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内容简介

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甚少有人想象未来，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微好些，但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出现了一种新的一致性看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政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
在本书中，我绘制出了文化倒退的曲线图：激进派已经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者也丧失了其骨气。在历史的优势力量或历史的经验面前，倒退并非不光彩的事情。难题不在于传统的失败，而在于思想的疲倦与装聋作哑，即假装每向后或者朝边道退后一步就标志着前进十步。
1799年，柯勒律治写信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建议他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尽管我没有写过诗，但是我很乐意想象，就其对于想象冲动的捍卫而言，这本书能够部分地实现柯勒律治的请求。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本书特色

在《乌托邦之死》中，著名历史学家兼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清醒地审视了未来的政治，他根本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东西。雅各比揭示了人们对于曾经支持过异议与社会变革运动的乌托邦理想的抛弃；因此他号召作家和批评家矫正自己正在丧失的想象和骨气。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纪。这本书是对思想和文化环境的勇敢评价。
——《伦敦书评》
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愿意这个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加相宜的希望很可能会遇上漠然的凝视或嘲笑，拉塞尔·雅各比是一名不可或缺的批评家。
——托德·吉特林
《乌托邦之死》一书学识渊博、见解大胆、具有煽动性，对进入政治领域各方面的知识分子都给予了十分猛烈的批评，结尾部分充满了一种深刻的人道情感。
——豪沃德·齐恩——豪沃德·齐恩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目录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节选

bsp; 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
念，已经消失了。甚少有人想象未来，它不过是今天
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微好些，但
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出现了一种新的一致性看
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政
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
在本书中，我绘制出了文化倒退的曲线图：激进
派已经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者也丧失了其骨
气。在历史的优势力量或历史的经验面前，倒退并非
不光彩的事情。难题不在于传统的失败，而在于思想
的疲倦与装聋作哑，即假装每向后或者朝边道退后一
步就标志着前进十步。
1799年，柯勒律治写信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建
议他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给
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
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
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
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
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尽管我没有写过诗，但是我很
乐意想象，就其对于想象冲动的捍卫而言，这本书能
够部分地实现柯勒律治的请求。
——拉塞尔·雅各比
前言
在我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
对陆军中的强奸、空军中的通奸以及白宫不合适性行为的指控。而
在某位体育界名人因涉嫌谋杀妻子而接受了轰动一时的审判后，这
些指控更加激烈。当然，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穷尽这个时代的新闻。
然而其他的事件，诸如福利规章的变化或者反对烟草公司的案件的
审结，并非特别吸引人。让我们不妨大胆做出如下概括，世界局势已
经变得同样地乏味或压抑；其典型特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向
着欧盟迈进；其二，宗派主义引发着流血冲突和国家的土崩瓦解。
自然，任何人都能够拟订一份要么强调积极面的清单，如北爱
尔兰的和平协定，要么强调否定面的清单，如艾滋病在非洲的传
播。尽管政治已经变得十分沉闷，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温和。在*
糟糕的情形下，政治是由经济滑坡、暴政和自相残杀的暴力来界定
的。*好的情形则是自由主义的政权抗拒了由倒退的宗教的和民
族主义的运动发动的挑战。我们日益被要求在现状或某种更加糟
糕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其他的替代物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已
经进人了一个默认(acquiescence)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少
期望未来将会脱离目前的轨道。我们就这样来建设自己的生活、
家庭和职业。
换句话说，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
念，已经消失了。*后这个看法存在直接引起误解的危险，因为乌
托邦(utopia)在今天意味着缺乏时代性(irrelevancies)或流血
(bloodletting)。相信乌托邦的人普遍被视为总想吃午餐或总想杀
人者。我在此所使用的乌托邦的(utopian)一词，指的是其*宽泛、
*少威胁性的意义：即认为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
信念。我指的是如下这种观念，即生活、工作，乃至爱情的未来特
征(texture)可能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些事物甚少相似之处。我
将如下看法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历史包含着自由与快乐的诸
