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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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以进化论和经济学为专长的研究者经常认为，这些社会规范只是演变心理的一个表层的窗口，但证据显示，这种社会规范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生活。为了凸显出这些效果，让我们考察几个拥有不同婚姻规范和信仰的社会：（1）只轻度地管制配对结合；（2）从结构上消除和抑制婚姻配对，妻子完全听从于丈夫、父亲以及公婆；（3）鼓励或至少允许妇女为其子女寻求“第二个父亲”，即创造额外的社会父亲。

这个实验的几个版本的结果得到了四个主要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孩子们自发地效仿模仿对象，根据他们看到的模仿对象而变得更加慷慨或更加自私。而那些看到更加慷慨的模仿对象的小孩会比“没有模仿对象”的小孩捐赠的令牌更多，而看到吝啬的模仿对象的小孩则会比“没有模仿对象”的小孩捐赠的令牌更少。第二个发现是，除了对他们捐赠造成的影响外，孩子们还模仿了模仿对象的其他行为，包括对象的说话方式。当孩子们发现一些行为似乎与自己和模仿对象的实际行为相左时，他们甚至会重复模仿对象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会说给穷孩子捐赠是多么重要，但实际上捐赠的令牌并不多。第三个发现是，受到模仿对象的影响（慷慨或吝啬的）会在之后数周或数月的再测试中继续得到保持。但是这些影响不会像保龄球游戏中那样，扩展到其他的环境中去。第四个发现是，孩子们会轻易地模仿自我奖励或自我惩罚标准，也会轻易地用这些标准强制他人。当孩子们被指定去帮助一个新手去进行保龄球比赛时，他们往往会向新手表现出慷慨的态度，但是如果新手没有自发地行动，他们会将自己获取的标准强加给他。总的来说，孩子们并不是在文化上进行学习而成为某种普遍意义上或刻意的利他主义者的；他们在保龄球游戏中获取了有关正确行动的规范，而这些行为包括正确的赠予。因为他们推测出社会规范的存在，所以他们把这些规范强加于他人，就像玩偶马克斯因为它的“错误”而受到谴责一样。

