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史 内容简介

作品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及其对制度文化的深刻影响，论述了促成“百家争鸣”文化景观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记述了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评价了各学派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同时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科学技术、礼仪风俗、衣食住行及文学成就等各个文化层面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使读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春秋战国时代基本的文化风貌。

春秋战国文化史 本书特色

著名历史学者、博士生导师吕文郁先生倾心打造
一部诠释全球视野下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发展脉略的重磅力作
重塑春秋战国文化全景洞悉中华文明沿革历程
图文并茂 脉略清晰雅俗共赏
一部了解春秋战国历史文化沿革的入门经典读物

春秋战国文化史 目录

春秋战国文化史 节选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震荡，经过数百年的震荡、整合，中国的国家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使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节从统一到分裂
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于西周。周人推翻了殷商的统治之后，在政治上实行大分封制度。原来殷商的盟国、属国都接受了周人的统治，他们都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向周王俯首称臣。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大规模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使那些战略要地都由周王的亲信直接统治、管理。这样，周王就成为全部统治区域的*高主宰。所有的诸侯及其臣民都是周王的臣属。故《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局面的破坏是从王权的衰落开始的。《史记·周本纪》说：“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周懿王之孙周厉王暴虐而又好利，他宠信奸佞小人荣夷公，不听召穆公和芮良夫等人的劝谏，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民怨沸腾，厉王乃派官吏监视国人，有出怨言者则杀之，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十四年后死于彘，其子周宣王即位。宣王号称中兴之主，他力图重振周室权威，然而已回天无力。他不听大臣劝阻，强行立鲁武公之庶子戏为鲁国君位继承人，是为鲁懿公。鲁国人根本不买宣王的账，杀了鲁懿公而另立其兄伯御。宣王因鲁国不听王命而擅自立君，出兵伐鲁，另立懿公之弟孝公为鲁国之君，“诸侯从是而不睦”。更有甚者，周宣王因得罪诸侯杜伯，杜伯挟嫌报复，结果周宣王被杜伯用箭射死。周王的威风简直扫地以尽。西周初期周天子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王室东迁以后，由于西部王畿全部丧失，王室直接管辖的土地还不及西周的二分之一。王畿缩小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随着王权的衰落，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缴纳贡赋，王室的经济来源几近枯竭，财政状况日益拮据，就连祭祀、庆赏、丧葬、嫁娶等基本费用都难以筹措，以致不得不向诸侯求借。《春秋·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春秋·文公九年》又说：“毛伯来求金。”《春秋》中记述的武氏子、家父、毛伯都是周王派去求借的使者。堂堂周天子，竟然不得不向自己的臣属伸手求借，其财政之窘迫可想而知。
在王权衰落的同时，霸权在逐渐形成。由于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约束力，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通过兼并、扩张，领土不断增加，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膨胀。西周初年，臣服于周王的殷商旧方国和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共一千多个。到春秋初年，见于记载的仅余二百一十余国。到春秋末期，已如鲁国大夫子服景伯所说：“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可见，那些弱小的诸侯方国都被大国吞并。
*早称霸的齐国因东临大海，擅渔盐之利，在王室东迁时，是实力较强的东方大国。“王纲解纽”之后，齐国乘势扩张。《韩非子·有度》篇云：“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孟子说：“霸必有大国。”齐桓公凭借武力吞并了四周的邻国，领土迅速扩大了十几倍，他依靠如此雄厚的实力，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威势显赫的霸主。
晋国的霸权也是在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韩非子·难二》篇载行人烛过对赵简子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侯对鲁襄公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叔侯提到的虞、虢等八国，都是被晋国吞并的姬姓国。晋国为了扩张领土，不惜灭掉周围的同姓小国，至于同姓以外的国，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梁启超在谈及晋国扩张历史时说：“百余年间，尽灭群狄，凡狄地及狄人所掠诸夏之地，皆入于晋也。”晋文公能够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又一霸主，正有赖于他的前辈数十年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在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南方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臣沈尹戌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若敖是两周之际的楚国之君，蚡冒和楚武王、楚文王都是春秋初年的楚国之君。一同为方百里之地，可见楚国当时领土相当狭小。自楚武王时开始扩张，其后经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继续侵吞、兼并，至楚庄王时，楚国已成为疆域*大的诸侯国。《吕氏春秋·直谏》篇说“荆国兼国三十九”，《韩非子·有度》篇说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庄王称霸时，北方的“汉阳诸姬”，南方的百濮、群蛮，尽入楚之版图，疆域之广大，无出其右者。
秦国的始祖非子以善养马事周孝王，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非子之重孙秦庄公因伐西戎有功，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以秦为邑，在西周末年为王畿西部边陲的采邑。周幽王昏庸无道，众叛亲离，申侯与犬戎率诸戎伐周，周幽王被杀于骊山脚下。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勇救周难，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王畿之地封赐秦襄公。《史记·秦本纪》说：“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穆公时，秦国大举扩张，西戎之地，皆为秦所有。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穆公“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秦国能够称霸，也是几代国君不断扩张的结果。
