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古书,全书既有子书的特点,又有诸如《战国策》等史书的风貌,共8卷,全书有短篇故事组成,刻画了晏子及其身边诸人物形象,所载史实,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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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言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著
作。长期以来,无论是对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还是对
该书的思想体系,学术界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对这
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得出比较接近于事实的
结论。
一、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大致有如下几
种说法,现分别予以评介。
一说为晏婴本人所作。《隋书·经籍志》:“《晏子春
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按该书一些章节记载了晏子临
终及死后的事情,一些篇章的结尾有“晏子没而后衰”之
类的话,而该书叙事时提到晏婴一律称“晏子”(称“子”乃
是尊称),均可证明该书非晏婴本人所撰。
一说为墨家后学所著。主此说者以唐代柳宗元为代
表。他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
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
(《柳河东集》卷四)首先,《晏子春秋》中所表现的非乐、节
用、非厚葬久丧等,大都是有为而发,其实质与墨子的主
张并不完全相同;相反,在对待天帝鬼神灾异等的态度
上,更与墨子明鬼的主张大相径庭。其次,书中言及墨子
称颂晏子的话仅两见,而说到孔子称颂晏子的地方却有
八处之多,很难想象,在儒、墨两个学派严重对立、激烈诘
难的情况下,墨家后学会在自己撰写的著作中宣扬非墨
家学派的主张并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大加赞扬。因
此,说该书为墨子之徒所撰写,难以令人信服。
一说为六朝后人所伪造。清管同说:“吾谓汉人所言
《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其文
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因寄轩文集》)其
根据只有一条,即《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其书世多
有,故不论,论其轶事”,而《列传》却载有“荐御者为大夫”
“脱越石父于缧绁”事,由此推断出司马迁所见《晏子春
秋》无此二事,从而得出后世所传《晏子春秋》为后人伪造
的结论。所谓“轶事”,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司马
迁所举的两件事,当属民间流传的*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故事,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太史公才选入本传的,不
必认定即为当时的《晏子春秋》所不载。类似的情况如,
管仲与鲍叔事,本传详载,而《管子》中亦有记载;曹刿会
盟劫桓公事,本传与《管子》俱有记载,不能由此得出《管
子》由汉代以后人伪造的结论。*能说明非六朝后人伪
造的,是前此一些著述中对《晏子春秋》故事及文句的引
用。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就曾明确指出:“管仲、晏婴,
功书并作。”西汉时代的著作如《淮南子》《韩诗外传》《说
苑》《新序》《列女传》等亦多次称引,更被著录在《汉
书·艺文志》里。可见伪作之说绝难成立。
影响较大的是今人吴则虞的说法。他在《晏子春秋
集释·序言》中说,《晏子春秋》的成书,“极有可能就是淳
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成书年代“大约应当
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吴先生确定成书年
代的依据主要有三条:一是“先秦诸子书中没有像《晏子
春秋》这样,整部书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二是从引
《诗》看,“《晏子春秋》的引《诗》与《齐诗》并不相同,而恰
恰与《毛诗》同一学派”,因此,“成书年代自然应较晚于毛
亨”。三是《晏子春秋》有“击缶”的记载,而“秦人把‘缶’
作为乐器,这自然不是齐国的风俗了”,故可说明成书的
时间地点。关于**点,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书,在先秦
早就有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
书《春秋事语》,记齐、鲁等国史实,全用短篇故事组成;传
世的《国语》,所记春秋时期各国史实亦均由短篇故事组
成。史书可由短篇故事组成,个人专集当然也可由短篇
故事组成。说到引《诗》问题,实际情况是,不只是《晏子
春秋》,就是其他先秦著作的引《诗》,往往都带有随意性。
称引者一般并不严格遵照所引诗句的原意,而常常是取
其相近或相关的一点,借以申明自己的主张或看法,称引
者的立脚点不同,选取的角度不同,对诗句的理解自然不
会相同。我们很难由于对《诗》的理解不同,就一定要分
出谁是齐诗派、毛诗派,或者鲁诗派、韩诗派。况且,《晏
子春秋》所引诗句,亦有今本《诗经》所未载者,而文字有
出入者就更多,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由此倒是可以得出
相反的结论,即《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当早于毛亨的时
在自然观上,《晏子春秋》表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