种可能性，它们几乎还不曾为人叩击。
但是这种信念如今却已完全死掉。甚少有人想象未来，认为
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微好些，但
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从学术上对苏联的瓦解所作的结论认
可了对激进主义的失败深有感触的这种情感。出现了一种新的一
致性看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政治衰竭
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
上述这些观点不仅渗入全部生活之中，而且还为此付出了代
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迷恋。在欧
洲与美国的富裕之中，前景看起来非常暗淡。*近，有人将欧洲富
裕国家出生率的急剧下降等同于一种新的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
年轻的成人担心阴云正在聚拢。一位瑞典专家在解释瑞典出生率
下降问题时指出：“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类行为的根本性转
变。”坚信未来将会比现在更加美好的这种信念已经消失了。“如
今的年轻人似乎持有如下这种观念，为今天而活着大概就是他们
所能够做的*好的事情。”拥有孩子似乎是太冒险，而且花费昂贵
的事情。这份报告总结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对以前的数代
人来说是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即便是在
瑞典和意大利这样极为不同的国家，都具有这种相同的认识。”[㈠
正在下降的出生率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消沉
的理智洞察力和雄心。在本书中，我绘制出了文化倒退的曲线图：
激进派已经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者也丧失了其骨气。在历
史的优势力量或历史的经验面前，倒退并非不光彩的事情。我曾
经在一本探讨被打败了的传统的书中指出，传统的失败“记录了各
种力量的配合，而不是洞察力、理论，甚至惯例的配合”[1]。为了
返回画板，即为了重新考虑过去，那些传统都是值得尊重的选择。
难题不在于传统的失败，而在于思想的疲倦与装聋作哑，即假装每
向后或者朝边道退后一步就标志着前进十步。有关多元文化主义
的骗局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重新回到熟悉的多元主义被描述为
观念上和政治上的突破。
在另一个新世纪的黎明，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
ridge)写信给他的朋友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两
百年前，即1799年，他向华兹华斯提出如下建议：同广泛的精神不
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够用素体给如下这些人写一首诗，由
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
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
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之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
主义的自私。”[2]尽管我没有写过诗，但是我很乐意想象，就其对
于想象冲动的捍卫而言，这本书能够部分地实现柯勒律治的请求。
1999年1月于洛杉矶
代译序：乌托邦的存在与“终结”
刘象愚
“乌托邦”一名滥觞于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
托邦》。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0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
创造了一个拉丁新词utopia，意指“乌有之乡”。严复将其译为中
文“乌托邦”，于是，“乌托邦”一词便一直在我国学界流传至今。
莫尔在《乌托邦》(1516)一书中，虚构了一个大西洋中的岛国
“乌托邦”，借一位异教徒水手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将乌托邦描
述成一个完美、理想的国度，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穷，没有堕
落，物质充裕，环境优美，人人每天工作六小时，在饮食、医疗、教
育、学术、娱乐等各种公有的体制中，享受自由、幸福的生活。
莫尔的用意是表达人类对美好、完满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同时
也批判现实的罪恶与黑暗。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美好的社会在
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它却可能存在于未来的某个时代、某个地
方。至于究竟怎样才能让这一美好的理想尽快成为现实，他懵然
无所知，当然也就无法告诉我们。所以，他设计的“乌托邦”既是一
个“美好的地方”(g00d place)，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n0+
place)，由此看来，“乌托邦”作为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
的两面性，正面的美好、完满和理想色彩与反面的空想、不现实和
无法实现性并存。
许多西方作家都曾沿着莫尔的这个思路写过类似的作品，譬
如，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在17世纪初出版的《太阳城》(1602)、英
国作家培根于此后20多年写成的《新大西岛》(1626)、美国作家
贝拉米的《回顾》(1888)等都是这类乌托邦作品。此外，许多经典
作家都把乌托邦因素融进自己的作品中，人们很容易想到塞万提
斯笔下桑丘任总督治理的海岛、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
道院”、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慧因国”等等。莎士比亚在
《暴风雨》中曾通过贡柴罗之口，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想：“在这共
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
地方官的设立；……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
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妇
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大自然中的一切产
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
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
