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域文化 目录

宋代地域文化 内容简介

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北)人寇准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
江西抚州(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
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刘承珪、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人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
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
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
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宋真宗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
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
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
四川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
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
郓州(今山东东平)图书；以朱家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轩言：“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周紫芝曾见到其书目，“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难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叹。郓州的董迪也是位藏书家，著有《广川藏书志》26卷，根据家藏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考其本末，而为之论说”，还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书颇为丰富。
京东藏书多的州郡还有几个例子。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张昭，藏书数万卷；淄州(今山东淄博西南)人周起，藏书万余卷；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张纯臣，专建藏书的大堂，“环壁架书”，“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累积数千卷；青州(今山东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徐州(今江苏徐州)江氏也是藏书家，《宋史·艺文志三》载有《徐州江氏书目》2卷；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家，据其妻子李清照言，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存留，“所锁十间屋”。家藏极丰富。
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如宋初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宋挡，中进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主簿，传抄了大批书籍，任满后“载数千卷以归”。他仕宦30年，“唯聚书以贻子孙”，使之不忘读书人的根本。京兆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儿子李丕绪，“家多图书”，并收集历代石刻数百卷。另一长安人石才叔，“家蓄图书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则有藏书数万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两宋之际任提点刑狱并死于难，生前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故而有万卷藏书。西北多武将，但武将也有藏书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将吴廷祚颇好读书，家中聚书达万余卷，实属难能可贵。
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
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
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
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
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
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
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
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
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

宋代地域文化 节选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能强烈地感觉到：同一个时代内不同的地域文化是多么的千差万别。越来越多的学者—史学家、思想家、文化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等都抵挡不住其诱惑，迈向了这一比较荒芜但又绚丽多彩的学术领域。时空限制性是人类一般文化存在的显著特征。从空间维度上看，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组合特征。其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在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中，地理环境通过影响人类活动，而对文化施加影响。不同人群所处的独特地域环境所形成的文化隔离，也有效地保持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发展趋向。尽管由于文化传播工具的进步使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扩大，但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隔离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种文化发展的空间限制性所形成的文化的地域性，成为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制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性质、类型、水平、方向和速度。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进行生存的方式和表现，也即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一般而言，文化的本质除了阶级性之外，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代性，二是地域性。文化的存在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文化的时代性，指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共有的与该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特点。时代性所展现的文化，特点是依时代更迭而不断变迁，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甚至是前后对立的巨变，阶段性很强。地域性所展现的文化，则相对稳定，有着多元的特定模式和传统。二者之间，像一阴一阳那样密切关联，互相成体，互相补益，互相制约，构成了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多变的时代内容，可以使地域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并经过选择，稳定在一定地域，成为地域文化内容，使文化得以积累与存在。而稳定的地域内容以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传统，为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不断发展，或独领风骚，扩展为时代文化。地域文化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明了。从学术价值及方法论上讲，研究一个时代的地域文化，打破了传统史学囿于按时间和类型排列文化现象和人物的窠臼，打通了时空，转换和增广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文化空间特征及其联系的角度，促进文化史的研究，给研究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天地。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正是宋代文化在各地区的形态、特点联系及演变。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趋同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展示出的将是多维的宋代文化形态。中国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有一个既强化又融合的过程。强化的主要是特色，融合的主要是内容。上古时代的地域文化，大致有中原华夏文化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文化，各有不同的层次和鲜明的特色。经过碰撞与融合，在更广大的中原地区汇聚成汉文化。汉文化又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和历史，形成巴蜀、三秦、三晋、齐鲁、燕赵、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随之出现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的阴阳、儒、道、法、墨、名、兵、农等诸子百家，就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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