实验结果显示，7岁左右的孩子，即孩子在童年中期开始的发育窗口期经历战争时，战争对其社会性造成的影响最大，一般会持续到成年早期（20岁左右）。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经历了战争，就会加强他们遵守平等主义规范的动机，但这仅仅是对群体内成员而言。也就是说，经历更多的战乱增加了他们的平等选择，例如，在共享昂贵物品实验中选择平分昂贵的物品，这仅对群体内成员成立。关键在于，在战争结束后，这种影响还会至少持续10年之久。相比之下，对来自遥远地区的陌生人来说，战争的经历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当然，这些冷漠的陌生人并非那些挑起战事的人。对于发育窗口期（7~20岁）之外阶段的实验结果是不同的。年龄大于20岁的人也表现出了群体内部平等性的增加，但是不甚明显。所以，这个窗口并没有关闭，只是大大地缩小了而已。与此同时，7岁以下的孩子在实验中的表现似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并非个例，也不是罕见的冲突。在使用行为游戏实验、调查投票和共同体参与的方法对布隆迪、乌干达与以色列等地区进行关于战争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也许是在发育窗口期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最伟大的一代，稳定地提升了国家意志与公众精神。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在陌生环境中存活下来，依靠的既不是其寻找食物与栖息地的能力，也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危机时展现出的随机应变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在于，在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后，文化演进的选择过程中出现了文化适应，包括工具、实践、技术等。即使是一群具有高度合作化特性的个体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这些事情。此外，这些承载着文化选择的人，经常弄不清这些文化知识的运作原理，以及更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在第4章中，我将会列出在几代人的积累下建立的这些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群体竞争直接塑造了人类的遗传演进，与我的关注点没有冲突。然而，我仍有几个怀疑群体竞争对遗传演进起到直接作用的理由，至少，是在我描述过程中的次要原因，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以下是重点：关于群体竞争对演变过程的任何影响，无论是文化上还是遗传上的，无论在何种维度上，其他群体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一个群体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对于社会规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从另一个群体进入你的群体，我的孩子和我必须适应你的亲属关系和婚姻规范。假如我不采纳，我的孩子将不会有任何亲属关系（帮助分担家务活、分享食物、进行性行为或交易等），或孩子们会做错很多事情（违反规范）。也许他们会重犯库拉所犯下的错误，违背乱伦禁忌，坐在错误的位置，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惩罚。然而，从遗传上看，如果是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发生了性行为，群体之间的相关遗传差异便会很快消失。最初有优势的群体将会获得弱势群体“不好”的基因，或弱势群体得到“优秀”的基因。这种基因的混合意味着群体间的差异将变得越来越模糊。重点是，文化演进可以维持群体间存在的差异，而这是遗传演进做不到的。人类群体间的竞争会增加群体间基因流动的事实，往往加剧这种基因的混合。战争中取胜的群体经常将战败方的年轻女性与女孩俘虏作为“妻妾”，实际上，“妻妾”往往是一个群体的男性向另一个群体发起攻击的确切原因。这导致战败方的基因大量流入战胜方。或者在没有发生暴力的情况下，同样的，更成功的群体中的男性经常在不太成功的群体中寻找自己未来的妻妾。这再次导致基因大量并快速流入更成功的群体，消除遗传差异。一对夫妇的孩子可能生活在他父亲的部落中，适应了父亲部落的社会规范，然而不管怎样，这个孩子始终保留有一半的母亲的基因。这样或其他形式的差异迁移形式，在消除群体间的遗传差异的同时，又没有减少文化上的差异。当今世界中，文化与遗传的数据证实了这些鲜明的差异，许多在基因上不可区分的群体在文化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故事虽然不符合语法逻辑，但人们还是能或多或少地理解这个故事的梗概。多伊彻以一种使人易于理解的方法构建了故事，而他所使用的基本原则很有可能源自猿类认知，这使得我们不必依赖语法也能看懂这个故事。首先，他使用了就近法，空间上接近的词语在句子中也前后相接，这些词语“连在一起行动”。这种现象在很多语言中并不常见，但是这种就近法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第二，他使用了时间顺序法。故事中事件的发生顺序符合真实情况。第三，他使用了非语言学的因果结构。针对多种语言的研究同时显示，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做出动作的人（主语），接下来，人们更倾向于想到宾语，最后想到的是行为（动词）。“女孩果物捡起”比“果物女孩捡起”或者“捡起果物女孩”更好理解，虽然这个句子并不符合英语语法所要求的“主语–动词–宾语”的形态。因此，只要有一些共同的词汇，你就可以完成某种程度上的交流，甚至还可以讲故事。实际上，即使你组织语言的方法违反了其语法规则，仍然可以实现交流。这表示文化演进可以不断向一组词汇中添加更多的语法规则和语法工具，来逐渐增强简单的“准语言”（比如说上述故事）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对这一进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一些历史学和比较研究已经展示出了某些语言中的语法元素是如何起源和演变形成的。它们往往是从某些具体的词中强借而来的，然后慢慢褪去原有词的特点，进而通过不断的打磨提高交流效率。这一过程被称为“语法化”。

作为结论，想要解释为什么诸多物种中只有我们的祖先能够越过卢比孔河，关键在于了解人类是如何解决启动问题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可以学习，那么更大的脑容量也只是个累赘而已。所以，假设一开始我们是有着良好个体学习能力的生物（如大型猿类），我们首先会考虑在不增加脑容量的情况下习得更多知识。陆地生活能为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来自他者的捕食威胁迫使灵长类动物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以寻求保护，从而扩大了群体规模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在陆地生活和他者的捕食不仅会促使群体的文化增长，还可能促使物种跨过文化累积演进的门槛。然而，为了存储更多文化信息而扩大的脑容量仍面临着一个关键障碍：母亲抚养后代的成本过于高昂，小孩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大并学会生存所需的知识。从短期看，母亲繁衍后代，但其在饥荒、干旱和洪水袭来的时候终会灭绝。围绕这一制约因素，由捕食创造的社会学习者越来越多，从而导致配对战略的扩散，最终扩大了亲属圈子，增加了社会学习机会，使得更多人来照顾小孩。结合更多的文化专门知识（由更多的社会学习机会带来）可以增加高质量食物的生产，增加亲戚和他人对母亲及其孩子的帮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些都降低了母亲的成本，使她能够更快地生育孩子。这也为脑容量的增加打开了大门，使其逐渐形成文化学习能力。

