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地属近邻，在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献记载，日本至迟在三世纪后期就开始接触到汉文化。到公元七世纪，日本已经出现了独立的汉文学创作，几乎在同时，独立的历史著述也初见端倪。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公元七二〇年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奉敕编纂的《日本书纪》，该书记述了神代至持统天皇时期的神话传说与史事。《书纪》用汉文写作，规仿中国古代的编年、纪传体史书，其中甚至有史实、修辞取材中国古代史书的例子，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也表明在当时的日本，实录的史学原则还没有成为学者的共识。

《日本书纪》的编纂是日本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的“神代”卷系统整理了日本历史上的神话传说，成为後世重述神话的基础。在《书纪》以后，历代相仍，产生了《续日本纪》、《日本後纪》、《续日本後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统称为六国史，记载了八世纪初至十世纪初日本的历史。十世纪以后，随着律令制国家的衰落，官方的修史活动也走入低谷。与此同时，由于物语文学的兴起，新的文学叙述技巧使学者认识到传统史学的不足，历史题材与新文学叙述技巧的结合，产生了《荣华物语》、《大镜》等历史文学的名著。在整个日本中世时期，史论也得到了发展。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文化益发独立。第一〇七代天皇后阳成天皇（1586 -1611在位）用朝鲜引进的活字印刷术印刷书籍，当时政治上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家康有着深厚的历史兴趣，他也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收罗与传播。各种条件的配合，促成了幕府修史的热潮。江户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著述，其中以《大日本史》最为特出，是集大成的史学巨著。

主持《大日本史》修纂工作的德川光圀（圀是武则天新造字之一）是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幕府下水户藩的藩主。他仰慕儒家文化，欣赏陶渊明、周敦颐等中国古代哲人的风度。据说他十八岁的时候读了《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後受到感动，因而萌生了编修国史的想法。一六五七年（日本明历三年），德川光圀开设史局，组织学者商议体例、采访史料。一六九七（元禄十）年，经过四十年的经营，史局完成了自神武天皇至后小松天皇的百王本纪。一七〇〇（元禄十三）年，德川光圀去世，当时诸臣传尚未完稿。光圀去世以后，史局又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到了一七一五（正德五）年，《大日本史》传记部分脱稿。纪传部分成书以后，幕府的修史热情消退，到一七九九（宽政十一）年，才在立原万等学者的主持下开始志、表的编纂，一八九七（明治三十）年，志、表编定。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纪、传、志、表刊刻完成。全书三百九十七卷，修纂前后历时二百五十年。《大日本史》贯彻了儒家君臣大义、尊王攘夷的史学原则，这是对幕府统治的文化斥责。由于《大日本史》的修纂、传播而形成的水户学，直接影响了日本近世的明治维新。在史料的处理上，主持《大日本史》编纂的学者在水户藩雄厚的财力支持下，进行了大范围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当时对收集到的文书进行鉴别，需要研究花押，为此甚至编辑了《花押薮》这样的参考书。《大日本史》在叙述正文中直接注明史料来源，这个创例历来受到历史学者的高度评价。

《大日本史》止于后小松天皇明德三（一三九二元中九年日本南北两朝合体）年，没有续编，或者是因为历史作者对于近代史通常的顾虑，也可能是因为史局本身的限制。后来仿《大日本史》体例而成的续编是饭田忠彦嘉永五（一八五二）年修成的《日本野史》。《野史》无志、表，纪、传二百九十一卷，记载了明德至文政间四百二十余年的史事。据《野史》序，饭田忠彦以一人之力，历时三十八年而成此编，虽然有史料取舍以及修辞上的疵纇，然其保存史料（引用书目一千一百余种）已然功不可没。

《大日本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它没有拘泥中国传统的史学原则，在传记部分，鉴于幕府将军在日本史上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史》设“将军列传”、“将军家族列传”、“将军家臣列传”网罗历代将军的史实，在文学传之外设“歌人列传”也是日本的特色。《大日本史》志分十目：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法、阴阳、佛事。其中可见参考中国正史的痕迹，然而取舍斟酌，史例与史实也能相得益彰。

《大日本史》在近代史上的衍生效应，有值得特别批判之处，即所谓“皇国史观”。日本自《日本书纪》以下，历代的历史著述不断强调天皇是神灵的后裔，万世一系。这种思想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神皇正统记》等史书的强化，在近代又被《大日本史》等历史著述所继承。由此甚至发展出称日本为“神国”，日本民族为“天孙民族”等妄自尊大的意识形态。在明治维新以后，皇国史观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直接为军国主义张目。我们通过本编，可以增加有关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思想保持警惕。

《大日本史》、《野史》先后相衔，记录了日本古史传说时代（第一代神武天皇约当公元前六百年前后）至十九世纪初期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瑕瑜互见，今天还不失史料与阅读的价值。今将两种合为一编，影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