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
序言
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流行说法与对马恩列的误读——《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同胜利说”
“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被贬低的俄国二月革命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无需改译
也谈《共产党宣言》原文**句怎样翻译
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
十月的炮声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
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
十月革命:理论与实践
十月革命是犹太复国运动吗?
列宁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的意义——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苏俄实施“公妻”的神话
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工人民主制——列宁时期党内组织原则的演变
十月革命后俄共背离自由民主的历史教训
不要误读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这句话
在农民暴动的压力下——新经济政策的起因之一
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纪念列宁诞辰140周年
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
革命党到政权党——苏共不成功的转变
列宁论工会要捍卫工人的利益
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是怎样对农民妥协让步的
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
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
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列宁“临别赠言”之一
“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列宁“临别赠言”之二
列宁为什么感到“尴尬”?——从列宁一封信的译文谈起
列宁在1923
列宁索取毒药之谜——一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列宁嘱托
列宁给斯大林“绝交”信的前前后后
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历史真相
探索天才的奥秘——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苏联20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苏俄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决定苏联发展方向的二十年代——《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的特色
《大转变》:
序言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以列宁的名义突击招兵买马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苏共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不同路径
监督与反监督
列宁斯大林的工资是多少?
发财还是贫穷,这是个问题
苏联的土地政策及其农民问题
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
性格与政治——读姜长斌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
苏联的“告密文化”
“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光盘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所作的修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诞生记
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
斯大林的*后时日——斯大林医生的*新回忆
木犁与原子武器,何人所言?
“澄清”还是“搅混”——有关斯大林的几个历史事实
斯大林“热”及其误读
一本谬误百出的“奇书”——《大元帅斯大林》略谈
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他——有关苏联史的几条知识
托洛茨基生平思想略论
托洛茨基和文化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
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读《炼狱》
在监狱里著书立说
纪德的悲哀——再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
《驯服的艺术》中文版前言
布哈林及其著作变色记
《改建与易帜》:
序言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
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白与黑——赫鲁晓夫的墓碑
魂归何处?
奖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总书记
伏特加与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
农民出身和苏联改革——读《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0世纪的精神教训〉》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之考察
一代兴亡从头评说——读《苏联兴亡史论》
苏联共产党丧权的教训
苏联崩溃与地缘政治
从另一视角看苏联解体
苏联剧变:违背历史规律的结局
俄罗斯·俄国·前苏联——译名与用法
俄国·199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两难处境——评俄共党纲关于苏共历史教训的总结
“俄罗斯思想”和俄共的社会主义观
俄共拒绝普京改名“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议
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访谈录
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俄国”运动和“复兴俄国”党
苏联剧变后俄国左翼学者的思考和探索
上下求索,各陈所见——俄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1992-1997)
俄罗斯养老金改革方案的争论
叶利钦现象析
苏联史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
本书共分为三卷,靠前卷“革命与改良”,从俄国二月革命到斯大林执政前,主要阐释了苏联成立前的革命以及成立后的社会改良;第二卷“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主要介绍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第三卷“解体前后”,主要论述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经验与教训。
《革命与改良》: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要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斯大林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查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斯大林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至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到意识形态部门了。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层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到任后很快就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做准备了。在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纳扎列疆也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他有力支持。*后,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涉及登记分配工作。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到1922年3月已经非常清楚,莫洛托夫退居书记处的第二位,排到斯大林之后。莫洛托夫在俄共十一大上自我批评说:“列宁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挑选党内的负责力量的工作现在当然进行得还很差,如果说得更厉害一点——很糟糕。”……
郑异凡,1952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1959年就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不惑集》、《史海探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者。《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的编译者,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等多种著作的译者,在国内外发表大量论文和译文。主持9卷本《苏联史》的编著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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