心理学家麦克·托马塞洛与他的合作者已经进行了很多诸如此类的实验，所有实验结果都讲述了同样的故事。通过观察别人，孩子自发地推测出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环境的规则，并且将这些规则作为规范——其他人应遵守的规范。相左的行为会使他们生气并促使他们向其他人推行正确的行为。这些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孩子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直接教导或教学线索（比如指点或眼神提示）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并且会去做这些行为。这些行为在许多环境下确实有助于传达规则。孩子谴责马克斯行为的特殊动机并不是为了模仿实验中的成年人，因为没有一个成年人谴责过马克斯，而是他们自发地认为马克斯违反了他们推测出来的规范。这个实验表明了在所有社会中区分人类社会生活与其他物种的基本特征：•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社会规则管制的世界，即便没有人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 许多规则都是随意的，或者是看似随意的（如斐济岛的鱼类禁忌）。• 其他人会在意我们是否遵守这些规则，并且反对违反规则的行为。• 我们推断其他人在意我们是否遵守这些规范。

在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的时间里，文化演进常常由群体竞争推动，创造了充满社会规范的社会环境，这些规范影响到了婚姻、仪式、亲属关系、交流、共同体防御以及声望等领域。数十万年来，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人类遗传演进以及塑造社会性的重要选择压力。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更大的社会性与我们的文化本质让我们不断主动学习别人的能力，进而激发出了更伟大的复杂技术以及更大规模的适应性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引发了我们的集体智慧。

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成功分离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增强其程序处理能力和序列学习能力的基因。这个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基因——FOXP2，是一种由影响脑部发育的蛋白质合成的指定基因密码。这种蛋白质特别有益于提高脑部掌管程序和学习动作的能力。在长达1.7亿年的时间里，这一基因都稳定地存在于多个物种中。但是从人猿相揖别的短短500万—1 000万年间，人类体内的FOXP2基因发生了两个变化。实验发现FOXP2发生的突变影响了人类的语法和序列学习，也同时影响了鼠类的动作技巧学习。基因与智力发展的联系并不直接，这使得双方想要建立密切联系十分困难，但是FOXP2在不断累积的文化演进中胜出，可能是因为它增强了我们的程序处理、动作执行或是序列学习能力，抑或是增强了我们在文化演进中不断学习更新复杂制造工具的能力。一旦FOXP2发生作用，它或许就能作用于我们的交流储备库，使其能更好地应对更复杂的语法系统。当然，也可能是语法系统首先对基因产生的影响。

正如在第10章中看到的，黑猩猩的邻里关系充斥着敌意。这种持续的敌对关系通过限制群体间文化知识的流动，抑制了适应性文化的进化，也就限制了集体智慧的增长。然而，如果两个群体存在配对关系，当它们相遇时，双方的亲属之间都可能相互认识，这种配对关系就可以减轻群体间相遇时的压力。此外，这些女性亲属可能已经结婚，并育有后代。男性亲属可以认出它们的侄子和孙子，以及保护和照顾它们侄子和孙子的父亲（我们最好不要杀死这个家伙）。这样的社会关系能使群体更好地融合，它们可能还会共享诸如水池或果园之类的事物。

