨头。那是一个钉子。如果真的是死者的一块小骨头,也许倒好了:对于我来说,将它拔出来也许会是相当容易的事。需要我花上半个小时找到一把钳子,然后拔出钉子。没什么好说的: 对于我们来说,那场愚蠢的战争确实是很好地结束了。它当然不能结束得更好了。我们作为战败士兵的自尊得到了保全: 我们已经在盟军一方战斗了,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的战争之后与他们一起去赢得他们的战争,因此,我们穿上那些被我们杀死的盟军士兵的军装,就是自然的了。当我终于拔出钉子并穿上鞋子时,我应当去指挥的那个连队已经在兵营的院子里集合有一段时间了。兵营是小塔附近,梅尔杰利纳山后一座已经被多个世纪的岁月和多次轰炸摧毁了的古老修道院。院子呈带环形走廊的修道院庭院形状,三边是由瘦弱的灰色凝灰岩柱子支撑的拱廊,一边被一道散布着绿色霉斑和巨大的大理石墓碑的黄色墙所环绕,在墓碑上,在巨大的黑色十字架下,刻着长长的一列列名字。修道院在古代某次霍乱流行期间曾是一所隔离医院,那些名字就是死亡的霍乱患者的名字。在墙上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安息。帕莱塞上校原想用老军人们所关心的那些简单仪式中的一种,亲自将我介绍给我的士兵们。他是个高而瘦的人,有着全白的头发。他在寂静中握紧我的手,一边悲伤地叹息,一边微笑。士兵们(他们几乎全都非常年轻,他们曾经很好地在非洲和西西里与盟军打过仗,正是由于这个,盟军选中他们组成意大利解放部队的**个核心)已经在院子当中排好了队,就在我们面前,定定地看着我。他们也穿着从在阿拉曼和托布鲁克倒下的英国士兵身上脱下的军装,他们的鞋子是死去的人的鞋子。他们有着苍白而消瘦的面容,由一种软而不透明的材料做成的白而不动的眼睛。我觉得他们在盯着我,不眨一眼。帕莱塞上校点了一下头,军士喊道:“全连,立正!”士兵们的目光中那种痛苦的紧张使我的心情加重,就像一只死猫的目光。他们的四肢在立正时变得僵直,突然放松。握着长枪的手是白而无血的:松弛的皮从指尖垂下,就像是一只太宽松的手套的皮。帕莱塞上校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向你们介绍你们的新上尉……”在他这样说时,我看着那些穿着从英国尸体上脱下的军装的意大利士兵,那些无血色的手,那些苍白的嘴唇,那些白色的眼睛。这里那里,在胸口上,在肚子上,在腿上,他们的军装散布着一些黑色的血迹。突然,我带着恐惧地意识到那些士兵已经死了。他们发出一股来自发霉的布料、腐烂的皮革、在太阳下变干了的肉的苍白的臭味。我看看帕莱塞上校,他也死了。从他的双唇出来的声音是潮湿的,冷的,黏糊糊的,就像是用一只手按压死者的胃部时他口中发出的那些可怕的咕噜声。“请命令稍息。”帕莱塞上校在作完他的简短讲话后对军士说。“全连,稍息!”军士喊道。士兵们让自己的重量落在左脚上,站成一种软弱和疲惫的姿势,并且以一种更加温和、更加遥远的目光,定定地看着我。“现在,”帕莱塞上校说,“你们的新上尉将向你们作简短的讲话。”我张开嘴唇,一种可怕的咕噜声从我口中发出来,是一些低沉的、含混的、软弱的话语。我说:“我们是自由的志愿者,新意大利的士兵。我们应该同德国人作战,将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将他们打出我们的国境。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重新举起倒在污泥中的国旗,成为所有处在那样的羞耻之中的人的榜样,表现得无愧于将要到来的时刻,无愧于祖国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当我结束讲话时,帕莱塞上校对士兵们说: “现在,你们中的一个人将复述你们上尉讲的话。我要确信你们已经明白了。你,”他指着一个士兵说,“请重复你们上尉说过的话。”那个士兵看看我,他脸色苍白,有着死人的那种无血色的薄薄的嘴唇。他声音中带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咕噜声慢慢地说:“我们必须表现得无愧于意大利的羞耻。”帕莱塞上校靠近我,低声对我说:“他们已经明白了。”然后沉默地走远了。在他的左腋下,一个黑色的血迹在军装的呢料上一点一点地蔓延。