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教授将《桐城派十二讲》书稿送给我看,托我写篇序。我遵嘱拜读《桐城派十二讲》稿之后,深感它仿佛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桐城派研究蓬蓬勃勃、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景象,犹如春风扑面、百花竞放,使我满目生辉;桐城派研究后继有人、人才济济,如同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势不可挡。这令我备受鼓舞,不禁为之拍手点赞。令我感受深、感到值得点赞的是,《桐城派十二讲》具有“四性”的特色:资料的丰富性。《桐城派十二讲》作者不仅把视野扩展到过去很少涉及的桐城派作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资料,而且对*近十几年来桐城派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累累成果,皆作了翔实的搜集和列举。这为我们今后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许多便利。视野的广阔性。《桐城派十二讲》不仅以主要篇幅把桐城派作为文派来阐述,而且把视野扩展到了桐城诗派和桐城学派。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再局限于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四杰、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而是扩展到戴、方之前的方以智、钱澄之,与曾国藩同时期或稍后的邵懿辰、孙衣言、刘蓉、孙鼎臣、李元度、俞樾、郭嵩焘、马其昶、高步瀛、李景濂、严修、谷钟秀、籍忠寅、王振尧、邓毓怡、常堉璋、梁建章等过去很少引人注目的桐城派作家。其视野之广,所涉及作家之多,研究领域之深,皆实属罕见,足以制胜。阐述的概括性。《桐城派十二讲》虽然只有十二讲,篇幅不长,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对桐城派研究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作家的生平、思想、成就和特色,还是流派的创始、形成、发展和衰落,无不作了概括的阐述和介绍,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正确评价桐城派,提供了一幅颇为简明扼要、一览尽知的蓝图,堪称要言不烦,弥足珍贵。
“桐城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厚重安徽地域文明的一个突出亮点,《桐城派十二讲》从不同角度对桐城派的历史和艺术特质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将了解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路径及桐城派作家的学术思想及成就,也使“桐城派文化”得到很好地推介和弘扬。
《桐城派十二讲》:于经学之外,桐城派史学研究成果亦十分丰硕。清代是古代《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是在考证方面还是文学品评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桐城派一直持有研习《史记》并以太史公笔法为宗的传统,自归有光、方苞至吴汝纶、林纾,都为《史记》研究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如方苞《〈史记)注补正》、吴敏树《(史记〉别钞》、郭嵩焘《〈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同时,桐城派作为清代*大的古文流派,亦贯以韩愈、欧阳修、归有光等人崇尚《史记》的传统,于清代考证《史记》盛风外,开《史记》文学性研究之生面,对其文章的审美价值、行文之法及艺术风格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以此作为其派文论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发掘了《史记》的文学内涵。同时,于学术其他门类上,桐城诸子亦有涉及。如清末著名学者、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以宗经为本,撰《三经谊诂》,自谓为文而不求之经是无本之学。同时,其亦兼及子史,旁及佛典。其在道家经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老子故》《庄子故》,以严谨翔实的考据及简练深远的义理阐发赢得当时学者的认同,严复《侯官严氏庄子评点》、钱穆《庄子纂笺》都多有参考《庄子故》之处,刘文典、闻一多等学者的注解亦常征引马其昶的观点。可见其影响深远。其研究先秦典籍的代表著作《屈赋微》,大量搜集桐城派前人对屈赋的评价,形成桐城派屈赋学的总结性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思想高涨,西方文化大规模传人,坚守理学阵营的桐城派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历史毕竟前进到非从根本上打破理学传统不可了”①,以理学经世为理论基础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西学之争成为主要矛盾。在过往的评价体系中,晚清时期的桐城派经常被视为排斥新学的顽固派而受到猛烈抨击。事实上,吴汝纶、姚永概等人都是当时新式教育的引领者,他们主动接触西学以求救亡图存之法,绝不应以“守旧”“顽固”等欲加之罪一言蔽之。吴汝纶为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内阁中书,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人曾国藩幕府时曾协理“洋务”,后入李鸿章幕府接触了更多的西方书籍,对“西学”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思想比较开通,主张研习西学,“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①。其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又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窃谓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国人才相抵”②。除此之外,吴汝纶还倡导以废除科举为首要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只有教育上破旧立新,方能转变社会风气和士人思想,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于隋唐,中经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经承袭一千多年。这种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命题来源,以“八股文”为主要的选才方式,制度僵化后所选拔出的人才已难堪抵御西方列强炮火的大任。他认为,应该向日本那样深入地学习西方知识才是为谋富强之正道。严复赞:“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③姚永概也接受了新学创办的使命,并亲自前往日本学习,可见其并非完全固守从前的旧思想体系。如果桐城派是一个彻底的顽固守旧派,又如何不辞辛苦远涉重洋去考察?……
江小角,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桐城派、近代思想文化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在《文物》《文学遗产》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张英全书》《张廷玉全集》等专著数部。 方盛良,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桐城派、清代经学与文学、清代地域文化。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献》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盛险峰,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桐城派、中国古代史。在《史学集刊》《安徽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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