一旦我们将人类理解为一种文化物种，设计那些新的组织、政策以及制度的工具箱就开始变得截然不同了。这里列出本书中的8个观点：1. 人类是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者，他们可以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那里获取想法、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动机以及世界观。为了专注于文化学习，我们使用诸如声望、成功、性别、方言以及种族等线索，特别关注如食物、性别、危险以及违反规范等特定领域。我们尤其会在不确定、有时间限制以及有压力的情况下这么做。如果你对文化学习的威力还有疑虑，请回想一下第4章中模仿名人自杀的案例吧。2. 然而，我们也不是傻瓜。在适应代价昂贵的做法或不客观的信仰，诸如食用奇怪的食物或相信死后永生等时，我们要求可信性增强表现。我们的模仿对象必须承受一些痛苦或打击，比如基督的苦难或者巨大的财政打击，这样可以表现出他们对表达的做法或信仰的深刻承诺。可信性增强表现可以将痛苦转化为快乐，让牺牲变成最有力的文化传播方式。3. 人类是地位的追求者并且强烈地受到声望的影响。但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一点是行为和动作可以导致高声望。人们会给予勇猛的战士或温柔的修女以巨大声望。还记得那位说服古代罗马富豪必须将自己的财产捐给穷人的圣安布鲁斯吗？他主张只有慷慨地捐赠，才能证明自己是属于天堂的。当然，在其开始这项活动之前，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出去了（一种可信性增强表现）。4. 我们获取的社会规范往往带有内在的动机与看待世界的方式（指导着我们的注意力以及记忆），以及判断和惩罚他人的标准。人们的喜好与动机是不固定的，而一个设计精良的计划或政策可以自动且直观地改变人们所期待的东西。5. 社会规范在进入先天心理后会变得特别持久且强力。比如，要求对外来者一视同仁的社会规范的扩散与维持肯定要比那些要求母亲照顾自己孩子的规范难推行得多。本书讨论了已经与我们各方面先天心理连在一起的规范，包括对近亲的偏爱、对乱伦的厌恶、对互惠关系的优先、对避免中毒的准备以及对配对的渴望。正如我们所见，仪式也在文化上得到了发展，有力地利用了许多先天心理。6. 创新取决于集体智慧的扩张，而集体智慧则依靠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心理的能力。这种心理是由人们创造来鼓励大家自由创作、分享和重组新的思想、信仰、观点和做法的。7. 不同社会拥有大不相同的社会规范、制度、语言和技术，所以他们拥有不同的推理方式、精神启发、动机以及情绪反应。从其他地方引入并强加于一个地区人口的新型制度，往往不会得到很好的匹配。其结果是，这种外力下的正规制度的运作方式将与原本的方式千差万别，或许压根儿不起作用。8. 人们不太擅长有意地设计出有效的制度与组织，尽管我希望在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和文化演进后，这可以得到改善。在那之前，我们应该从文化演进的“剧本”中取出一页纸并设计“变化与选择系统”，这可以允许其他制度或组织形式进行竞争。我们可以使用成王败寇的原则，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些普遍的观点。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接受一种崭新的进化科学、一种聚焦于心理学、文化、生物学、历史学以及遗传学之间丰富互动与共同演进的科学。至今很少有人踏上这条科学之路，我们在前行中也必将遭遇许多障碍与陷阱。但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种新型动物时，在这块还未被开发的全新知识领域中，这条道路向我们承诺了一场令人兴奋的探索之旅。

一旦这些实用的技巧与经验经过数代人的传递得到积累与提升后，自然选择就会青睐那些更好的文化学习者——那些在不断扩大的自适应系统中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可用信息的人。

而在心理学上，迫于生存压力，我们又太过依赖从文化演进中获取的精细而复杂的产物，导致现在的我们经常会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从我们的共同体中所学的东西上，而不再信任自己的个人经验或天生的直觉。

你会看到相比于智力而言，人类的创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属性，而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关于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以及社会关系网的消解。

第三个常见的关于人类何以支配生态系统的解释，聚焦在人类的亲社会性以及人类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团结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与合作化，并通过团结协作征服了地球。

文化学习指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子类，每个人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往往通过对他们的偏好、目标、信念或战略的推论，决定模仿他们的行为或运动模式。当讨论人类的学习时，我一般将其指认为文化学习，而当讨论到非人类或我们古老的祖先时，我倾向于称其为社会学习，因为我们经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社会学习中是否包括任何实际的文化学习。

其原因在于，人类更倾向于无意识地进行模仿。黑猩猩似乎不会在认知上受到这样的“干扰”，至少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有时他们的失误会引起创新，而有时，一次罕见的遭遇也会无意中激发一个人的洞察力。

关键在于这些偶然的发现与幸运的失误被优先地接受、存留并且在最后与其他的特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在热带草原中生活的捕猎技巧组合。