我看着那个黑色血迹在一点一点地变大,我的眼睛紧随着那个穿着死去的英国人军装的年老的意大利上校,看着他一边让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的鞋子发出吱嘎吱嘎声一边慢慢走远,而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口中像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臭味。“这个杂种民族 !”汉弥尔顿上校一边在人群中为自己开着路一边咬着牙说。“为什么这样说,杰克?”到达奥古斯泰奥高地后,我们每天都按习惯转进圣布里吉达路,这里人比较稀少,于是我们在这里停一刻以喘口气。“这个杂种民族 !”杰克一边将被人群的可怕拥挤弄皱的军装重新理整齐,一边说。“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杰克。”“为什么不?这个杂种的肮脏的民族。”“哦,杰克!我也是个杂种,我也是个肮脏的意大利人。可是我为自己是个肮脏的意大利人而骄傲。我们没出生在美国不是我们的错。我敢肯定就算是我们出生在美国,我们也还是杂种的肮脏的民族。你不这么认为吗,杰克?”“别急,马拉巴特,”杰克说,“请你不要生气。生活是精彩的。”“是的,生活是个精彩的东西,杰克,我知道这个。可是不要这样说话,不要这样说。”“对不起,”杰克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我并不是想要伤害你。这是一种说话方式。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个杂种的、肮脏的、精彩的民族。”“我知道,杰克,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贫穷的、不幸的、神奇的民族。大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曾经受过像拿波里人一样多的苦难。二十个世纪以来,他们忍受饥饿和奴役,却不抱怨。他们不诅咒任何人,不恨任何人,甚至连他们的不幸都不恨。基督是拿波里人。”“不要说蠢话。”杰克说。“这不是句蠢话。基督是拿波里人。”“你今天怎么了, 马拉巴特?”杰克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看着我说。“没什么。你希望我怎么样?”“你心情不好。”杰克说。“为什么我就应该心情不好?”“我知道,马拉巴特。你心情不好,今天。”“我为卡西诺感到伤心,杰克。”“见鬼去卡西诺,见鬼去卡西诺。”“我为发生在卡西诺的事感到伤心,确实感到伤心。”“去你的。”杰克说。“你们把那么多的麻烦转给卡西诺,这确实是个罪恶。 ”“闭嘴,马拉巴特。”“对不起,我不想冒犯你,杰克。我喜欢美国人,我喜欢这个纯种的、干净的、精彩的民族。 ”“我知道,马拉巴特。我知道你爱美国人。但是,别着急,马拉巴特。生活是精彩的。”“让卡西诺见鬼去,杰克。”“哦,是的,让拿波里见鬼去,马拉巴特,让拿波里见鬼去。”一股奇怪的气味飘在空中。不是大约黄昏时,从托莱多的小巷里,从小车广场,从西班牙人的圣泰莱塞拉降下来的那种气味。不是油炸食品店、小饭店的,隐藏在从托莱多街上到圣马尔提诺那些街区的发臭、阴暗小街巷里的小便池的气味。不是那种黄色的,不透明的,黏糊糊的,由成千种臭味、成千种污浊的散发物,正如杰克所说的,由在各个小街拐角壁龛里的童贞圣母脚下枯萎、发霉的花,在一天的每个时刻散布到整个城市的成千美妙的臭味构成的气味。不是发出绵羊乳酪味和烂鱼味的西洛可的气味。也不是那种在近晚上时从各个妓院散布到整个拿波里的烤肉味,让-保罗·萨特有一天在像腋窝一样阴暗、充满着一个隐隐的淫秽热影子的托莱多街上行走时,在其中嗅出爱情与膳食的肮脏亲属关系的那种气味。不,不是大约黄昏时,当女人的肉像在污泥下被烤熟时压在拿波里之上的那种烧熟的肉的气味。那是一种有着特殊的纯洁和特殊的轻淡的气味:瘦弱,轻,透明,一种满是灰尘的大海的气味,被腌过的夜的气味,一个由纸树构成的古老森林的气味。一群群头发蓬乱、涂脂抹粉的女人,被一伙双手苍白的黑人士兵跟随着,在托莱多街走下走上,用尖叫声劈开人群:“喂,乔伊!喂,乔伊!”她们在各条小巷的入口处停下来排成长队,每个人都在一张椅子的背后站好,成了公共女理发师?。在那些椅子上,坐着一些运动员般的黑人,眼睛闭着,头枕在椅背上,或者是垂在胸前,他们长着又小又圆的头,穿着就像圣基亚拉教堂的天使们那镀金雕像的脚一样闪光的黄色鞋子。