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的相争更迭时,依附于皇权的偏房政治群体不断兴起,覆灭,又重生。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不断完善和渐趋加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附庸:皇族、后妃、外戚、太监、权臣、割据、游民和外部势力。它们可以是加强巩固皇权的保障,也可以是让皇权产生隐患的炸弹。它们或是良性或是恶性,始终陪伴皇权、觊觎皇权,在政权更迭中历经浮沉。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与这几大势力斗争周旋。此消彼长间,谁主沉浮?
◆简书优秀历史作者,细致地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偏房”政治群体,这些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政治势力,依托于皇权,却又反过来侵蚀皇权,同时皇帝既要依靠他们,又在防备他们,在如此的博弈之下,皇权与偏房势力会何去何从?
◆皇权与相权之争,皇帝与外戚、宦官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番僧如何影响朝堂局势,胥吏怎么左右官府运作……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各种不同的势力群体如何围绕皇权互相倾轧?
◆刚开始能同皇帝分庭抗礼的宰相的权力是如何被逐渐削弱的?外戚为何能在层层防备之下权倾朝野?作为奴仆的宦官是如何逐渐获得左右朝堂局势的势力?后宫不得干政的情况下,后妃如何染指权力?
◆外戚、宦官、后妃、藩镇、外国、番僧、胥吏,这些正式官僚系统之外,依附于皇权的偏房群体为何能与君主共享河山,又为何会被无情地抛弃?
以宰相之名睥睨天下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
其中的“天官冢宰”,就是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在《周礼》中作为天官,成为六卿的首位,总管全国大事,即有主宰之意。而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
宰相起源于先秦时期,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均是将二字划分而称。直到《韩非子·显学》中提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次将二字合并,将其演化成为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故后来用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高行政长官。而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具体的官僚体系,宰相作为官制才首次被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宰相一词并不属于特定官名,而是这一群体的总称,历朝历代对于“宰相”都有过不同更名,如战国时期称其为“相国”(相国李斯)、又设左右丞相以辅助相国;汉承秦制沿袭相国、丞相官职,之后改丞相为大司徒;魏晋时期“侍中”官位职责上升至宰相之权,其后又有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等多达几十种官名,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宰相制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回到西汉时期来,看看郭松焘所言及的“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的宰相的发展。
汉承秦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名称基本沿用了秦朝的制度。秦始皇用法家学说征服天下、治理天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等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同时建立“三公九卿”制度,确定了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到了汉朝,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故汉初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较前朝时期有所弱化。其主要在于汉初官僚体系继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皇权和相权开始出现了分化,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汉代皇帝不再像秦始皇那样操纵一切。此时皇帝仅作为国家唯一的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再属于皇室,旁落到了以丞相为代表的政府当中。一言以蔽之,丞相才是一切实际政权的负责人。因此我们可以把汉朝建立的制度称之为“君主丞相制”。
虽然丞相代表的政府拥有实权,但是对于丞相的任命以及丞相行使权力之时,还是得征得皇帝的同意,并由皇帝发布命令。只要皇帝不满意,可以随时撤换丞相。相权的发展仍旧依赖于皇帝权力的收放。丞相作为实权的代理人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下设官僚体系的服从。
汉朝丞相官职下设有秘书处,秘书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共有十三个部门,在当时称为十三曹,一个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局,所有的部门都归丞相总管。
为使读者牢记,本人将其编为顺口溜:
丞相下设秘书处,秘书分为十三曹;
东西二曹掌人事,户曹祭祀及农桑;
管理奏章属奏曹,民事诉讼找词曹;
邮驿交通有法曹,尉曹却只管运输;
另有贼曹管盗贼,罪法两刑归决曹;
兵曹定是主兵役,货币盐铁皆金曹;
国家仓谷到仓曹,还有一曹称黄阁;
根据以上十三曹的名称,便可以看到全国的各项政务都汇集到了丞相秘书处,这些都不属于皇帝管理。不得不说,此时的皇帝比起秦始皇,真的要轻松安逸许多。而这些官位全是吃皇粮的,属于政府公务员。
深宫之中的皇帝也有自己的秘书,称之为尚书。而尚书机构,却只有六尚,五尚专管皇帝的衣食住行,唯一称为尚书的单管文书。相比之下,丞相才是政府真正的领袖。
在这种君主丞相制下,权力不对称,甚至可以说倾斜得十分严重,相权确实对皇权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说这时的丞相已经掌管着天下一切事悉,是皇帝的副官。但我们从另外一条官职剖析就会发现丞相的职责远不止外朝之事。
我们知道西汉的中央政府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九卿制度,三公中除了丞相,还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太尉掌军事暂且不提,御史大夫又称“副丞相”,职责是监察百官,以辅佐丞相监察行政过程中的情况;处理呈送皇帝的奏章,承转皇帝的诏书,相当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传话筒”;除此之外,西汉之初的御史大夫更有直言劝谏的能力,如周昌曾直言劝谏刘邦不要改立太子。而御史大夫更多的仍从属于丞相,说明丞相不仅要管朝外之事,皇室之事亦有插手之权力。
除了政治地位的尊贵,皇帝对丞相的礼遇也是非常隆重。按照汉朝的礼仪,丞相的任免,皇帝本人需要亲自出席以表其尊贵,丞相觐见皇帝,皇帝需着正式朝服以接见,奏事完毕告退,皇帝还得要亲自送其出殿门。礼仪尊卑似乎在此发生了扭转,不知是丞相为皇室之臣,还是皇室成了丞相管理的一个下属机构。这种压倒式的相权扭曲发展,难道是想要平分共主这河山?
