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绪论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的社会有三大特色:**,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之为旧传统的延续。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逐。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三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的可能性。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惮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统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激进与温和两派不期而然地联合起来,阻遏逆流,袁氏称帝失败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凯死后,旧官僚之中复辟派转而得势。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残余势力重心转到段祺瑞身上。段氏与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联合,击溃复辟,是为新旧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荡。*后段祺瑞又与进步党分裂,旧势力继续控制北京,新势力则酝酿卷土重来。以上是为**义。
就第二义之中央与地方盛衰而言,当袁世凯的势力占上风时,北京的政权是坚实的。袁世凯堪称为旧时代的*后人才,如果他的行为,不顽强地抗拒新纪元的开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新旧的交替。当时思想开明的人士,无不寄望袁氏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础,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他有华盛顿的雍容气度,国民党和进步党,一激进,一缓进,未尝不是中国两党政治的好基础。即令排除政党政治,若不称帝,仍然可以坐拥大权,维持统一的局面。民国三至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的建设已有逐渐推动的迹象。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
袁世凯死后,旧势力分裂。由于旧势力之互相倾轧,演成军阀的混战局面,加上激进的革命党遭受排斥,南北对峙,中央权力遂由坚实而式微。经直皖、直奉之战,全国糜烂,地方割据主义亦自此嚣张起来。
再就第三义而言,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军阀之忙于互争雄长,思想界得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眼见时局的混乱,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国,各抒所见。他们的思想无论是激烈的、温和的、进取的、保守的,各执其说,有的谈问题,有的谈主义,民主、自由、资本主义、马列主义,都一齐提到了,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周策纵的笔下,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真可谓之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的命运大半操诸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动时代的巨轮,加速其转动。当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处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不仅发为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呢!虽然这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宜妄加价值判断,但显然的,中国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民国初年的情况如此,梁任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作为吗?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准备呢?
梁任公,举人出身,属于上层的士绅阶级。无论他是否重视这个在传统中受人羡慕的身份,士绅阶层却视其为成员之一,以他为联络的对象,加上他的赫赫声名,士绅阶级更是要竭力笼络的。也许就因为这一个士绅背景的关系,任公在清季的激进思想是短暂的,他与革命党始终不能水乳交融。当他与革命党周旋受到挫折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绅阶级,认为他们比较容易接近,可以引为知己。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今人言“阶级意识”,使得任公不能脱离士绅阶级。士绅阶级主张君主立宪,人称之为立宪派,改组政党之后,是为进步党。任公是该党领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经一变再变,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探讨过各类激进与缓进的思想,*后归结到缓进的路上。他同时也注意到实用之学。他知道终有一天要结束流亡的生涯,为国家做一番建设事业。他对于财政问题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于实业、外交、法律、教育诸学,亦同时有所研究。他是一个通才,与今日之讲求专精是迥然不同的。他以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为模范,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贡献。
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略可分为两大阶段,民国七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从政,曾经两度出任阁员,先司法,后财政;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坛,又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任公从政,虽然有甚大的抱负,但为时短暂,实效不彰。他对民国政治的*大贡献,犹如其在清季,依然是他的言论思想。当然他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至今仍为人称道不已的讨袁之役,先则发为言论,继则躬与其事,人谓其再造共和,功不可没。五四时期,任公从事社会教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救国之道,主张温和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仍然坚守缓进的立场。
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分之评传。全书十一章,分别探讨任公之共和理想、政党活动、联袁讨袁、改组国会、出任司法财政等之政治活动,以及退出政坛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他晚年的兴趣言论趋向与影响等亦有概略叙述。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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