这个被想象出来的灵长类动物跨过了一个进化过程中重要的门槛，进入了通过积累而形成的文化演进的领域。这个门槛表明文化传播的信息通过几代人得到积累，使各种工具与专门技巧越来越适用于所处的生存环境，即“棘轮效应”。这个进程解释了我们的文化适应，并最终解释了人类成功的原因。正如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那样，一个人往往不太了解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依赖的文化适应是如何且为何运作的，甚至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做”适应。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或许在人类起源的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第一次跨越了进化领域中的“卢比孔河”，在这一点上，文化演进成为人类遗传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文化和遗传演进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自催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可以产生自我推动的燃料。文化信息一旦开始积累并形成文化适应，遗传的主要选择压力会改善我们的心理能力，以获取、存储、处理和组织一系列群体中其他人也可以做到的技能和实践。随着遗传演进改善了我们的大脑和学习能力，文化演进自发地产生了更多的、更好的文化适应，这使大脑有了更好地获取和存储这种文化信息的压力。这一互动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出现外部约束为止。

这个进程解释了我们的文化适应，并最终解释了人类成功的原因。

对追求更大和更好的大脑的选择压力不会减弱，因为文化演进将继续扩大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主体文化知识的规模。这种文化与基因的共同演进造就了人类。

大脑停止扩大的原因似乎是，大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灵长类动物身体计划的上限；如果婴儿的大脑变得更大，他们在出生时就无法挤出产道。

与黑猩猩不同，在生命的前30年中我们在持续且大量地“改造”皮层。

我们的大脑在文化学习中表现得越好，自适应文化信息积累得越快，大脑获取和存储这些信息的压力就会越大。

答案是，我们的身体或者说我们的消化系统与食品加工相关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在共同进化和发展。

所有这些食品加工技术在承担我们的嘴巴、胃和结肠进行消化的工作量的同时，所需吸收的营养量却没有改变

这种有关用火与烹饪知识的文化传播影响着人类的遗传演进，致使我们基本上依赖熟食。

自然选择需要削减我们身体消耗能量的预算

一旦文化演进通过累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工具，便开始着手改进我们的控制中枢。

由于奔跑可以增加10倍的热量，大多数哺乳动物不能进行长距离奔跑是因为它们无法处理热量的集聚。

文化演进为寻找储水容器和水源提供了专门知识。

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物种，如何跑步也要依靠学习他人，以最好地适应我们的身体构造。

这些居住在城市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根据他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的知识去推断其他物种，而不是像对待其他动物那样将人类视作分类的一部分。

已经接触或吃过的植物。

这是别人日积月累的可用信息所累积的文化演进驱使的。

村民认为，虽然亲兄弟姐妹不应该违反规定，但是这样做并不过分，而且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他们似乎理解先天的乱伦反感是有预防性的，所以亲兄妹之间的聊天不太可能导致性行为。然而，对于表兄弟姐妹来说，唯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连续地监督与潜在性的社会公愤。在大多数社会中，单独聊天往往是走向性行为的重要一步。这就是乱伦反感与乱伦禁忌之间的区别。乱伦禁忌是在文化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社会规范，以控制亲属之间的性行为与婚配关系。它通过遗传演进产生的先天直觉和情绪反应来抑制这种行为和关系，特别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兴趣。利用先天的乱伦反感以及将远房亲戚称为“兄弟”和“姐妹”，文化演进攫取了强有力的杠杆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乱伦禁忌可以有力地影响到交配和婚姻，而基于亲属的利他主义则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得到延伸。如果控制了交配和婚姻，就可以掌握许多更大的社会结构，甚至包括人们的认知和动机。