萧何——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历史对于萧何的评价非常高:
太史公曰:
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可谓极其精炼地概括了萧相国一生,故此,对于萧何精彩的一生不再加以赘述,仅简单做一时间轴表示:
公元前204年之前,萧何协助刘邦夺取江山。自前202年开始直至前193年,助刘邦稳固江山。
萧何对于刘邦而言是“忠臣”,也是历代忠诚的楷模,我们从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看到萧何将“忠”这一字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刘邦早年的创业队伍中,《史记》对于萧何之初始的政绩描绘较少,仅用“数以吏事护高祖”,可见当时刘邦这个小混混的官方背景就是萧何。刘邦当上泗水亭长后,萧何也是“常佑之”,即使是咸阳召萧何入京升职,他也拒绝。这是铁了心跟定了刘邦,忠诚之始源于“老铁”。
公元前209年,紧接着陈胜吴广起义的沛县起兵中,众人在拥立刘邦为“沛公”时,刘邦刚开始假意谦虚拒绝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
意思就是自己是个小混混,不配当县令。萧何还能不知道刘邦这是以退为进之策?便协助刘邦献出一计:选出九位全县*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共计十人,把十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谨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为沛县县令,不得推辞。
其实我们都知道,抓阄纸条上全写的刘邦的名字,两人自编自导、一唱一和完成了这拥立之事。
后来创业途中,萧何表现得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刘邦入咸阳后,《资治通鉴》记载: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塞、*多少、强弱之处。
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萧何的人设不断正面强化。
《史记》又载: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关中事计*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楚汉之争四年之内,萧何留守后方,所作所为,着实为刘邦肝脑涂地,其忠诚之心,日月可鉴。故刘邦在开国之初,大肆封赏时说道:“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萧何之于刘邦,不可或缺。其后刘邦对他的封赏,也是极其尊贵。
可是刘邦是何等人,这大汉天下,论*聪明应属刘邦。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时,萧何为什么能够保全而终?这皇权和相权的角力,才是刘、萧之间关系的写证。
我们前面说到,《史记》在记载萧何一生时,汉建立之前的丰功伟绩描述不多,因为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更多还属于挚友。等到公元前206年时,两人完全成了君臣关系。《史记》对于萧何之记载运用了四次时间,这四次记载除了汉五年封赏之事,另外三次便是对于这君臣权力之间“角力”的描述:
**次角力: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次角力是在楚汉战争时,公元前204年,萧何任丞相,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相持于京索之间。汉王数次派遣使者回关中慰劳丞相,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刘邦开始对萧何有所猜忌和防范,毕竟此时的萧何一旦谋反,刘邦的事业可能将毁于一旦。这时萧相是个明白人,他采用鲍生建议,将自己的宗族子弟派遣至前线,名为侍主左右,以便使唤,其实是将自己的亲族作为人质,借此打消刘邦的猜忌。
第二次角力: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召平谓相国曰:“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谋反,汉高祖亲自带兵征邯郸。哪知又有人密告韩信在关中谋反,萧何辅佐吕后用计诛杀了韩信。汉高祖在邯郸得知韩信被诛,除去了心头隐患,当然非常满意。但据记载他对萧何也不放心,韩信毕竟是萧何举荐,虽然诛杀韩信是萧何计谋,可是远在邯郸的刘邦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猫腻。
于是刘邦派遣使者回京师,拜萧何为相国,增加五千户封邑,同时又命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为相国的警卫部队。这样做,既是为了笼络萧何,同时也有监视的意思。朝中大臣见萧相国如此受高祖宠信,纷纷前往萧何府上祝贺。唯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他来到萧府,不仅不表示祝贺,反而对萧相国说:“公将大祸临头矣。皇上在外,公在朝中,既增加公之封邑,又为公设置警卫,显然是对公起了疑心。愿公上书辞让封邑和警卫,并将家中私财悉数捐出以佐军资,以解除皇上心中疑忌。”萧何原本就对此次增封大惑不解,听了召平一番话,深以为然,立即采纳了他的计谋,又一次化解了汉高祖对他的猜忌。
刘绍丹,女,四川人,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简书优秀历史作者。主要研究的方向为中国通史、社会学,主张结合社会学等其他领域,多维度解释各种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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