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轩墨馀脞录》是一部有关俗言俗语的研究札记,共分三部分:杂识脞录、杂考脞录和俗语俗源谈薮。这些有关俗言俗语的杂识杂考有助于读者了解它们的由来,掌握民俗词语和市井熟语的确切词义,体悟民俗文化在语言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很多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俗语,文章对其源流发展进行了详细追溯,让读者阅读之后,不仅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曲彦斌先生多年来醉心于民俗学研究,成果颇丰,是民俗语言学这一学科的首倡者。《雅俗轩墨馀脞录》是他关于民俗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结集,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一方面,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或是辨章阐释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确切含义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因子,或是考镜厘清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流变,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学术研究价值,对民俗文化的普及与推广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因为考察对象大都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的俗言俗语,这些俗言俗语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对于它们的来历人们却知之不多,因此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作者在解说时穿插了一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内容生动有趣,语言平易近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我若称他为曲彦斌先生,有些见外,显得疏远。他长我几岁,是兄长,称呼曲兄亲切些,没有距离感。他的新著《雅俗轩墨馀脞录》即将付梓问世,要我写序。他的好意我明白,我也领了,但着实让我为难。我生性懒散,无才无能,无文无采,无名无实,况且人微言轻,岂能为他人作序?于是我坚辞,他坚持,几番回合,结果小弟还是要听大哥的,只好写些絮语,以应大哥之命。
与曲兄相识近三十年了。一九八六年的春季,曲兄的**部专著《民俗语言学》的手稿,转到了我的手里,由我来做责任编辑。那时还没有电脑,书稿都是手写的。几百页的稿纸,手抄下来,还是很辛苦的。原稿是手工订合的,很是规整,**印象就很舒服。当我翻开书稿时,更是眼前一亮,字迹工整秀美,书写规范,格式标准,就连修改勾抹,都是一丝不苟,干干净净。从**页到*后一页,都是如此,一看就知道作者是有耐心和定力的人。当然,书稿的内容也是很有价值的。
“民俗语言学”在上个世纪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首倡者即是曲兄。这门学科融汇并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材料,对语言、言语和文字这些与社会民俗等民俗文化事项联系密切的对象的形态、规律、源流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的阐释。它不仅建构了理论框架,还具有一定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自它诞生便得到学界的认可,很快得到发展推广。二十多年来,很多相关学术著作发表出版,培养了几批学术硕士,成绩斐然。此后,曲兄有许多著作出版,先后撰写了《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中国乞丐史》、《中国典当史》、《中国招幌》、《中国镖行:中国保安业史略》、《雅俗轩选集》,主编了《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中国招幌辞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俗语古今》、《行会史》及几套丛书文库,还校注了《杂纂七种》,翻译了《文化人类学史》,等等。丰硕的成果成就了曲兄,让他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曲兄完全是靠自学一步步前行的,一切的收获都是坚守“冷板凳”、追求“冷趣”的结果,是特立独行的学术兴趣的结果。恰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序言》开篇所说:“我研究历史,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公众;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出版。”我相信曲兄的研究初衷,就是个人的兴趣,并通过这个过程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后来的一系列的文字的凝结和出版,就是学术“好奇心”驱使和推动。他无法也不能回头,不管他人的议论与评判,一路向前。因为这门学科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的沿途风景实在太美了,太诱人了。尤其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冲出重围,挺立涛头之时,那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一定荡漾在他的心头,给他新的力量和鼓舞,催他踏上新的征程。我以为对于这样一个不惧孤独,自强不息,坚守自己的“冷趣”的人,应当表达更多的敬佩和鼓励,给他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漠不关心,甚至冷言冷语。其实,每个人都是漂在江湖的,本没什么这派那派,也没什么这路子那路子。有人故意划出派别和路子,以示自己的清高与纯正。然而,恰恰相反,客观的事实和理性告诉人们,这样狭隘的内心和狭隘的意识,一点也不清纯,也不会做出什么拿得上台面的学问。
《雅俗轩墨馀脞录》共计收录四十余篇文章,或是辨章阐释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确切含义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因子,或是考镜厘清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流变。例如《鞋拔子小考》一文,从生活中的小器物入手,挖掘其所寄寓的民俗心理,情理交融,切合实际;《“咬春”、“断春”与“断春”》通过对词语舛讹的考辨,结合节令民俗事项,判断其准确的称谓,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杂嗽”并非“闲言冷语”》对于前人的解说,指谬辨正,给读者一个语词本义的结论。再如,《“二百五”探源》、《“抬轿子”小考》、《门外汉》等,皆有典有源,条清缕析,明白晓畅,不致使人摸不到头脑,更无掉书袋的卖弄。读后对这些词语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楚的了解,获得了知识,解除了疑惑,满足了寻根问底的好奇之心。总之,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身边事物的由来,了解民俗词语和市井熟语的确切词义及其发展脉络,了解民俗文化在语言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十分有益。虽是短文札记,但学术功力和学术价值还是蛮强的。
