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火凤凰文库) 内容简介

在自然界，龙卷风的发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人世中的一些现象，就其不可预料性而言，颇似自然界的龙卷风——突然一阵风起，便改变了被卷入者的生命轨迹。作为当年被卷入龙卷风中的“小人物”，本书系作者首次出版的回忆录，完整地展示了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红楼梦》研究起个人数十年的真实经历，内容丰富，堪为那段特定的历史之存照。

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火凤凰文库) 本书特色

序
我的家乡属华北大平原地区。每逢秋末初春，地净土干，经常平地起旋风。忽见败叶尘土离地旋转，旋风来矣。初形成时为尘柱，越旋越大，越升学越高。小者围粗如树，中者如草垛，大者如小村庄。正如庄子所说，扶摇直上若羊角，高与天齐。有时，众多尘柱一齐旋，如石林，如群峰，且旋且移动，因其尚未成灾，所以极为壮观。
乡亲迷信，历代相传，旋风为妖魔或鬼魂所聚，既要现形，又要隐形。风小者为小鬼小妖，风大者为大鬼大妖。旋风也有善有恶，恶者见美女旋之而去，善者引包公为人申冤。人遇旋风，大都视为恶者。亦有破邪之法，站稳脚跟，三吐口水，若手中有镰刀或斧头，交叉劈砍，即可免祸。我少年时即相信这一套，每遇旋风，如法对付。如今想来，非常可笑。
但这只能对付小旋风。如果遇上特大旋风，即乡下谓之“黑风”者，此法则无用，须立即趴下，或躲入坑洞，或紧闭门窗。个人阳气有限，不足以抵抗自天而降的大妖魔或自地下而钻出的鬼王；只好听天由命，任其摆布，命大者或许能闯过，命小者则难以逃脱。
一九三七年，我七岁，遇上北方大地震。炎夏，天尚未明，人正酣睡，忽听鸡犬乱叫，牛驴悲鸣，天旋地转，墙倒屋塌。幸喜正睡于院中树下，免遭埋于瓦砾之中。命大耶?我不知道。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村里老幼正在田间忙于割麦、捆麦、运麦，忽见西南方黑云冲天直冒，像大火灾的滚滚浓烟。田间顿时一片混乱喧嚷。有经验的老年人拼命呼喊：“黑风来了，快往家跑！”人们将麦子撂下，扶老携幼，牵牲口拉羊，喊着哭着，失魂落魄，直奔家门，仿佛“世界末日”到来。(乡下人可不懂何谓“世界末日”，直呼为“大劫”。)等我们一家人安全到家，喘息未定，已天昏地暗，屋里对面看不见人。风声如天崩地裂，房屋振摇，吓得
我浑身发抖!风头刚过，大雨如翻江倒海；大约一个时辰(两小时)，风停雨止，沟满壕平，晚霞满天，又恢复为清朗世界。可惜一季小麦全刮得不知去向，又是墙倒屋塌。幸喜未伤人，只是春荒未了接夏荒，那日子真叫没法过!
乡下所称的“黑风”就是“龙卷风”，是破坏力极大的特大旋风，每年全世界都有发生。我幼年既遇大地震，又逢龙卷风，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强烈的恐惧感。
自然灾害，自古就有，比人类的资格老得多。只是有了人类以后，我们才称之为“自然灾害”，在未有人类以前，是无所谓灾害不灾害的。自然灾害与人类并存，它既给人类以危害，亦教会人以聪明智慧。人类由被动地躲灾避灾，逐渐发展到主动地防灾抗灾。更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认识了自然变化的规律，能预测出灾害的来临，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损失尽量减少。现在，全世界不仅每天有天气预报，准确地报出风雨晴雪，还能预报地震、火山爆发、日蚀月蚀等等，减少了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增强了人能胜天的信心。
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毕竟是有限的。且不说无限的大宇宙，仅就地球上来说，气象学家还只能解释龙卷风何以形成，而没有一个国家能预报出龙卷风将于何时何地发生。因为在整
个自然界，龙卷风的发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民间的说法极恰当，“平地起旋风”，不知其何时何地起，何处来何处去。摊上者自认命不济。然他处却有因此而无故得益者，如古籍中记载的所谓”天雨钱”、“天降粮”等等。过去，人们对此说不清楚。其实都是被龙卷风从别处卷过去的，没有什么神秘莫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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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火凤凰文库) 目录

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火凤凰文库) 节选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
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我既然有了调离的打算，就要作积极的准备，创造条件。除了坚持早晚的体育锻炼外，平时上班，认真备课讲课，及时把作业改完，在教师休息室读报纸杂志。晚上集中精力读书写作。我尽量利用学校的图书室，把新购进来的文艺书籍借来翻阅，并到北海西边的北京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填报的借阅项目是中国古代小说和美学，主要是借阅线装书。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广告栏登出了《新建设》杂志的要目，其中有俞平伯先生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是在教师休息室里看到的，引起了注意。几天后杂志刚到，我一口气便把此长文读完。我为什么独对这篇文章有兴趣?虽属无意，实非偶然。