王权的衰落与霸权的形成可谓互为因果。春秋中后期，周王朝的实力和地位已经下降为中等诸侯国。少数诸侯强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超过了周王室，在政治上也逐渐取代了王室的地位。王权式微，政由方伯。那些霸主开始主持朝聘盟会，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西周时代那种以周天子为权力核心的大一统局面已不复存在。到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分裂状态进一步加剧，正如刘向所说：“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政治由统一走向分裂，这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该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政治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与当时的多元政治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节土地公有制的崩溃
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史籍中对井田制有许多记载。《汉书·食货志》云：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韩诗外传》对井田制也有记载：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孟子关于井田制的论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
通过对上述记载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井田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井田中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公，私田的收获物归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必须首先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然后才能耕作私田。对公田的耕作实质上是耕作者的劳役地租。
（2）同一井中的农户是一个密切协作、患难与共的集体。他们要共同耕种公田，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共同抗御灾害，战时还要共同承担作战任务。这样的组织实质上就是古代的农村公社，即马尔克。
（3）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必须划分为面积完全相等的条块，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定期重新分配。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同样的劳作可能得到数量不等的收获物，因此要定期轮换，其目的是“爰土易居，平肥硗也”。
实行井田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户耕种，这些农户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耕作者耕种的都是国家的土地，因而才能够定期轮换，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农户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遇。由此可知，没有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可能存在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一旦瓦解，也就意味着土地公有制的崩溃。
周代的土地公有制，或称土地国有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具体含义是各不相同的。西周时代，九州一统，周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通过分封，无论是殷商时代旧方国的首领，还是周王新封的诸侯，都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周王对全部统治区域的土地享有*高所有权，《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周王虽然在法律上对全部领土享有主权，实际上周王直接管辖的区域是千里王畿，王畿以外的大片领土，周王授权各国诸侯去管辖。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对已经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周王是不能随意收回的，这些土地将世世代代由各国诸侯统治、管理。因此，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次一级的所有权。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周王对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因不断遭到侵犯而逐渐丧失。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无视王权，通过兼并、扩张而占据了大片领土，这些原本属于周王的土地被诸侯占为己有。这些诸侯，事实上已经成为用暴力掠夺来的大片领土的所有者。随着这些大国诸侯领土的扩大，他们开始为本国的卿大夫封授采邑。那些获得了封地的采邑主往往不以自己的采邑为满足，也像他们的封主那样四处扩张，于是他们的采邑便迅速膨胀。有的采邑主不仅掠夺他人的采邑，还肆意侵吞公室土地，结果少数采邑主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公室。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威逼公室，操纵朝政，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样，原本属于诸侯的土地所有权就落入了卿大夫手中。可见，从西周到春秋，土地所有权是逐级下移的。开始是周王对全部领土享有*高所有权，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大国的实力迅猛增强，领土远远超过王畿，于是土地所有权下移到大国诸侯手中。诸侯国领土扩大以后，采邑制度在诸侯大国普遍实行。诸侯国的卿大夫以采邑为基地向外扩张，其实力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公室，于是土地所有权又下移到大国卿大夫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土地所有权虽然多数掌握在大国卿大夫手中，但土地公有或国有的性质并未改变。当时的采邑是王朝和诸侯国之下的一级国家政权，而不是采邑主自家的宗族组织。大国卿大夫手中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这些卿大夫把持朝政，诸侯分封采邑主的权力实际上由把持朝政的卿大夫控制，他们篡夺了诸侯手中的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他们可以把诸侯（公室）的土地封授给其他采邑主；第二，那些把持朝政的卿大夫往往都是诸侯国中*大的采邑主，在采邑扩张到一定规模时，他们把采邑内的土地封授给陪臣，或委托陪臣代为管理；第三，采邑主是采邑内的*高统治者，正如诸侯在诸侯国内是*高统治者一样，采邑内的臣民称采邑主为“君”或“主”。采邑之内实行的仍是井田制度。井田中公田的收获物不是交给诸侯，而是直接交给采邑主。采邑内全部公田的收入就是这个采邑主全年的俸禄。由此可知，春秋时代诸侯大国的卿大夫（大采邑主）虽然掌握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已变为私有。正如西周时代周天子享有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但并不意味全部领土都是周天子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