一旦一个新的规范出现在一个群体中，群体竞争就可以依靠这个规范，并且通过一些相关进程进行广泛传播。让我们来考察群体竞争的5种形式。1. 战争和袭击。群体竞争影响文化演进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即通过暴力冲突。一些社会群体，由于想要促进更多的合作或被其他技术、军事或经济优势的制度驱动，会通过不同的社会规范消灭或吸收其他群体。2. 没有冲突情况下幸存的差异群体。在恶劣的环境下，只有具备了促进合作、进行分享及内部和谐的团体才能幸存。而不具备这些规范的群体只能遭遇灭绝或去寻找更好的环境。正确的制度允许群体进入崭新的生态环境，例如，一些群体通过狩猎鲸鱼时的合作得以在北极地区生存；或受到生存环境的打击，比如沙漠中的干旱气候会消灭或驱散那些较少进行合作的群体。具备优越制度规范的群体得以幸存，最终取代那些较少进行合作的群体。自从人类走出非洲而步入恶劣的环境后，他们几乎不具备遗传适应或先天倾向，这可能是人类演进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过程中，群体间彼此从未相遇过，所以群体间的暴力也未曾发生。3. 差异迁移。由于社会规范可以创造内部更加和谐、合作与发展经济生产的群体，许多人倾向于从不太成功的群体迁移到更成功的群体中去。与此同时，很少有人会迁移到不太成功的群体，除非被迫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成功群体将会通过接受移民的方式得到扩大，而其他群体的成员将会彻底地迁移。这种现象在小规模部族边境处群体转移的差异以及现代各国的移民模式中得到印证。4. 差异繁殖。在某些条件下，社会规范可以影响群体成员繁殖后代的比例。由于孩子倾向于分享自己群体的规范，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更快的速度繁衍后代的群体的社会规范将以牺牲其他社会规范为代价。例如，某些现代宗教就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多生育主义的神灵以及生育制度。5. 声望偏见群体传播。由于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个人倾向于优先注意和学习更成功群体中的个人，包括那些经济上更成功或引领更健康的社会规范的人。这导致社会规范，包括思想、信仰、实践（如仪式）和动机，通过文化传播从更成功的群体流向不太成功的群体。由于个人很难轻易区分出是什么让一个群体变得更加成功，所以文化的传播在人们眼中与成功毫无关系（例如发型和音乐偏好）。

当我们在讨论群体竞争时，需时刻注意，还有很多其他不偏好亲社会制度的文化演进力量。当群体竞争的力量被消磨或削弱时，成功–偏向的文化学习（或纯粹理性的自私）将导致个人在他们群体的制度中寻求一切“漏洞”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抑或他们亲属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揭示了所有亲社会制度最终都会因为自私行为而崩溃，除非它们因群体竞争的推动而得以延续。换句话说，虽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个人和群体最终都会明白如何解构制度或操纵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技术的传播慢慢地腐蚀了任何亲社会制度的效力。

近几千年来，特别是自1.2万年前人类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以来，群体竞争的强度加剧，推动了更大、更复杂社会的兴起。站在全球视角看，贾雷德·戴蒙德认为，群体竞争是解释全球特定农业群体扩张的关键因素，并且加强了欧洲以及更广泛的欧亚大陆内竞争的强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之后是欧洲人征服了全世界，而不是阿兹特克人或沃尔皮里人。总的来说，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证据表明，群体竞争以包括非暴力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塑造着文化演进和人类亿万年来生活着的世界，深深地嵌入人类进化史中。如果这个证据提供了一个大致正确的观点，那么群体竞争通过对个人所经历的社会规范、声誉制度、惩罚和制度的影响，塑造着人类的遗传演进。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过程，它是自我驯化的一种形式。

我们往往假设尼安德特人与非洲移民相比，在认知上存在着先天缺陷。这个观点得到了一致的认同，尽管尼安德特人的大脑与现在我们的大脑一样大，甚至更大。在灵长类动物中，大脑的规模是最有效地预测认知能力的指标。因此，认为我们比拥有更大脑袋的尼安德特人还要愚蠢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研究人员通常会假设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真正的问题似乎在于弄清楚大脑或特定的认知能力（如语言）中的微妙差异对我们的相对成功（我们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与其他物种的灭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观点：生活在同时代的非洲移民（我们的祖先）天生地比尼安德特人笨一些。尼安德特人可以凭借更大的集体智慧去累积更多的文化演进。这些更大的集体智慧产生于更大且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群体以及那些更长寿的人（平均来说）那里。更加长寿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无论是从别人那里（创造新的组合）还是积累自己的经验，以及将这些智慧传递给别人（如在第8章中所述）。更具体地讲，由于尼安德特人需要适应冰河期欧洲急剧变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分散的资源，所以生活在小而广泛分散的群体中的他们受到了定期的生态打击，导致人口规模减少。成年人经常会英年早逝，通常是在狩猎过程中受到了诸如大象、野马以及红鹿等凶猛猎物的伤害，而这时他们往往只有一支长矛。与此同时，非洲移民则生活在更大更紧密关联的群体中，也许是由于南部地区（例如沿海海洋环境）更丰富、更温暖或更肥沃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这些特殊的制度。他们中大部分人超过了40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投掷武器（使得狩猎更安全）以及其他优越的文化适应，如高质量的保暖衣物。在适当的生态条件下，社会规范可以得到进化并且创造一个允许更大集体智慧的制度，反过来这又可以通过延长寿命来进一步激发集体智慧。所以，也许尼安德特人需要更大的脑袋来弥补受限于生态条件的更小的集体智慧。由尼安德特人创造的额外的个体智慧，在非洲人的集体智慧、社会关联度与更长的寿命面前相形见绌。