我在山东大学*后一次的中国文学史终考中，回答的*后一个试题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性质的，简单扼要地说明，它虽然概括了作者的一些家世经历，但不同于曹雪芹的自传，并举了苏联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加以论证。我不同意“自传说”，同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不大一样。感谢老师冯沅君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豁达风度，尽管学生不完全按她的讲授回答，仍给以九十一分的高分，是我几年来学文学史课的*好成绩。我小时候偷看过家藏的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红楼梦》，封面上印着黑色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谈的剪影。看不大懂，好奇而已。解放后，结合中国古典文学课，又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次出版的新校本，才读出点味道来，有了文艺理论的基础，便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考试时才敢于那样自信的回答，并非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如果没有这点因由，我干嘛去读俞平伯先生的那篇文章?不仅如此，我还从工农速成中学图书室借读过棠棣出版社新出版的他的《红楼梦研究》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现在坦白地说，后来写评《红楼梦简论》的稿子时，关于清初历史的情况，我就直接参考了王耳(据传为文怀沙教授)为后者写的长篇序言，有所获益。向前辈学习并不丢人，过去不愿讲，因作者大概也“出了事”，避开了。
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希凡从家中先到我那里，他爱人从文学讲习所了解该所青年团的工作情况后，也赶到我那里。在闲谈时，我说到了俞平伯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他也看过，不同意其中的论点。他说，合写一篇文章如何?我说，可以。他说，你有时间，先起草初稿；我学习紧张，等你写出来，我趁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空闲修改补充。我说，好吧，明天我就把书刊全部借出来，开始动手。那时合作很简单，只想到文稿能变成铅字，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也不会想到谁靠谁，谁沾谁的光，更没想到会有以后几十年的是是非非。但是，一只巴掌拍不响，如果双方的条件缺其一，也是根本合作不起来的。
星期一，我把第三期《新建设》、新版《红楼梦》、《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新证》都借出来。还偶然在图书室*后排的书架底层发现了一部红皮精装的《晚清文选》，其中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也借出来备参考。用了几天的时间阅读材料，理清思路，即动手起草。
转眼又是五年。一九六二年春夏之际，我已过“而立”之年，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半“立”着由河南省商业厅调到河南省文联，任《奔流》杂志社编辑。李希凡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下落，主动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北京正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作家出版社准备再版我们的《红楼梦评论集》，问我有什么意见。
这址我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事。自从掉进“迷津渡”差点过去以后，我闭口再也不谈《红楼梦》了。曹雪芹在人生的道路上翻过跟头，因而大彻大悟，写出了千古绝唱《红楼梦》。而我由谈《红楼梦》进入文坛不久即栽跟头，方醒未悟之际，俗缘累身，欲再借《红楼梦》复出被勾掉之名，故慨然同意。至于彼此间的旧事，可以暂置一旁，半部著作权仍坚持所有。
再版修改的事我未具体插手，也没到北京来，只是在信中表示，应按一般再版的程序，作个别的文字改动。如过去涉及金圣叹的地方表现偏激，需有所补救，其余论点一律不动，以存历史的真实。李希凡修改完写了《重印版前记》，稿子我看了，签了名，时在十一月。书正式出版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是为第二版。我的名字又正式出现在自己写过的书上，被别人讥讽的“半本书主义”仍然存在。
但是，我的想法又太天真了，社会上的偏见仍未消除。有的作者在重版的书或文章中提及此事时，我的名字仍为“等”字代替，仍属“等外人”(《红楼梦》中有“槛外人”之语)，并没有因摘掉“右派”帽子而人“等”内也。倒是李希凡表现得慷慨大方，将作家出版社的重印稿酬二百四十元左右和收据一并寄给我，用作搬家费用。很够意思!这在当时，还是顶用的，对于处在困境的我，是不小的支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他给我的“绝交书”中却旧事重提，说是如何背着组织和家庭支援我，以示我忘了旧情，对他不起。可是，他在盛怒之下却忘了，那钱还有我应得的一半呢!如果要讲旧事，一九五四年未进文坛前，他经济上*困难，《文史哲》寄来的稿费他全用了。我说过什么吗?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世间常说人有“健忘症”，其实“健忘”的常是另一面，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大概永远也忘不了的。人到绝交时，居然念念不忘旧日的狗肉帐，已人市井之见，算得清吗?文人，文人，何清高之有?脖子上时时挂着“通灵孔方”也！
清朝早期，已经没落了的宗室英亲王阿济格的后代敦诚赠曹雪芹诗中有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我过去渎此诗，也感到旧时代的世态炎凉，殊不知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有人以“残杯冷炙”为施大恩大德，可悲可叹!
