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我近十年来曾分三段在国外工作学习近两年,这本书是其间和其后—些短文章的汇集。作为记者,以观察美国的经验而言,我算有些职业的幸运。1987年,我曾参加过美国一家民间教育机构组织的全美旅行采访项目,其主题就叫”美国研究”。当时,我们一行10个记者,分别来自10个国家,在两名美国领队的带领下,驾驶汽车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穿行了美国的20多个州,去了40多个大中城市,采访了300多人。采访面是相当宽泛的,涉及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去过白宫、国会、五角大楼;去过宇航基地、核能研究所、空军基地;也去过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旧金山的艾滋病院、芝加哥与纽约的贫民窟、宾夕法心亚阿米什人的社区;我们曾在各种豪华场所与各类商界、政界名流共进午餐或晚餐,也曾在街头与无家可归者一起享用教会施舍的饭菜,整个采访安排得相当职业,在进入每个题目时,都包括了现场访问、人物座谈专家讨论等多层次内容。那次采访,前后四个月,后来又有一个月在加州的休整活动,让我终生难忘。虽然这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可毕竟马上所观已经不是一般的花园或花房,而是整个的“花花世界”了,当时和事后,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记载难得的采访中的难得的片断,集中于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社会和媒体两方面的主题,也记下了一些此行中印象很深的人物。此外,我还写过一本书,集中谈我对美国若干家报纸的考察结果,算是有些专业性的。后来又去过美国,是比较短期的。再后来,就有了1994年至1995年那次比较长的经验——我拿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提供给职业记者的“奈特奖学金”(KnightFellowship),然后在这所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研修了一年。那是个很特别的研修项目,成员有18人,12个美国人,6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因为该项目有丰厚的资金和较高的声誉,所以每周都请来一位美国著名人士与大家座谈,有时甚至一周数次;项目的18个成员,或称学员(fellow)的配偶都被允许同往斯坦福,大家可以任意选修学校的各类课程。斯坦福所在的湾区,是美国*好的地区之一,具有地中海式的宜人气候,斯坦福校园也有美国*美丽的校园之评。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还使我有一次机会,比较深入地与当地美国人交往,了解斯坦福大学和它所在社区的文化及社会价值观念,而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念。在斯坦福期间,我们18个小家庭生活得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一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举办不同名目的派对,热热闹闹地聚会一番;我们都以中年人重返校园的童心,设计自己的学习计划,认真学习每一门课程,“严于律己”地模拟参加每一次考试,并结合新闻业务交流学习所得。这也是难忘的经历。其间,因为时间充裕而且每有所思,我给国内媒体写过不少短文章,多属亦叙亦论的性质。题目是谈女权,除了我身为女性,对这片自然地有些性趣,还因为受命于《中国妇女报》的编辑。其次,是谈些我感兴趣的、也觉得对国内能有些借鉴的经济问题。这本书收集的文章,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字,还有少量后来我专门采写的相关报道。美国这个国家特别大,特别多元而复杂,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评判美国。而中国的读者们都怀着很强烈的求知欲,想知道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我属于多少对美国知道一些的中国记者,不过,拉开整个画面去介绍美国那样的工作,很多年前就有人做过了。我自知难以超越前人,只能“有所不为”。除了专门探讨美国的报业,我写的东西,主要是在尽可能全面理解美国的基础上,从比较小的切口和比较具体的事件里挖掘开来,表述比较共通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讲一些切实和生动的故事。尔后,希图读者能从中看到对我们中国人有所启示的东西。……
本书所收文章均从事实入手,在深入介绍多层面美国社会的同时,力求联系中国现实使读者获得直接启示,文章视角独特,感觉敏锐,故事新鲜,寓意深刻,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现在是星期天下午3点。南加州地区成千上万的父母清清楚楚地知道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肯定泡在洛杉机的迪斯尼乐园里了。
按美国人的标准,迪斯尼的门票并不算太贵。1987年我首次造访时,票价才20美元。现在是成人45美元,儿童35美元,门前的停车场收费6美元。这里的收费是一次性的,你买了票不仅可以在园子里任选游乐项目玩上整整一天,而且还可以晚上出来在附近旅馆睡一觉,次日再接着玩。出门前只要声明一下,游乐园职工就会给你的手背上盖一个隐形的萤光印章,回来时在特殊的小灯下面一照,就算是亮出了入门证。
这样看,到迪斯尼去会一会米老鼠和唐老鸭实在是件挺方便、也挺实惠的事情。
不过,迪斯尼也有特别不方便的一面:这里的每一个游乐项目都需要排长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休想玩好。我八年前去那里时正值盛夏,洛城的骄阳无遮无拦地当头照下来,烤得人几乎喘不过气。可所有的美国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那里毫无怨言地排队,烈日下一站就是几十分钟、个把小时。当时,看到有些美国人全家老小穿着清一色天蓝底五彩米老鼠T恤衫,欢天喜地在那里排队的样子,我不免隐隐地觉得,他们实在是有点傻气。
现在才知道,这种“傻气”其实是经年不变的。比如在今年,在眼下这种春季周末的日子里,玩一次“星际旅行”或“加勒比海探险”要排一小时,上一次“过山车”是一个半小时,而*受孩子们欢迎的“琼斯庙”要排两个半小时的队。
可迪斯尼还是迪斯尼,熙熙攘攘,热闹非常。
这情景充分证明了迪斯尼巨大的魁力和成功。不过想得久了,便又生出进一步的问题来:其实游艺经营有各种办法,为什么迪斯尼乐园一定要让游客排队呢?无论如何,美国人是*珍惜时间,*不喜欢排队的。购物排长队的情形,一直是美国人心目中前苏联生活的写照。为什么习惯于资本主义效率的美国人,又会甘心情愿到迪斯尼的园子里当一回 “苏联人”呢?
