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 目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 内容简介

《新盐法》公布后，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场产的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广防私工程。
整理场产，*重要的莫过于控制场产，防杜场私。防私的办法，“一面须建筑仓坨，将产盐颗粒归储，一面须于产区之四周，筑堤掘壕，俾与外界隔绝。并就场区相当地点，建筑公路，分设税警营房，划定稽查路线，装置电话，以便巡缉，而资联络。场区有此完备建设，而后管理方臻周密。长芦区官坨，已于民国初年成立，惟防私工程，尚付阙如。自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专从事于修筑滩场、壕沟、马路，并于场内设备税警驻所及场务所等。计先后完成公路一百二十余公里，壕沟二十余公里，桥梁八十余座，缸管式涵洞十三道，税警驻所七十五所，场务所三十五所，防私工程大致完备。”淮北区筹建推广防私工程，在全国各区中是*早的，从1929年9月开始筹集“整理费”，1931年7月开始建筑。淮北区各场工程分两期进行，**期注重建坨，到1933年底已完成7处官坨；第二期则以开浚盐河、修筑各干支公路为主，到1936年底为止，共开浚河道5处，修筑公路9条。同时还在各场中分别配置相当警力，设置营房、岗亭，周密布防，并横绕圩滩，划定稽查线，扼要驻守，联络巡逻。经过上述整理，场产的管理渐趋规范，私漏因而减少，销数增旺。继淮北区之后，广东、山东、两浙、松江、福建5区则建筑与围场工程同时并举，也着手整理场产。广东区先后于潮桥、海陆丰、惠阳3场建仓坨90座，并于仓坨附近建筑嘹望楼、秤盐亭、税警驻所、场务所等设施。山东区于1934年成立建坨委员会，对所属各场进行测勘，决定先就胶澳、金口两场建筑仓坨及重要公路，稽查路线、税警驻所，其余各场也将陆续进行。两浙区于1934年成立盐场整理委员会，并设2程处，先就各重要盐场进行测量。1935年着手整理余姚场，并筑路浚河、敷设岗亭、嘹望台，钱清、黄岩2场也开始兴工建坨。松江区于1934年成立建坨委员会，兴建朱姓镇税警营房，并分别筹建各区官廒、运盐道路及开浚河道，敷设电话。福建区于1935年成立建坨委员会，先从前下、山腰2场着手，开沟、筑路、围堤及架设电话。以上鲁、松、浙、闽4区防私工程正进行之际，因战争而告停顿。
2．加强膏盐的管理。
膏盐系石膏矿的副产品，只有湖北、湖南生产，过去仅由地方政府征收营业税，但其产制运销却没有按照盐务制度办理，从而冲销官盐，造成税收流失。鉴于这种情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在湖北设立应城膏盐管理局，管理应城膏盐。1936年又命令湘岸盐务处接管湘潭膏盐。这样，膏盐的产制与运销*终也纳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
3．废除无益盐场。
全国各个盐区往往设有多个盐场，因为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等生产因素的不同，各区之间的产盐数量、制盐成本及盐质成分有很大差别，即使在同一盐区，不同的盐场也有差别。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各区的盐滩、盐坎、盐井、盐灶、盐板调查清楚，确实无益者则予以铲除。当然，此项工作在各区之间推行的时间并不一致，而且进行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从1934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项工作的成绩如下：“淮北区共平毁盐滩三千九百九十余方，卤井一百二十四口；山东区约盐滩四百副；福建区盐坎三万四千四百余坎；两浙区共煎灶十三座；晒板四千余块；松江区共盐灶四十四座，晒板一万五千块；云南区共井硐十处。”为了巩固已有的工作成果，所有被废的滩坎井灶，都分别订有筑塘养淡及消灭制盐能力办法，而对于被废的盐户，均由公家酌给恤金，令其改业从农。
4．取缔硝、土盐。
硝土盐的出产区域，多分布于沿旧黄河故道，尤以河北、河南、山东为*多。贫民私制私售硝土盐，妨碍官盐的销售，影响了国税收入。历代统治者均采取缔政策，如禁止、改制、收买倾弃、寓禁于征等，但效果并不理想。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出标本兼治的方针：所谓治标，就是要改良农村，维持碱民生活，奖励地方县府，劝导碱民改业，贷予款项，发给抗碱种子，指导人民播种，增设税警，用和平方法，平毁其制盐池锅；所谓治本，就是要疏浚河渠，引水蓄淡，或凿办深井，改变其地质，化斥卤为膏腴。在此方针的指导之下，1933年设立河南省整理水道改良土壤委员会，以豫省盐税项下分期提出180万元，进行排水灌溉工程及深井的开凿，并在各盐碱地散发美棉种及各种抗碱种子，派员指导种植，还设碱土试验场以进行实验促进改良；1934年设立长芦盐区改良碱地委员会，并在碱性浓重之县组织改良碱地协进会。其所进行的工作分为水利、农田两项；水利计划，或于沿河碱地开挖河渠，引水冲刷，或开凿深井以事排泄；农田计划，则于碱地无法引水冲刷区内，采用客土、施肥、深耕及播种抗碱性作物，倡种美棉等方法。还用和平方法平毁硝土盐锅及其设备。1936年山东省仿豫冀省办法，取缔硝土盐，进行改良工作。这些办法实行之后，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先后沦为战区，各项工作被迫中断。南京国民政府为取缔硝土盐可谓煞费苦心，但硝土盐产生的根源在于民贫税重，要彻底取缔硝土盐，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