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
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的反党言行
本报读 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
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从六月下旬开始，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五个月中，通过大会、小组会、大字报，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十三人，这对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队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清查出的右派分子中，有编辑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记者林钢、刘衡(女)；编辑杨建中、苍石、沈同衡、胡平等人。
这些右派分子，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遥相呼应，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在报社内外，煽风点火，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借口帮助党整风、改进人民日报的工作，恶意诽谤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是“圣旨口”，是“金箍咒”。他们认为，党中央规定报纸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具体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就是“圣旨口”；而编辑部在自己的活动中，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接受并贯彻党中央对编辑部工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凭“圣旨口”办事，就是用“金箍咒”来“束缚”自己的脑筋。右派分子蒋元椿竟狂妄地主张“圣旨口”要“封口”，要把领导上的意见“顶回去”。他们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私货，反对人民日报刊登党和政府的公报、决议、指示、文件等，认为登载了这些，报纸就是“布告牌”、“传声筒”、“报喜不报忧”。他们追求资产阶级新闻的“趣味性”、“客观性”，要求给记者以所谓“绝对自由”，采访“一切”新闻。右派分子林钢还恶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歪曲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力鼓吹筱翠花演出坏戏“马思远”。
这些右派分子，诋毁党和政府在各项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反对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攻击党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等等。有的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只居功，不居过”，要所谓“无才缺德”的人“退位让贤”。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这些右派分子经过几个月来群众性的说理、批判和斗争，已经陷于完全孤立。
从清查出的右派分子来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根深蒂固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右派分子中有十分之七的人，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他们本人或家庭在土改、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中被斗争或被审查过，长期拒绝改造，仇视党的领导和各项重要政策措施。右派分子中有一半左右的人，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个人至上，以致*后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在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以后，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整改，研究和讨论克服报纸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办法，以便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新闻战线上的重大任务。
大会批判到谁，大都是由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或代表发言，全面叙述其历史情况，列举其右派言行，说明其所以成为右派的原因，要其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继续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谁说只有文学创作中存在着公式化?大批判也是公式化，老一套。这已说不上是批判，而是代表部门进行宣判，因为从不问被批判者还有什么话要说，发言完毕，就轮到下一个。大概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不对头，不仅不能集中精力敬听高论，有时还走神，听出点有味的“花絮”来。
记者部一位女负责人(姑隐其名)站在台上，说起延安的审干运动来，声泪俱下，像表演。她说，对当时整错了的人，毛主席脱帽三鞠躬，表示道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还模仿着动作了一番)我们这些经过党培养多年的人是有经验的，是实事求是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说得多好听啊1可是，当她批判到习平(已故)时，说的话全是鸡毛蒜皮，没有说服力。她说，习平在驻上海记者站时，做了件很漂亮的旗袍，不好意思穿着上街，经常在家对着穿衣镜欣赏。(这种材料不知如何“调查”来的?可怕!)一个老干部，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还不可怕吗?这算什么批判?一九五六年，全国大造舆论，号召青年(特别是男的)穿花衣服，以显示社会主义生活新气象的多彩多姿。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中年女记者习平穿件旗袍算得了什么?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又算得了什么?中国妇联主席蔡畅率妇女代表团出国时穿的就是旗袍，引起外国人称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从《诗经》时代就被当作美来描绘，同资产阶级有什么相干?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有什么相干?批判者本人进场时就身着呢子大衣仿俄式毛头巾，难道自己是无产阶级，而别人穿民族服装就成了资产阶级?纯粹是胡扯淡!
还有一位理论家兼戏迷，批判文教部的赵克惠时说，年纪轻轻，业余时间不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竟然花钱去学京剧老戏。其实，批判者自己就爱听老戏，还不单是京剧，他还曾向我要过戏票呢。我当过部里的工会小组长，知道报社工会曾出钱让一部分青年职工学京剧，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其中有工厂的工人，有编辑部的赵克惠(学“麒派”老生戏)、章世鸿(学“余派”老生戏)、袁佑铭(学小生戏)等。批判者自己就是编辑部工会的负责人之一，要说别人学京剧也成了问题，那么，在后台“把场”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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