其实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早就告诉人们,在经营中,商品的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昔日的苏联人生活在高度计划经济之下,日常生活用品完全以配给的方解决,没有人考虑价格和相对价值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就是人们生活中无穷的排队等待,以及前苏联经济的*后崩溃。
然而,迪斯尼是美国成功的象征,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皇冠上的宝石”,为什么迪斯尼也在制造“长龙”?在迪斯尼,门票是一次性的,进门以后全部免费。采用价格调节供求的办法只有一招:团体游客可以在每周非高峰期买到减价票。
当然,可爱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就是做“思想工作”的政委,可以减轻人们的排队之苦。这里每个项目的预计排队时间都是公开张贴出来的;乐园园工在每一处长队两旁友好而坚决地维持秩序,让游客们不必担心有谁能够“加塞儿”。迫斯尼的发言人约翰·德利叶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创造一种人人都是游客的氛围。”
不过在美国,多思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在讨论,为什么迪斯尼不能根据园内各个项目游客的多少,分门别类地收取费用,以减少游客排队之苦呢?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利·贝克就提出,为什么迪斯尼不采取美国许多博物馆和有线电视的收费方法,也就是先按一般标准收取进门费(博物馆一般为三至五美元),然后再对*受欢迎的项目加收费用?
而罗彻斯待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瓦尔特·奥依还提出,为什么迪斯尼不能像许多滑雪胜地那样,采取客人分等收费的办法,比如让其“商务级”客人坐马车进去,加倍收费(比如收100美元),然后排一个较短的队呢?
对于迪斯尼现在这种经营方法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一种很常见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迪斯尼的客人多数是一次性的。所以迪斯尼愚弄一下他们,在收取中等水平的入门费之后,给客人低于其期望的游乐机会,也还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还有一种似乎更有理的解释:美国人在度假的时候,不喜欢去想花钱是不是划得来这类扫兴的问题。所以豪华游艇、滑雪胜地、租车公司和相当一部分游乐场,也常采用此类“一次性包干”的方法。
纽约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劳伦斯·瓦尔特提出了另一种假设:“排长队也是乐趣之一。”此外,排队带来数字上的可靠性,因为排长队反而加强了客人游览迪斯尼的决心。这就像如果在一家时兴餐馆订座很困难,反而能确保顾客一样。
*有意思的解释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他觉得,如果真的把“琼斯庙”的票价提到用不着排队,可能仍然会有些游客愿意一天花上几百块钱,来寻求“昂贵的刺激”。所以,迪斯尼一次性收费的办法,可能正是对于儿童需求的一种配给制,甚至用不着他们的父母说“不”字了。
无论各种解释如何,事实总归是事实:数十年一贯制,以一次性门票招揽天下客的迪斯尼,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游乐业的特殊性质,米老鼠和唐老鸭的特殊魅力,还有沃尔特·迪斯尼的天才创造,当都是迪斯尼式经营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具有共性的东西呢?迪斯尼乐园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复制的经验性?这个问题目前在美国还没有公认的答案。
如今中国人已经相当熟悉米老鼠和唐老鸭了,中国的土地上也有了自己的新兴游乐业。据笔者粗知,中国的大型游乐场大多数还是采用了价格更具弹性的分项收费制,而各个游乐场的经济效益则或好或坏,差别很大。我想中国的游乐业者们在商海中备尝甘苦的同时,对于那个驰名世界的迪斯尼乐园,一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索。而且中国的消费者们或亲历、或耳闻,一定也对此岸乃至彼岸的游乐场,有了许多于快乐惊险之外的比较和感受。
胡舒立,1978年高考恢复,考入刚复校的人大新闻系。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1985年,应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为期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1987年8月胡舒立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1991年出版。1992年到《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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