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我要照这这样的理想统治，足以媲美
往古的黄金时代”。[1]
19世纪之前，人们主要看重的是乌托邦的理想精神。
从时间的维度说，乌托邦理想在人类繁衍的早期就已经存在
了。古代所谓的“黄金时代”就孕育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早
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人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正是后来莫尔
《乌托邦》的雏形。“理想国”追求的是一个正义的社会，那里一切
归公，男女平等，人人具有良知和道德感，社会秩序井然，人们过着
一种质朴但安适的生活。尽管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并不绝对完
美，那里仍然存在着等级区分，智者(即他所谓的“哲学王”)构成
了社会的统治阶层，但这个高高在上的等级却是理智的、清廉的，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从空间的角度
说，乌托邦的理想又不仅是西方的，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有的，我
国晋宋时代著名诗人陶渊明写出的那个与世隔绝的、仙境般的“桃
花源”，正是一个和平、恬静、安适，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
邦社会。可见乌托邦理想是一种普世情怀、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
财富。
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这样执著地追求乌托邦理想，往往是因
为现实太黑暗，太不完美。莫尔所处的16世纪的英格兰，一方面，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造成了贫富两个阶级的迅速分化，广大
农民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之后，丧失家园，或流浪乞讨，或在饥寒
交迫中死亡，而新兴商人和资本家却在羊毛交易中获得暴利。另
一方面，君主统治的专横跋扈，横征暴敛更加重了贫苦阶级的苦
难。莫尔写作《乌托邦》的本意，固然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社会理
想，但也在通过对照，对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黑暗、邪恶与弊
端给与批判。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黑暗、*动
乱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统治阶层骄奢淫逸，广大
农民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诗人才刻意以这样一
个想象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来衬托现实的黑暗和苦难。这样看来，
“乌托邦”不仅是人类追求社会理想的象征，也是人类批判现实黑
暗与罪恶的一种模式。
毋庸置疑，“乌托邦”是导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诞生的一个
不可缺少的因素。乌托邦理想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莫里斯等
社会主义者那里发展到极致。例如，傅立叶笔下的乌托邦就是一
个人们在性和饮食方面具有极度自由的天堂，在那里即便*贫穷
的人也可以一日五餐，并有12种汤、12种面包、12种酒和12种肉
与蔬菜的调料可供选择。然而，尽管他们提出了公有制、人人平
等、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勾画了一幅理想社会的
蓝图，然而，由于他们仍然不能提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途径，因
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许多学者称之为“空想”
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里注重的是“乌托邦”一语的空想性质。
的确，20世纪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乌托邦”的难于实现，只
能流于空想的一面。
20世纪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面。两次世界大
战的浩劫、核子战争的威胁、极权政治带来的灾难、现代化与高科
技产生的异化，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对乌托邦的理想产生浓重的幻
灭感。这种幻灭和悲观的情绪生动地反映在文人创作的所谓“反
面乌托邦”的作品和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中。
所谓“反面乌托邦”是指作家以尖刻嘲弄的口吻写出的乌托邦
作品。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札米亚
京的《我们》就是三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
界》中的乌托邦是500年后一个一切都处于高科技调控下的“美丽
的”、“新”社会，尽管人的物质需求获得了较大的满足(全部居住
在摩天大楼中；衣食无虞；交通工具全部是直升机；贫困、疾病完全
被消灭；工厂生产效率极高；人根据自己被培育的模式从事各种级
别的工作；在性生活[已经完全排除了繁衍的目的]、体育、娱乐、旅
游等各方面获得了绝对自由，等等)，然而，人从孕育、出生到老死
的整个一生的种种活动又都完全处于高科技的控制下：在试管中
按照不同等级(α、β、γ、δ、ε，辅之以+、一)孕育、培养、受教育，从
而被制造成适应各种工作(低级简单劳动、高级复杂工作，乃至政
府领导层等)和不同等级的“人”。显然，作者的用意是要说明，现
代化的科技和政府怎样操控了人，让人在物质生活(包括性生活)
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却完全丧失了精神和个性，换言之，其目的就
是要让人看到人怎样被异化(或日物化)，怎样丧失了人性，变成
了非人。作品的寓意是相当深刻的，其挖苦的调子是相当响亮的。
《一九八四》和《我们》同样讲现代科技和极权专制对人性的戕害，
但它们似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极权政治上。在一个完全是警察的
国度里，人的一切言行(包括做爱)都处于严密监视下，人性彻底泯
灭了，人甚至变成了编号的动物。从这些典型的反面乌托邦作品，
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对莫尔式乌托邦理
想的深重幻灭和悲观情绪，对人类社会未来改善的彻底绝望。
学者们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伴随着意识形态论争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出
了挑战，也把一个严峻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摆到了西方知识分子面