证法的观点。对盛衰生死,晏子认为,“夫盛之有衰,生之
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外上》
二)。就是说,有盛有衰,有生有死,是自然界的规律;世
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待彗星等异常天象及干旱疾病等灾祸,晏子认为禳除
祈祷是无益的,重要的在于修文德,节嗜欲,宽政爱民。
这些,都含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在君臣关系上,晏子两
次提到“和”与“同”的问题。他把不问是非,一味顺从君
主称为“同”;而“和”则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
否。”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相
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关系,无疑具有辩证法的因素。
在思想学术方面,《晏子春秋》虽然难归入某一学派,
晏婴本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流派,但从该
书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倾向看,晏婴以“重民”“民本”为
核心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却代表了新兴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
的愿望。
结合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经验,晏子深刻认识到,统
治者“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
贱于害民”(《问上》二十二)。他对齐景公“与民为雠”、
“不顾民而忘国”的行为多次提出批评,警告说:“今君不
革,将危社稷。”(《谏下》八)并尖锐指出:“君得罪于民,谁
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谏上》十三)
民诛”观点的提出,不单对国君,对整个统治阶级也是严
正警告。基于这样的认识,晏子提出了可贵的“民本”观
点:“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义,谋之法
也;民,事之本也。”(《问上》十二)“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
正者,以民为本也。”(《问下》二十一)“民本”观点的提出,
与晏子“世民”的出身,与他长期“近市”居住对民间疾苦
有较深的了解,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长期从政的实践,都
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这样说,重视人民的作用,政令以民
为本,是晏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以“重民”“民本”思想为
核心,晏子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薄赋敛,省徭役,以减轻人民负担。晏子多次批评景
公“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问
上》七),“兴事无已,赋敛无厌”(《外上》三),反复强调要
“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
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
知其贫富,勿使冻馁”(《问上》二十六),指出君主应该“饱
而知人之饥,暖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谏上》二
十),谏止景公修建大台、长廉、邹之长途之役,解除了人
民沉重的徭役负担。
减轻刑罚,反对杀戮无辜。针对景公“藉重而狱多,
拘者满国”、对人民“常致其苦而严听其狱,痛诛其罪”、
“诛谬如仇雠”的残暴行径,晏子不断予以批评,认为执政
者应该“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
以加罪”(《问上》十七),指责景公滥施刑罚,以致弄得市
场上“踊贵而履贱”,明确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弛刑
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这在客观上起到
了减轻人民痛苦、保护人民生命的作用。
举贤任能,反对信用谗佞。晏子反复强调,贤君治理
国家的原则是:“其政任贤,其行爱民…从邪害民者有
罪,进善举过者有赏。”(《问上》十七)认为“有贤而不知”、
“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是国家不吉利的事;而得贤的方
法是“举之以语,考之以事”(《问上》十七);“无以靡曼辩
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通则视其所举,穷则
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问上》十
三)。晏子认识到人无完人,对人不可求全责备的道理,
他说:“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故明王
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
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问上》二十四)对结党
营私之徒,谗佞谄谀之辈,晏子深恶痛绝,把这些人比作
社鼠猛狗,认为他们是治国之长患。像这样,既讲举贤任
能,又明确提出贤能之士的标准,就把尊贤使能的思想提
到了一个新高度。
廉洁节俭,并身体力行。对景公的穷奢极欲,晏子敢
于犯颜强谏。对私欲和富利,他认为应当加以限制,如果
无节制地追求满足私欲和得到富利,就会遭受祸害。据
