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1280?—1352?),名久可,字可久,号小山。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庆元路(今浙江省宁波市)人。约20岁时,为延揽声誉,求得进身之阶,离开家门开始游历,在江浙行省一带活动。曾在平江路(今江苏省苏州市)客居10余年,后定居杭州。曾任绍兴路吏、衢州路吏、桐庐典史、徽州松源监税等职,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生充任小吏,未能入仕为官,70岁时还任昆山幕僚,直至亡故异乡。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人生经历可叹可泣。本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沉抑的曲家
作为重要的元散曲作家,元代散曲家中存曲*多的一位,把张可久列为浙江百名文化名人之一,是应该的。而详述他的生平,探究其真实心态,显然是有价值的。本书作者通过对一位古代文人生平经历的追索,作一番细致的体察。事实上,元朝、散曲、江南文人、辗转漂泊、终身未仕……这几个因素已构成了古代文人的一个典型,提供了让我们窥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可能。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是为序。2003年春于杭州
张可久(1280?—1352?),名久可,字可久,号小山。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庆元路(今浙江省宁波市)人。约20岁时,为延揽声誉,求得进身之阶,离开家门开始游历,在江浙行省一带活动。曾在平江路(今江苏省苏州市)客居10余年,后定居杭州。曾任绍兴路吏、衢州路吏、桐庐典史、徽州松源监税等职,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生充任小吏,未能入仕为官,70岁时还任昆山幕僚,直至亡故异乡。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人生经历可叹可泣。张可久终生期望人仕,却始终沉抑下僚,只得放浪江湖,寄兴词曲。他有所追求而无法实现,才华横溢却寄人篱下,内心深处无比酸楚。失意落魄的张可久与中国古代无数失意文人一样,只能以文字的形式来消解痛苦,以寄托自己的心灵。张可久曾与卢挚、贯云石、刘致等人有密切交往,互相酬唱应和,建立了文人间深厚的感情。张可久一生专事散曲创作,不及其他。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首,为元代散曲家中存曲*多的一位,其个人今存作品的数量为今存全部元代散曲的五分之一!张可久生前曾刊行《今乐府》、《吴盐》、《新乐府》、《苏堤渔唱》等散曲集,是元代散曲作家中唯一一位在生前就有曲作刊本的曲家,有四部散曲集刊行于世。散曲作为元代新兴的文学样式,起初在文坛上没有地位。它从产生、发展到兴盛,经历了由俗而雅,终登大雅之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散曲作家们为提高散曲格调和艺术素质、开拓题材范围不懈努力的过程,是使散曲走上宽阔之路、争得文学史一席之地的过程。元好问、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作家都为此作了极大努力,使得散曲日臻成熟。而张可久生逢其时,他的散曲作品内容典雅,词句清丽,合于“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的标准,而且他成名早,作品多,影响大,成就高,活跃在曲坛时间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可久以长达50多年的散曲创作经历,为使散曲争得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使它获得与唐诗、宋词等诗歌形式并称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可久的散曲题材范围广泛,但更多的是向往归隐和描写归隐生活的悠闲之作,以及写景之作。游仙作品也占一定比重。“归隐”本来是历代文人尤其是元代散曲家十分喜爱吟咏的题材,然而张可久的此类作品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内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又很不得志,所以常常思念家乡,渴望清闲的田园生活。他很可能是时隐时吏,往往迫于生计,不得不出来充任小吏。因此他以“归兴”、“旅思”、“道中”命名的篇章,常常表现出悲凉的、渴望田园生活而不得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人难免沉抑下僚的生活现实。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隐逸生活常常被表现得深婉恬静,疏放优美。张可久的经历丰富,遍历江南名胜,所以写景之作甚多,尤以描写西湖景色之作为*,且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他的生活经历又决定了他生平所接触的大多是上层官员和文人,这就使得他在交往应酬中,写下了不少唱和之作。有的固然是知心朋友间流露的肺腑之言,也难免有不少奉承附和、劝酒助兴,乃至欢场赠答之作。同时,他的经历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驯顺,与关汉卿等经常与书会才人往来,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的杂剧家不同,他没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甚至不能痛快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因此,“怨而不怒”是他作品的又一特色,而在艺术风格上则表现为“清丽雅正”。张可久散曲的“清丽雅正”具体表现在讲究曲律和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他还十分注重运用诗词句法,讲究“蕴藉”和“骚雅”,强调“一切适度”。其实,这种所谓“一切适度”,既指形式,也指散曲所反映的内容。分析张可久散曲特有风格形成的原因,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民族的,又有个人的。在传统文化方面,首先,儒家的中庸思想渗透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在曲风上,则是不偏激、不平庸、有分寸的清且丽。写仕途怨而不怒,写羁旅凄而不厉,写闺情艳而不冶,咏史忧而不伤,叹世愤而不激,即使是慨叹生活之窘迫,也是温文尔雅,韵度清远;其次,向往自由追求独立的道家与道教思想体现在创作上,主要体现在表达一种隐士思想。据统计,张可久集中表现道家思想之作有110余首,有道教色彩的达129首。这些作品以轻盈灵动的笔触,构筑迷离惝恍的境界,极尽迷离飘逸之美,足以说明张可久心仪出世成仙的道家境界之深笃;再次,儒道互融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存在于张可久的艺术观念中。这一观念在张可久那儿,转化为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审美追求。在物质上,张可久始终贫困潦倒,落魄无依,非官非民,失却个人的价值,终生以*卑微的形式游走于仕途。在精神上,他却可以用散曲这一当时*佳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抒写对人生的感悟,对自然的亲和以及对生命的眷念,从而臻于无忧无惧的宁静境界;*后,禅宗思想也浸润了张可久的人生和创作。张可久散曲清疏的构图,幽雅的取象,透视出蕴藉空灵之美,显然受到唐宋以来的禅宗影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观点深入张可久内心。
孙侃,1964年8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8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文学评论及各类文学作品约150万字,并出版,《屈原》、《在俯瞰中放松》等专著多种。
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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