井田制度的破坏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除耕种自己的百亩私田和共同耕种公田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于是便在井田以外开垦荒地。孟子曾说过：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孟子的意思是说：夏代每个农夫授田五十亩，缴纳的是实物地租；商代每个农夫授田七十亩，缴纳的是劳役地租；周代每个农夫授田一百亩，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双轨并用，其缴纳地租的标准大约都是十分之一。那么为什么有“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亩”的区别呢？前人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景芳认为：
其实，夏商周三代授田之所以有五十、七十、百亩之不同，主要在于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大体上说，夏代生产力水平*低，一夫只能耕五十亩；殷代生产力水平有了发展，故一夫改授七十亩；周代生产力水平又向前发展，故一夫授田百亩。
吾师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夏商周三代授田亩数的不同，可谓独具慧眼。“周人百亩而彻”的制度大约是西周初年制定的。到了春秋时代，生产力水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夫百亩”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井田之外另垦荒地者大有人在。其二，由于各国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以及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激烈，仅仅依靠井田的“什一”地租或军赋已无法维持局面，各国统治者不能不扩大赋税，加重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鲁哀公因公室的费用不足而咨询有若，有若问他为什么不按十分之一的“彻”法收取地租，鲁哀公坦白地说：鲁国现在收取十分之二的赋税还不够用，怎么还能收取十分之一的地租呢？可见这个有若多少有些迂。不过鲁哀公的话倒很能反映鲁国加重剥削的事实。
在井田之外垦荒和打破“什一”的“彻”法而加重剥削，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春秋时代各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策。这些新政策正是井田制度逐步瓦解的真实记录。
公元前645年，即鲁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陷于困境。晋国大夫瑕吕饴甥为团结晋国臣民共度难关，以国君名义宣布晋国作爰田，作州兵。爰者，易也。“作爰田”即改变原先井田的疆界，增加农田面积，承认农夫在井田以外开垦的荒地为合法之田。这是晋国在局部废除井田的重要步骤。“作州兵”与“作爰田”密切相关，为的是扩大晋国的军队编制，增强晋国的军事实力。
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宣布实施“初税亩”。四年后，即公元前590年，又宣布“作丘甲”。《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左传》和《穀梁传》的解释是正确的。鲁国为了改变财政窘迫、入不敷出的局面，在收取公田劳役地租的基础上又按亩加收租税，这就叫初税亩。这种政策的实施，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井田制的基础。古代的田制与军制密切相关。田制变革，军制也必然随之变革。鲁国的“作丘甲”也与晋国的“作州兵”一样，是与田制改革配套的措施，目的是扩大兵源，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
春秋中后期，井田制度遭受破坏的现象在各国普遍发生，有的国家维护井田与破坏井田的斗争十分激烈。如公元前563年，郑国的执政子驷为维护井田制，抑止郑国臣民乱垦荒地、破坏井田的行为，因而引起郑国的一场内乱。《左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
司臣、侯晋等人因私自垦荒而获得大片土地。子驷以恢复井田、整顿田界为名，没收了他们开垦的荒地，因而司臣等人被激怒，联合起来发动叛乱，杀死子驷、子国和子耳三位大夫，并把郑国国君郑简公抢走。此后，郑国私下垦荒、破坏井田的现象仍在蔓延。公元前543年，即郑子驷因“为田洫”引起内乱的事发生二十年之后，郑国的执政之卿子产再次整顿田制，“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郑国两次整顿井田，反映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的产生和确立，要经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根据土地面积和质量征收赋税的制度，井田制度仅在局部地区残存。《左传·哀公二年》云：“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杜预注云：“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战国初年的墨子曾说：
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
又说：
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
可见，按亩收税在战国初期似已成定制。到战国中期，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在各国普遍展开，对井田制度的残余进行了*后的扫荡。如秦孝公时秦国推行商鞅新法，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封疆均指井田制度留存的田界。开阡陌封疆，即彻底打破井田制的限制，允许开荒、兼并和土地买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解释“开阡陌”说：
……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力；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覆阴据自私之辜。
商鞅变法，允许土地的兼并和买卖，允许开垦荒地，承认土地为“永业”，这表明国家公开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经过数百年的曲折历程，以土地公有制为前提的井田制度终于彻底崩溃了，土地私有制终于取代了土地公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变革。

春秋战国文化史 作者简介

吕文郁，祖籍山东蓬莱，1945年8月生于吉林九台。196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0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学习先秦史，1983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编委、儒藏精华编经部《尚书》类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史、先秦文献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著有《周代采邑制度研究》，《春秋战国文化志》，《孔子新传》（与金景芳、吕绍纲合著）、《金景芳先生编年事辑》、《先秦天下》（合作）、《先秦诸子蠡测》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