在灵长类动物中，大脑的规模是最有效地预测认知能力的指标。因此，认为我们比拥有更大脑袋的尼安德特人还要愚蠢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研究人员通常会假设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真正的问题似乎在于弄清楚大脑或特定的认知能力（如语言）中的微妙差异对我们的相对成功（我们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与其他物种的灭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观点：生活在同时代的非洲移民（我们的祖先）天生地比尼安德特人笨一些。尼安德特人可以凭借更大的集体智慧去累积更多的文化演进。这些更大的集体智慧产生于更大且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群体以及那些更长寿的人（平均来说）那里。更加长寿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无论是从别人那里（创造新的组合）还是积累自己的经验，以及将这些智慧传递给别人（如在第8章中所述）。更具体地讲，由于尼安德特人需要适应冰河期欧洲急剧变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分散的资源，所以生活在小而广泛分散的群体中的他们受到了定期的生态打击，导致人口规模减少。成年人经常会英年早逝，通常是在狩猎过程中受到了诸如大象、野马以及红鹿等凶猛猎物的伤害，而这时他们往往只有一支长矛。与此同时，非洲移民则生活在更大更紧密关联的群体中，也许是由于南部地区（例如沿海海洋环境）更丰富、更温暖或更肥沃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这些特殊的制度。他们中大部分人超过了40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投掷武器（使得狩猎更安全）以及其他优越的文化适应，如高质量的保暖衣物。在适当的生态条件下，社会规范可以得到进化并且创造一个允许更大集体智慧的制度，反过来这又可以通过延长寿命来进一步激发集体智慧。所以，也许尼安德特人需要更大的脑袋来弥补受限于生态条件的更小的集体智慧。由尼安德特人创造的额外的个体智慧，在非洲人的集体智慧、社会关联度与更长的寿命面前相形见绌。

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对动物的交流系统如何适应其栖息地的声音环境十分感兴趣。与语言不同的是，许多动物的交流系统由一些较为固定的信号组成。然而，通过对猴子、鸟和草原土拨鼠的研究来看，自然选择为动物量身打造了不同环境中更高效地实现沟通的交流系统。接下来，我们将举例说明选择性的文化学习能够帮助交流系统适应动物的声音环境，而动物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自我意识。和遗传演进一样，文化演进能够解决很多适应性的问题，但由于它的发生作用不需要物种演变，所以效果更快。

毫无疑问，语言在人类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一观点过分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很多文化传递和文化演进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关于工具制造、生火、识别危险动物和可食用植物、烹饪和饮食（食物选择）的文化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不经由语言而被习得的。即使是社会规范，比如说关于分享食物的规矩，也可以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得以传递。其次，语言本身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所以并非是从语言中产生了文化。当然，语言可以并确实极大地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它能使文化信息的传递更为流畅，能为文化交流开辟新的途径，比如为交流提供了故事和歌曲的形式或是分类的方法。但是这些新的途径都是从文化演进中的非语言形式衍生出来的，如同更晚些出现的文学作品与写作是从语言中衍生并开启了文化演进的新道路那样。最后，语言的内核使它具有一个严重的在合作上进退两难的困境：谎言、欺骗和夸张的必然存在。由于语言的存在，说谎的成本变低了，至少在短期看来是这样的；同时，这也是一种潜在而强有力的剥削和控制他人的方法。一个交流系统越复杂，说谎和掩盖事实并逃避惩罚就变得越容易。如果这一合作上的困境的严重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不管是通过遗传演进还是通过文化演进，语言的演进都是十分受限的。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别人使用语言来戏弄或是欺骗我，我可以通过不再相信这个人或他所讲的话来避免上当受骗。但如果所有人都为了避免被人操纵而不相信别人说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交流了。语言将会逐渐消亡，或是仅存于欺骗和操纵都难以实现的地方。

