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毛立平（1974— ），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性别史。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清代嫁妆研究》；论文《金枝玉叶与收支困局——清代中后期公主经济境遇考察》《妇女史还是性别史？——清代性别研究的源流与演进》《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等。

沈欣（1984— ），女，历史学硕士，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文教史，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清宫的妈妈里》《清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长房官学史事考辨》等。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毛立平（1974— ），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性别史。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清代嫁妆研究》；论文《金枝玉叶与收支困局——清代中后期公主经济境遇考察》《妇女史还是性别史？——清代性别研究的源流与演进》《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等。

沈欣（1984— ），女，历史学硕士，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文教史，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清宫的妈妈里》《清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长房官学史事考辨》等。

精彩摘录

尽管绝大多数旗人女性在选秀制度中只是走过场性的“陪榜”角色，但选秀活动对她们一生的影响仍是不可小觑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3]。金启孮先生也认为满族姑娘在家庭中地位尤高，是因为“有被选成‘秀女’的可能”，而“从‘秀女’中又可以选成‘妃’或‘皇后’”[4]。由于每一位旗人女孩都存在日后成为后妃的潜在可能性，这已然改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此外，选秀活动在开拓旗人女性的眼界、增强其民族认同感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Crossley）指出，18世纪初期以降，鲜有满人离开过他们出生的驻防旗营，除东北这块祖宗的发祥地以外，北京作为朝廷和首都，对满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5]。其实，不仅各地的驻防旗人鲜有机会来到京城、一睹“禁城”之庄严，即便京城旗人，除任职朝廷者外，也很少能有机会进入所谓的“禁城”。然而，“朝廷-宫廷”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圣地，对于所有旗人的向心力自不待言。相对于普通旗人男子而言，旗人女子则可以通过选秀女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甚至见到皇帝、一睹天颜，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以及自我的民族认同感，其间还隐含着每一位旗人女性与皇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而皇帝也注意利用选秀的机会向旗人女性灌输族群意识、强化满洲认同、加强对于旗人女性的管理。

——引自章节：第一节八旗选秀的意义

除服饰外，清帝还通过在选秀活动中强调满人的姓氏来加强她们的民族认同。本来满洲风俗，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男性如此，女性的姓氏就更少被提起，这导致满人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发现一些旗人竟将本姓弃置，改为汉姓，“如钮祜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他认为，“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遂规定今后除引见官员时要写明本姓之外，“选看秀女，亦照此将姓氏于绿头牌缮写，将此通行”[38]。其实满洲旧俗，女孩不仅不重姓氏，往往连名字也很随意。《清稗类钞》载：宗室女“如未奉有正式封号者，皆统称格格……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幼女，皆称妞妞”[39]。我们所见的清宫档案印证了这一说法，宗女多称“某格格”，宫女多称“大妞”“二妞”等。因此对于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名字不清、姓氏不明，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族群认同。清朝皇帝在选秀女时强调其姓氏，不仅有助于区别秀女的身份地位，而且有助于强化她们的族群认同，不少对姓名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应该是通过阅选秀女的环节才开始了解自己家族姓氏的。

——引自章节：二、选秀活动与皇帝对旗人女性“族群意识”的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