前：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20世纪
50年代以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和各种弊端的不断暴露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共
产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似乎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表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但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与再度繁荣以及斯大林
极权主义暴政的被揭露，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重建了对资
本主义的信念。因此，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所说的“意识
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乌托邦理想的终结，而是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的终结和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然而到60年代后期，资
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黑人
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却向这种“意识形态终
结论”提出挑战。许多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再次认为革命依然是
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依然有美好前景，在这一争论中，双方保持的
乌托邦理想并没有丧失。然而，到9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1989年东欧及苏联社会主义先后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使两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似乎已
经失去悬念，绝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彻底缴械，皈依了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阵营。然而，在他们眼中，自由资本主义毕竟千疮百孔，充
满弊端和不完美，人类的未来也许只能是现在的一种复写了。人
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感到了十分的厌倦与冷漠，对社会改善与进
步的乌托邦理想真正失去了信念。这次许多学者提出的所谓“意
识形态的终结”就真正是“乌托邦的终结”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雅各比这本讨论20世纪后半期政治与文化的著作才采用了
《乌托邦的终结》这样一个标题。
拉塞尔·雅各比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知名教
授，专攻西方思想史，除本书外还著有《不完美的图像》(2005)、
《*后的知识分子》(1987、2000)、《失败的辩证法》(1981)等书。
在《乌托邦的终结》(1999)一书中，他旁征博引，清晰地勾勒了20
世纪以来美国思想界演化的历史脉络，围绕乌托邦理想问题讨论
了美国知识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态度，涉及了多元文
化主义、极权主义、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审美主义和地方主义等论
题，并围绕这些大的论题做了详尽、历史的讨论。他的重点在论述
20世纪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通过全方位的、多侧面的剖析，指出人
们逐渐产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恶与冷漠，从而丧失了乌托邦
理想的精神过程，因此，他采用了《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作为副
标题。然而，他的目的终究还是希望人们认识到这种精神状态之
不可取，从而恢复自己对未来的政治热情与社会想象力。英国诗
人柯勒律治曾向华兹华斯建议，请他写一首诗，呼吁人们从对法国
大革命失败的悲观绝望中振作起来，重建对人类社会改善的崇高
信念。雅各比借用这一插曲，期望自己这本书能够在部分上实现
柯氏的这一呼吁。[1]这本讨论当代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著作，其书
眼仍旧是乌托邦问题，而作者所谓乌托邦的“终结”自然也就包含
了并非终结的意思。
雅各比这本书对处在思想与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
具有启迪作用，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引发我们的深长思考；他
描述的美国思想界的许多历史场景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而我
对于未来超越现在似乎比他怀有更为强烈的信念，我以为，冷静地
看待社会与现实问题的同时又不丧失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作为社
会精英层的知识分子必须抱持终身的原则立场。国人历来不曾丧
失过对于社会进步的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曾清晰地
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庄周在
宥天下，无为自由的发挥、墨翟兼爱无等的分析，都是从一个特定
角度阐发孔子的这一大同思想。近世康有为将这种理想表述在其
著名的《大同书》中，尽管他提出的“破九界”[2]的观点有着更为
浓重的空想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
士为之奋斗，为之献身。可以说，坚持一种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矢
志不渝，终生奋斗，正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本根。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将本文标题中的“终结”两字加上了引号。在我的心目中，
乌托邦的理想精神是不该终结，也是不会终结的。
姚君建彬曾在文学理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进入博士
后流动站在我的名下研究乌托邦问题，*近他又带着同样的课题
去剑桥大学访学。以他的专业基础和对乌托邦问题的了解与英语
水平论，他翻译雅各比这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的译本
即将付梓，应他之嘱，我写了上面一些关于乌托邦的感想，并祝愿