由于过去工作的原因,我读过许多既有学术功力,又有精彩文字的好文章、好书稿。这个经历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阅读时对这样的文章和书籍有着强烈的偏爱;二是自己的心和手怯得很,不敢动笔,总觉得自己的文字很烂,所以基本上只读不写。这是*初坚辞曲兄要我作序的主要原因。我佩服勤于动笔的人,也尊重他们的劳动,但我也坚持我个人的评判标准。这个集子的文章我大致翻过,在满足我的好奇心,给我教益的同时,如果文章的气场再轻松一些,文字再增加一些文采,说理会更透彻,可读性会更强。我真诚地希望曲兄的文笔,就像他的手写书稿一样漂亮。其实,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永远追求的目标。
我斗胆写了以上这些文字,既有不当又有得罪,但都是实话真话。要打要罚,小弟悉听曲兄发落。不过,我想曲兄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会把说实话真话的小弟,打得太惨,罚得太重。
《雅俗轩墨馀脞录》:以《随园诗话》、《子不语》等著名于世的清代大学问家袁枚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好名也”。注重名声、名气、名誉,是人的一种美德。不过,无论英名、美名、芳名、威名还是名士、名流诸名人,首先都必须有其自身的名字,否则人群无以分别个体的人,名誉也就没有了着落。因而,中国人历来很讲究取名。屈原《离骚》开篇第三句话便沾沾乐道,“父亲仔细揣度我的生辰,赐给我的是美好名字,名正则,字灵均”。世人讲究取名之道,不止在于它是相互区别的一种简单符号,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标志文明程度的文化现象。依《礼记》所记,古代一般习惯是“幼名,冠字”,即人初生三个月取名,男子至二十岁弱冠成人、女子十五岁许嫁行笄礼时另于名外取字,故有“名字”之说。而且,生前称名,死后之名称讳,对尊长之名亦讳直呼,相互间亦称字而讳名以示尊讳。有些民族取名,是采取父子连名、母子连名或舅甥连名的形式。此外,还有乳名、别名、号,乃至笔名、艺名等,这些均属有关取名、用名的习俗惯制,是一种文化制度。名字蕴含着社会、家庭及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主要表现为取名的出典、寓意和感情色彩等方面。为此,历代都曾总结归纳了一些取名的方法和程式。《左传》上说,鲁国的大夫申繻总结的五种取名方法是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参照人的生理特征、天赋意气、身体形貌、假借品物名称或亲缘情形来取名。当鲁桓公姬允的太子出生时,请申繻去取名。鉴于太子出生的时日、地点与桓公偶然相同,于是这位后来的鲁庄公的姓名就叫了姬同。此外,申繻还提出有六项取名禁忌规则,这就是不要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和器币之名命名。他说,若不注意这些,难免带来用名的麻烦。例如,因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均属以官为名,帝王之名“神圣”不可更易,于是便只好将这两个官职改称为中军和司城。汉语汉字是取用不尽的取名资源,无论何时何种方式,关键皆在于赋予特定的寓意。胡适为二男一女取名的用意,都是对人的纪念。长男名为祖望、思祖,是纪念去世不久的老祖母;次子思杜,是纪念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女儿素斐,是纪念好友莎菲即陈衡哲。而且,胡适子侄辈排行用字本是“恩”,但因避讳祖父世恩的名讳而改成了字形相近的“思”。名字是特别的文化符号,取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名字,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意义,切忌轻率随意。此感言之一。老子道,“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取名是为了人际之间的区别,很难设想世人皆无名字状况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法律保护公民的姓名权不受侵犯,因为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要标识。命名者都极愿为被命名人取个吉祥如意、寓意深刻、呼之上口的好名字,于是在此心理作用下出现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趋同重名现象。早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编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早的《古今同姓名录》。清代汪辉祖编的《九史同姓名略》,从《旧唐书》至《明史》九种史书中辑录出同姓名人物29000多个。至民初,彭作桢编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已收录从上古至1936年403个姓氏的同姓名1600个、56700人。据近年的统计,北京市曾一度同时有13000多人名叫刘淑珍,10100多名王淑珍,10000多名张淑英,8000多名王淑英。在上海,光是1968年至1971年,就有3397个新生儿取名叫王伟,仅1971年11月21日这天就诞生33名。至于不同历史年代取名“援朝”、“文革”、“卫东”、“永红”、“要武”之类的,就更难以详尽统计了。历史上一些望族编制本族谱系行辈用字,就在于避免谱系内各行辈的混乱和重名问题。例如,曲阜孔子家族谱系是由乾隆皇帝确认的“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以及1920年经孔氏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后续的“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但是,这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泱泱大国众生重名的问题。此外,赶时髦取洋名、怪名,也是时下一种值得关注的潮流。重名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混乱,往往也给个人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麻烦、苦恼、纠纷;洋名、怪名呢,也因有伤大雅而污染社会风尚。如何规范取名,专家们真就有必要当回事地纳入科学研究视野。政府呢,亦当制订相应法规。长时下去,可是不得了。那么,现在每天都有数万初人人世的新生儿要取名,也只好奉劝为之取名者,亦当三思而后行,严肃认真地力争取个富有一定品位、独具匠心而标新立异的优秀名字,对受名者和社会都负一点责任。此感言之二。……
曲彦斌,1950年生于沈阳市,原籍山东蓬莱北王绪村,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6年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工作,是“民俗语言学”这门学科的首倡者。学术研究方面涉猎广泛,现已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有: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商业史,金融史,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等等。著作有《副语言习俗》、《民俗语言学》、《杂纂七种》(校注)、《中国民间秘密语》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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