此,他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卓越论断。基于这样的
认识,晏子本人虽身居相位,却一直过着节俭乃至清寒的
生活。他多次拒绝景公的赏赐,反对更换、改建自己的简
陋住宅,甚至坚持交出自己的俸禄、食邑和车辆。他之所
以能够做到“贫而不恨”,甚至心甘情愿地“以贫为师”,是
因为对廉洁节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可以洁下。”即
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下属,使下属廉洁节俭;为国民做表
率,以防止世风的侈靡,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以礼治国,以礼治民。作为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
范的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晏子认
为,礼“可以为国”,可以“御民”,其具体内容则是:“君令
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
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
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
婉,礼之质也。”(《外上》十五)实际上是把它作为调整统
治阶级内部以及对立阶级之间乃至人与人关系的手段,
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谐调社会各
成员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总之,《晏子春秋》所表现的“重民”“民本”思想以及
晏子的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
根本利益,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因此,
《晏子春秋》是先秦诸子中一部重要的著作,而晏子作为
人治社会“贤相”的代表,其思想主张在今天也仍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
三、关于《晏子春秋》的版本
史书中*早提到《晏子春秋》书名的是《史记·管晏
列传》:“太史公日:‘吾读管氏《牧民》《山高》…及《晏子
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惜乎语焉不详,连篇数亦未言
及。刘向《叙录》称所见内库所藏及太史所藏共三十八
篇,八百三十八章。删除重复的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
章,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经刘向整理、编辑之后,《晏
子春秋》才得以完整的面目流传下来。刘歆《七略》谓
“《晏子春秋》七篇”,《汉书·艺文志》谓“《晏子》八篇”,或
称《晏子春秋》,或称《晏子》,当是一书二名;或言七篇,或
言八篇,当是分、合《外篇》使然。元刻本共八卷二百十五
章(当为明活字本之祖本),至清初已亡佚。明代出现了
活字本及一批刻本,较有影响者如明活字本(商务印书馆
曾据以影印)、绵眇阁本(为《四库全书》所收,内篇分《谏
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
上、下二篇,与《汉书·艺文志》八篇之数相合)、归有光评
本(即《百二十子》本,不分卷)。清代主要有经训I堂本(八
卷,孙星衍刊),指海本(七卷,钱熙祚校刻)。清代以后出
现了一批校注本,如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文廷式《晏
子春秋校本》、近人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收入《诸子集
成》),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收入新编《诸子集成》)。
本书原文以明活字本及孙星衍刊经训堂本为主,校
以其他旧刻本,并参考诸家校说及类书所引,反复比较,
择善而从,以期使之尽可能接近于原貌。
作者
2007年10月
景公问忠臣之事君何若
晏子对以不与君陷于难
晏子关于臣子侍奉君主“有难不死,出亡不送”
的回答看似有悖常理,实则隐含真理:臣子的话如果
被采纳,君主终身都不会遇难,臣子怎么会为君主殉
死?臣子的谋略如果被听从,君主终身都不会出亡,
臣子怎么会为君主送行?所以,忠臣能给君主献良
策,而不与君主一起陷于死难境地。
景公问于晏子日:“忠臣之事君也何若①?”
晏子对日:“有难不死②,出亡不送。”
注释:
①事:侍奉。
②有难不死:指君有难,臣不死,即臣不殉君难。下句“出亡
不送”指君出亡国外,臣不送行。
译文:
景公向晏子问道:“忠臣怎样侍奉君主?”
晏子回答说:“君主遇难不为他殉死,君主出亡不为他
送行。”
公不说,日:“君裂地而封之①,疏爵而贵之②,
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
对日:“言而见用③,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
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
死之,是妄死也④。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
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⑤,不能与君陷
于难。”
译文:
景公不高兴地说:“君主分割土地封给臣子,分封爵位让
臣子显贵,君主遇难却不殉死,君主出亡却不送行,这可以叫
做忠吗?”
晏子回答说:“说的话如果被采纳,君主终身都不会有
难,臣子怎么会为君主殉死呢?计谋如果被听从,君主终身
都不会出亡,臣子怎么会为君主送行呢?如果说的话不被采
纳,君主有难,臣子为君主殉死,这是白白地送死;计谋如果
不被听从,君主出亡,臣子为他送行,这是虚伪。所以忠臣能
给君主献出好的计谋,不能跟君主一起陷于死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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