那些公共女理发师叫喊着,带着一些奇怪的喉音相互间喊着,或是唱着,或是与那些像在剧院包厢一样从窗口和阳台上伸出身子的女邻居争吵着,一边将梳子插进黑人那弯曲如羊毛般茂密的头发里,用两只手一起握牢梳子将它拉向自己,朝梳子齿上吐唾沫以使它们变得更滑,将头油的河流倾倒在自己的手掌上,像按摩师一般擦亮和理直那些患者的粗野的头发。成队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跪在他们那镶嵌了珍珠母碎片、海贝壳、镜子碎片的木盒子前,将手中刷子的背打在盒子盖上,一边喊道:“擦皮鞋!擦皮鞋!擦皮鞋!擦皮鞋!”同时用干瘦的贪婪的手抓住那些左右摇晃着走过的黑人士兵的裤子上的一条缝。成群的摩洛哥兵正沿着那些墙壁蹲着,他们裹在黑色斗篷里,被天花留下麻子的脸,阴暗而多皱纹的眼眶深处闪亮的黄眼睛,用通红的鼻孔呼吸着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飘荡的微弱臭味。灰白憔悴的脸色,描画过的嘴唇,结着胭脂壳的苍白的面颊,可怕又可怜的妇人们停在小街巷的拐角,向行人出示她们可耻的商品:八岁、十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摩洛哥兵、印度兵、阿尔及利亚兵、马达加斯加兵摸摸他们,掀起他们的衣服,或是将手伸进他们的短裤的纽扣之间。那些妇人喊道:“两美元一个男孩,三美元一个女孩 !”“你也许会喜欢,说实话,一个值三美元的小女孩。”我对杰克说。“闭嘴,马拉巴特。”“再说也不贵,一个小女孩值三美元。一公斤羔羊肉的价钱还要贵出许多。我肯定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或纽约比在这里值更多钱,不是么,杰克?”“你让我厌恶。”杰克说。“三美元勉强值三百里拉。一个八或十岁的小女孩能有多重?二十五公斤?想想一公斤羔羊肉,在黑市上值五百五十里拉,也就是说五美元五十分。”“闭嘴!”杰克叫道。小女孩和小男孩的价格几天前已经下降了,并且在继续下降。 而糖、油、面粉、肉、面包的价格却在上涨,并且在继续增长,人肉的价格一天一天地降低。一个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一个星期前值十美元,此时勉强值四美元,连骨头在内。人肉在拿波里市场上如此跌价也许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女人们在从南部意大利所有的地方奔向拿波里。 在*近的几个星期里, 批发商们将一大批西西里妇女抛到了市场上。这并不全是新鲜的肉,但是投机商们知道黑人士兵们有着讲究的口味,他们更喜欢不太新鲜的肉。可是西西里的肉不很受欢迎,于是黑人们竟然*终拒绝了它: 黑人们不喜欢太黑的白种女人。从卡拉布里亚,从普利亚,从巴西利卡塔,从莫里塞,每天都有成队的结实健壮的女孩,坐在被可怜的小驴子拖着的小车上,盟军的卡车上,而大部分是靠步行,到达拿波里,她们几乎全是农民,被金子的幻景吸引而来。这样一来,拿波里市场上人肉的价格终于向下冲,人们害怕这会对城市的整个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在拿波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这是个耻辱,确实,良好的拿波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为之脸红的一个耻辱。可是盟军当局, 它们是拿波里的主人,它们为什么不脸红?)作为交换,黑人的肉涨价了,于是这个事实幸运地有助于在市场上重新确立某种平衡。“黑人的肉今天值多少?”我问杰克。“闭嘴。”杰克回答。“一个黑美国人的肉比一个白美国人的肉更值钱,这是真的么?”“你让我厌烦。”杰克回答。我确实没有打算冒犯他,嘲弄他,也没有打算对美国军队,世界上*可爱、*友善、*可敬的军队,不予尊重。如果一个黑美国人的肉比一个白美国人的肉更值钱,这对我有什么要紧的?我爱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在战争期间,我都成百次地感受到这一点。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正直的心灵, 比我们的心灵正直得多。