出于人口繁殖的需要，女性平均需要活到30岁，但是突如其来的干旱会使其平均年龄降到20岁，那么人口将开始锐减，并可能完全消失。因此，虽然自然选择促进了脑容量增加和个体健康，但另一方面也使物种更容易受到因冲击而来的灭顶之灾。因此，即使重新分配母亲的努力和延长其寿命，自然选择可以增大的脑容量也是有限的。现代猿类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概念非常简明的解决方案：其他人必须帮助母亲抚养她的孩子。如果母亲能得到一些帮助，她就不需要延长自己的生育间隔，或者担心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对于我们的谱系来说，一旦群体越来越大并开始更多地依赖社会学习，那么通向解决方案的进化道路也就打开了。

一旦我们将人类理解为一种文化物种，设计那些新的组织、政策以及制度的工具箱就开始变得截然不同了。这里列出本书中的8个观点：1. 人类是适应性的文化学习者，他们可以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那里获取想法、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动机以及世界观。为了专注于文化学习，我们使用诸如声望、成功、性别、方言以及种族等线索，特别关注如食物、性别、危险以及违反规范等特定领域。我们尤其会在不确定、有时间限制以及有压力的情况下这么做。如果你对文化学习的威力还有疑虑，请回想一下第4章中模仿名人自杀的案例吧。2. 然而，我们也不是傻瓜。在适应代价昂贵的做法或不客观的信仰，诸如食用奇怪的食物或相信死后永生等时，我们要求可信性增强表现。我们的模仿对象必须承受一些痛苦或打击，比如基督的苦难或者巨大的财政打击，这样可以表现出他们对表达的做法或信仰的深刻承诺。可信性增强表现可以将痛苦转化为快乐，让牺牲变成最有力的文化传播方式。3. 人类是地位的追求者并且强烈地受到声望的影响。但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一点是行为和动作可以导致高声望。人们会给予勇猛的战士或温柔的修女以巨大声望。还记得那位说服古代罗马富豪必须将自己的财产捐给穷人的圣安布鲁斯吗？他主张只有慷慨地捐赠，才能证明自己是属于天堂的。当然，在其开始这项活动之前，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出去了（一种可信性增强表现）。4. 我们获取的社会规范往往带有内在的动机与看待世界的方式（指导着我们的注意力以及记忆），以及判断和惩罚他人的标准。人们的喜好与动机是不固定的，而一个设计精良的计划或政策可以自动且直观地改变人们所期待的东西。5. 社会规范在进入先天心理后会变得特别持久且强力。比如，要求对外来者一视同仁的社会规范的扩散与维持肯定要比那些要求母亲照顾自己孩子的规范难推行得多。本书讨论了已经与我们各方面先天心理连在一起的规范，包括对近亲的偏爱、对乱伦的厌恶、对互惠关系的优先、对避免中毒的准备以及对配对的渴望。正如我们所见，仪式也在文化上得到了发展，有力地利用了许多先天心理。6. 创新取决于集体智慧的扩张，而集体智慧则依靠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心理的能力。这种心理是由人们创造来鼓励大家自由创作、分享和重组新的思想、信仰、观点和做法的。7. 不同社会拥有大不相同的社会规范、制度、语言和技术，所以他们拥有不同的推理方式、精神启发、动机以及情绪反应。从其他地方引入并强加于一个地区人口的新型制度，往往不会得到很好的匹配。其结果是，这种外力下的正规制度的运作方式将与原本的方式千差万别，或许压根儿不起作用。8. 人们不太擅长有意地设计出有效的制度与组织，尽管我希望在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和文化演进后，这可以得到改善。在那之前，我们应该从文化演进的“剧本”中取出一页纸并设计“变化与选择系统”，这可以允许其他制度或组织形式进行竞争。我们可以使用成王败寇的原则，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些普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