私盐及其形成原因
“惟盐为利薮，亦为弊窟。国家方严禁以防私，奸民乃干法而图利。法之兴也愈繁，弊之出也愈滋。”鸦片战争以前，在进入长途运输贸易的工农业产品中，食盐始终居于首位。在国家岁人中，盐税的地位也仅次于土地税。利之所在，趋之者众，社会各方面对盐利的角逐是很激烈的；同时，能否保证民食又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执政当局也必然倍加关注。因此，走私与反走私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诸领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历史发展到近代，由于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依然十分突出，因此，走私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所谓官盐就是指已向政府纳了税的盐，而私盐则是指未向政府纳税的盐。但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商专卖的引岸制度，某地区之居民只能消费政府指定核销该地区的盐，如到别处自
由购买，即使是官盐也被指为食私。
私盐问题在清代末期就非常严重，“全国当有三分之一食私盐”，民国以后，私盐规模进一步发展，到1928年时；食私盐者估计“占十分之五”。
私盐名目繁多，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生产私盐、贩运和销售私盐、食用私盐。
生产的私盐，主要是指硝盐和土盐。硝盐和土盐主要产于河北、河南、山东和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因为硝盐、土盐的质量低劣，危害人民身体健康，不宜食用，历来禁止开发、食用。所以，生产、销售的硝盐和土盐都被列为私盐。另外，还有利用废弃盐滩生产的盐也是私盐。
私源于产，派生于运，延续至销。私盐情况极为复杂，产生原因不一。**，中国有着很长的海岸线，盐源丰富，沿海各区几乎都可以晒盐，加上交通比较便利，难以严密监控。第二，各区税额高低不同，即使是在同一盐区内，不同地方的税额也不相同。以松江区为例，经过1932年整顿产区税率，上海、无锡每担税额7．2元，崇明、启东每担4．1元，渔盐每担0．2元，等差税额造成价格悬殊，因此，有税无税、税高税低，获利有天壤之别，重利所在，趋之者众。第三，历史上形成的专商引岸制演变为世系垄断，不法运商往往越岸冲销，侵夺他岸利益。第四，由于盐源丰富，晒制简易，不时供过于求，从业者不惜违法经营，，私运私销。第五，缉私人员良莠不齐，包庇卖放，甚至护私贩私等等。私盐名目虽多，归根结底不外乎私制、私运和私销三种。从不同的侧面与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分类：
(1)从盐源来分，有场私、销私和洋私。依据1914年3月颁布的《制盐特许条例》**条的规定“非经政府之特许不得制盐”，凡盐场、灶户私增板垣、私设煎灶、利用废弃滩坎私自晒制，不法场商买通场警或其他验收人员私放贩运，以及莠民伺隙盗窃仓坨私自出售等，均称场私。华北的晋冀鲁豫四省多有盐碱不毛之地，春秋季节，气候干燥，经过太阳蒸发，地面凝结一层白色盐碱土皮，刮起来加以过滤，人灶煎制，即成硝盐。该类盐因含有硝酸毒质，一向为官方禁食之物，故称硝私。洋私，顾名思义是舶来品，集中在沿海口岸，东北有俄私、东南有日私、广西有越私等。经营者大多为外籍人员，各有帮派，轮运而来，偷关进口，设有滞销，则存人外商货栈，因动辄牵涉外事，查缉非常困难。
(2)从运销人身份来分，则有官私、军私、商私和枭私。不法盐务人员与缉私官警卖放、护运或私自销售，称为官私。军队各类人员凭借权势，私运、私售，甚至胁迫盐场无税放盐，牟取重利，称为军私。运商买通盐务官警，朋比营私，或少税多放，或多报“加耗”，或于转运途中改装夹带等，称为商私。不法商民拉帮结火，车船载运，挟枪持械，强行贩售，称为枭私。
(3)从行为手段来分，除盐务人员、缉私官警以及盐商、枭匪或放私、护私，或运私、贩私而外，还有邻私。因运商各有引岸，不法运商贪图厚利，往往越岸侵销，故称为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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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

董振平，1965年3月生，山东营县人。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并主编、参编著作及教材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