我爱美国人,因为他们是好基督徒,真诚信教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永远都和那些正确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相信犯错误是罪,相信犯错误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是正派人,并且相信欧洲所有的人民,或多或少,都是不正直的。因为他们相信一个被打败的民族是一个由罪犯构成的民族,相信失败是一个道德惩罚,是一项神圣正义的行动。我为这些理由,也为我不说的其他许多理由,而爱美国人。他们的人道感,他们的慷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真诚而纯洁的简单性,他们的方式的坦率,在一九四三年那个可怕的八月,让我为我的民族产生了如此的屈辱和悲哀,产生了人们恨罪恶的幻觉和对更美好的人性的希望,并确信只有善(为了惩罚坏人和奖励好人而在欧洲登陆的那些大西洋对岸的杰出小伙子的善和天真)能够将各个国家和个人从他们的罪恶中解救出来。可是,在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中,参谋部的上校杰克·汉弥尔顿是我*爱的。杰克是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高,瘦,苍白,优雅,有着一些几乎欧洲式的绅士作风。一开始,也许他显得更像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就像喜欢一个兄弟。因为随着更深地认识他,一点一点地,他的美国本性暴露得深刻而坚决。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 “我的奶妈是,”杰克说,“一个被魔鬼震撼过的黑女人。”),但是在美国,关于南方人,人们所理解的并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优雅的心灵,同时有着一种近乎孩童的简单和天真。我想说的是,他是“美国人”这个词的*高贵意义上的一个美国人: 我一生中遇到过的*值得尊重的人之一。 他是个基督教绅士。啊,要表达我想通过基督教绅士所理解的东西是多么的困难。所有那些认识并爱美国人的人,都明白当我说美国人民是基督徒人民、杰克是个基督教绅士时,想要说什么。在伍德伯里森林学校和弗吉尼亚大学受过教育后,杰克以同等的爱投身于拉丁语、 希腊语, 以及体育, 以同等的信赖将自己放在贺拉斯、维吉尔、西摩尼德斯和色诺芬的手中,大学健身房那些按摩师的手中。在一九二八年,他曾是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奥林匹克田径队的短跑选手,并且比起他的学位,他更为自己的奥运会胜利而骄傲。一九二九年后,他为合众社?在巴黎度过了几年, 并且为他几乎完美的法语而感到骄傲。“我从古典作家那里学了法语,”杰克说,“我的法语老师是拉封丹和波奈夫人,那是我在沃日拉尔街住的房子的看门人。你没有发现我说话就像拉封丹的动物?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只狗完全能够注视一个主教’。”“可是你来欧洲, ”我对他说,“就为了学这些东西?在美国也是‘一只狗完全能够注视一个主教’。”“哦,不,”杰克回答,“在美国是主教能够注视一只狗。”杰克还非常了解他所说的巴黎郊区,也就是欧洲。他走遍了瑞士、比利时、德国、瑞典,带着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带着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在阿尔诺尔德博士的改革之前,英国的本科生就带着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夏季“泛欧旅行”期间,走遍了欧洲。在那些旅行之后,杰克带着一篇有关欧洲文明之精神的论文和一篇对笛卡尔之研究的文章的手稿回到美国,它们为他赢得了一所很好的美国大学文学教授的任命书。但是在一个田径运动员的额头周围,学院的月桂枝并不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月桂枝那样绿:而杰克不甘心膝盖上的一个肌肉拉伤让他再也不能在国际竞技场上为星条旗而奔跑。