他在未来的乌托邦问题研究中获得更瞩目的成绩。是为序。
丁亥年七月于京师园一得斋
第三章
大众文化和无政府状态
“生活在一个平等社会中的人，其情绪在总体上易于膨胀；而
且其才能也可以顺利而积极地表现出来。有谁能够否认这一看法
吗?……如果一个人被他人的光环重重包裹，活得极其微不足道，
就会从整体上带来一种抑郁而令人麻木的后果。又有谁能够否认
这一点呢?”这是19世纪的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与《论平等》(“Equality”)一文同时发表的《论民主》
(“Democracy”)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看法。[1]从精神和力量来看，
前面引述的这些片断再次确证了阿诺德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信念。
对于那些熟悉*近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的人来说，上
面引述的这些文字也许颇为令人惊讶。如果将上引这些论争过滤
掉，这个阿诺德似乎是高级文化(high culture)的一个捍卫者，他毫
不妥协地反对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同时还是一名典型的反
民主主义精英论的鼓吹者。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阿诺德是位英
雄，是教养和学问的坚定卫士。从威廉·J．本尼特(William J．
Bennett)的《重申遗产》(To Reclaim a Legacy)和迪奈什·德苏查
Dinesh D’Souza)的《褊狭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再到罗杰·
金博尔(Roger Kimball)的《获得终身聘任的激进派》(Tenured Rad—
icals)，都对阿诺德礼遇有加，认为他是传统标准的拥护者，是19
世纪反对大众文化和20世纪末期的相对主义的靠山。
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字这样评述说：“学院中的这些新兴力
量不是立志于获得对(一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兼批评家马修·
阿诺德曾经广为人知地指出过的)‘匠心独具、闻所未闻的优秀文
化’(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之深思熟虑的了解，而
是故意使高级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1]对于众
多保守主义者来说，捍卫“匠心独具、闻所未闻的优秀文化”，并且
将文化定义为“快乐和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的激情的这个阿
诺德，才是真正的阿诺德。
与此相反，对于左派和某些自由主义者来说，阿诺德则是一个
令人厌恶的精英论鼓吹者和反动派。在他们看来，阿诺德的主要
作品《文化和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不过是对旧体制
的隐蔽捍卫以及对新兴民主社会的反对，实则空洞无物。*近，他
的一位传记作者提出了如下看法：“马修·阿诺德似乎已经成为了
一种冷酷的文化傲慢观念……的某种轻松速记法，即一个精英论
的鼓吹者，一个蔑视大众文化的精英论的鼓吹者。”[2]
尽管左派和右派都误读了阿诺德——倘若他们真的解读过他
的话——但是此处的问题与其说在于阿诺德，不如说在于对大众
文化的理解。在过去数十年中，大众文化的魅力和炫惑已经成指
数地强化了；大众文化的受众扩展到了每一个方向。经过时问的
淘洗，某些保守主义者为大众文化界划出的位置虽然很少发生改
变，但是它却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因此他们支持强化高级文化和流
行文化之间的壕沟。而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为大众文化界划出来的
位置却发生了改变，问题也由此而产生。从前，自由主义者和左派
人士坚信有一种新兴的、更加优秀的人民文化。但是，他们的这种
信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以民主之名，为日常娱乐和电影消
费涂抹上神油；但是他们却不再相信未来会发生变化，他们的这种
信念已经被蒸发掉了。
在这场文化论战中，阿诺德扮演了一个象征性角色，但是他本
应得到更好的评价；他提出了研究大众文化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
复兴这方法。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阿利
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道，阿诺德也拥护民
主和平等。与此同时，伟大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却并不迷
恋(fetishize)这些范畴，他们仍旧对这些范畴的后果和背景保持着
警惕，指责“大多数的暴政”或“整齐划一”(the“tyranny of the ma—
jority”or“uniformity”)的暴政。他们对如下这一点相当清楚：支
持平等和民主并不必然要求赞同其全部结构(configurations)。刚
好相反，他们往往激烈地反对我们如今或许会习惯地指称的大众
文化。他们是民主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乐于批判日常的文化和
流俗的见解，无论这文化和这些见解有多么根深蒂固或流行。
从当代文化氛围来看，他们对日常文化和流俗见解这种心甘
情愿的批判态度却显现为一种不受欢迎的精英论。当代政治思想
家缺乏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那种大胆。人人生而平等，而且应该
被一视同仁这是一回事；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平等则是另一回事。
后者并不是由前者推导出来的，或者说，后者并不是直接从前者推
导出来的；它首先必须穿越历史和社会。这就是说，人类的平等这
一原则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并非是一回事。由于劣等的教
育或有害的条件，平等的人就变得不平等了。

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 作者简介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和文
化批评，包括《(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
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cian Culture in
the Age 0／Academe)、《c社会健忘症：对墨守成规
的心理学之批判》(Social Amnesia：A Critique 0／
Conformist Psychology)以及《c不完美的图像：论
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 t for an An ti-Utopian Age)等。
姚建彬 1972年出生。中国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