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第4版) 目录

中国现代史(第4版)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史（第4版）》论述1919年至1949年的历 史而称作“中国现代史”，是沿袭近几年习用的名称，也是高等学校课程表上一直还在使用的名称。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和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史学家，虽然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还是大多崇尚“直书”，反对“曲笔”，即主张写信史。有人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他们对写信史的意义也是相当了解的。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要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指导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行动。但也只有从真实的历史资料中，才能总结出较正确的历史经验，从而吸取有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有远见和大公无私的，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历史工作者只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能真正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底。本书是力求贯彻这一原则的。当然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有各种充分的条件。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写信史，这是本书的一个优点。科学的生命在创新。如果科学工作者总是穿新鞋走老路，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历史科学有它的特点和难处。史学工作者面对的是过去的资料，整天跟故纸堆打交道，怎能创新呢？这就需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见识和功夫。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神秘的魔法，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自由创造”，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占有材料，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逐步做到。人们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资料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无止境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创新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对历史资料，史学工作者只能给以新的解释，而不能加以抹杀或歪曲。并且这种解释只能是历史资料中所含有的，而不是史学工作者硬加的。史学研究上的创新只能如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不能如瓦特的发明蒸汽机。本书的作者注意到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在全书的体系上，在具体史实的分析和结论上，都有不少新的处理和看法。

中国现代史(第4版) 节选

《中国现代史（第4版）》：张、梁的言论，立即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反驳。他们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驳张、梁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的商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法》等。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言论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增加富力，开发实业，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他们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在中国“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开发实业，彻底解决“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还驳斥了张、梁所宣扬的中国没有大工业制度，没有真正劳动阶级，“不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指出，中国虽然同欧美产业发达的程度不同，但“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因此，“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他们还指出，张、梁“主张借资产阶级的国家立法，施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为扩大这场论战的影响，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专门开辟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争论。张、梁的理论虽然也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如肯定资本主义发展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意义，不同意“现在中国就实行社会主义”等，但他们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成立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肯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在这场争论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他们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与进步意义，主张在现实的中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是不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场争论，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日益尖锐起来。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判。1920年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后，继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区声白写信给陈独秀表示异议，双方来往辩论的信件有6次之多。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便展开了公开的争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大量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影响较大的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李大钊的《自由与秩序》，以及陈独秀编辑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尤其集中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和政治权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的言论，强调了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我们的*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阐明了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把生产资料全部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实行集中的有计划有领导的现代化大生产，这样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分配原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若用“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势必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这次争论，使大批激进的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不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