为了忘记他的那个不幸,杰克便去他的大学健身房的更衣室里,在橡皮、湿毛巾、肥皂和亚麻油毡的气味,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中经典的大学文化的典型性气味中,读他钟爱的维吉尔或他珍贵的色诺芬。一天早晨,在拿波里,我在半岛基地旅健身房当时正空着的更衣室里意外碰到他,他正专心地读品达罗斯。他看看我并微笑,略有些脸红。他问我是不是爱品达罗斯的诗。他又补充说,在品达罗斯为奥林匹亚获胜的运动员而写的颂诗中,感觉不到训练的艰难、长久的疲劳,在那些神圣的诗句中,响着人群的叫喊声和胜利的欢呼,不是沙哑的呼叫声,不是从那些在可怕的*后努力中的运动员口中发出的嘶哑喘息。“我理解这一切,”他说,“我知道*后的二十米是什么。品达罗斯不是个现代诗人,他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尽管比起其他的诗人,他更喜好贺拉斯和维吉尔,因为他们那忧郁的宁静,他对希腊诗,对古代希腊,有一种不是属于弟子的,而是属于儿子的感激。他记得住整卷的《伊利亚特》 , 当他以希腊语朗读“为帕特洛克罗斯举行的葬礼竞技”六音步诗时,泪水已漫入眼里。一天,我们坐在沃尔图尔诺河边,靠近卡普亚的贝莱桥,等待守桥部队的军士给我们通过信号时,争论起文克尔曼和在古代希腊人那里美的概念。我记得杰克对我说,比起古代的、粗糙的和野蛮的,或者如他所说,哥特的希腊阴暗、悲伤、神秘的形象,他更喜爱希腊化时代年轻、富有精神、现代的希腊那快乐、和谐、明亮的形象,他将这个希腊定义为一个法国的希腊,一个十八世纪的希腊。由于我问他,按他的判断,美国的希腊是什么样的,他笑着回答我说: “色诺芬的希腊。 ”于是他一边笑着,一边开始描绘“维吉尼亚的绅士”色诺芬的一幅独特、机智的画像,在约翰逊博士的趣味里,这是波士顿学校某些希腊学者的一种矫饰的讽刺。杰克对波士顿的那些希腊学者有一种宽容而狡黠的鄙视。在卡西诺前线的一个重炮连队里,一天早晨我发现他坐在一棵树下,膝上放着一本书,那是卡西诺战役的那些悲伤的日子,天在下雨,两个星期来一直在下雨。一列列的卡车,装满被缝进粗亚麻布白床单里的美国士兵,向下开往沿着阿皮亚大道和卡西利纳大道散布的那些小型军人墓地。为保护他的书(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希腊诗选集,以软皮装订,镀金页边,是由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朋友,著名的拿波里古旧书商、好人加斯帕莱·卡赛拉赠送给他的)纸页不受雨水的侵害,杰克向前弯着腰坐着,以雨衣的边缘遮盖着他那珍贵的书。我记得他笑着对我说,在波士顿,西摩尼德斯不被视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并且他还说,爱默生在他的梭罗悼词中肯定地说,“他经典的关于‘烟’的诗使人想到西摩尼德斯, 但是比西摩尼德斯的任何诗都好”。他真诚地笑着,说道:“啊,那些波士顿人!你看到了么?梭罗在波士顿比西摩尼德斯伟大!”而雨进到他的嘴里,与言语和笑相混合。……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意大利作家。一战期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法国军队,获得法国棕榈战斗十字勋章。战后回国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米兰《新闻报》主编。1931年在巴黎出版《政变术》,这是欧洲第一本反对希特勒及法西斯的著作,并因此被流放五年。二战中以战地记者身份去东线战场采访,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提供了素材。1943年英美盟军登陆后不久,在那不勒斯出版《完蛋》。意大利解放前夕在游击队与盟军指挥部之间充当联络官。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被禁止的基督》。1949年出版小说《皮》。1957年7月从中国访问归来不久在罗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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