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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会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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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会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精彩摘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资本流出，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如果这样，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高的。另外，用“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取决于国人对国外资产的需求。中国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从在资产市场上获利的角度看，应该说对国外资产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宣布“港股直通车”的消息后，很多人提前跑到中国香港买股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存在对外币资产的强烈需求。但是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角度看，中国居民对持有境外资产的需求可能不大。这两种力量是相互冲突的。总而言之，如果后一种趋势占优势，“宽出政策恐怕不会太有效的。如果前一种趋势占优势，则中国投资者将会面临诸多风险。对于“宽出”政策，我认为要考虑三点。首先，进入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境外资本市场，风险巨大，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不应该让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小股民慌慌张张跑到中国香港去，一下子被套住。现在我们的QDⅡ全部是大幅度亏本，散户难道就更高明吗？我们还是先在QDII的范围内把工作做到位为好。其次，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宽出”政策往往不能减轻压力，有时候反而吸引外资进来。道理很简单，“进”是为了“出”，如果...

——引自章节：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十大问题

在1998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我对1993年以来政府执行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双适度”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国应该更早由“双适度”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withbenefitofhind-sgmt），，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变应该实施得早一些”，“许多重要经济变量的变动具有巨大惯性，而政策变量效用的发挥又具有极大滞后性，因而，在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变量时，应考虑‘提前量’。”②第二，在通货收缩期间，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在克服通货收缩、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③第三，抛开一些技术细节不谈，货币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为银行“惜贷”和企业“借借”。而银行和企业行为的这种变化又同体制改革、不良债权处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对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有关。①应该“建立鼓励银行按商业原则积极发放贷款的激励机制”，但“对银行发放贷款规定下限之类的做法则是十分有害的……银行迫于完成放款任务的压力，很可能放松对借款人资信的审查。其结果必然是不良债权的增加”。②第四，“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指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政府中的行政开支等非生产性支出还是应该尽量压缩的”③。第五，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在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应该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债券仅占其资产的6%。中国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向银行发债，不但可以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的问题。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④第六，“从政府决定开始实施公共工程建设到工程真正全面展开，再到形成最终投资需求并使GDP的增长速度得以加快，是需要花费相当一段时间的。希望一跋而就、立见功...

——引自章节：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