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梁任公早期的思想及政治运动,内容包括他的求变思想、倡导民权及族类言论、思想转趋温和的由来与主张立宪的影响以及言论的总述等。
**章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改革者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必须提出兴革的理想;革命者要改变旧有的政治,必须倡导革命的主义。兼具改革与革命企旨的梁任公,有其理想及主义。*早他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便倾心于固有的“大同之义”,及至他在自修中接受了西方的人权言论,又将中西思想的相同处融会贯通,欲进中国于“民权政治”。这大致是任公的理想与主义。
梁任公思想上的衍化,有其一定的进程。在他的幼年时代,虽然常受到父亲的呵斥,不得自视如常儿,实际上任公并无异人之处,仅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孩子而已。他自述:
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蒙蒙然不知天下事。
他的思想上的衍化,随着他所受的教育而改变。早年,任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学习的是帖括训诂词章,他的老师是他的父亲和祖父:
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之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太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始正式进入广州府的学海堂,除训诂词章外,少涉其他,于他的思想并无启示:
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
不过,任公对于固有典籍作深入的阅读,亦在其十四五岁这一段时间里。《輶轩语书目答问》对他颇有影响:
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以后他见着康南海能有所应对,大多得力于此一时期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其思想上能受到启发,亦得力于这时建立起来的根基。
到了十八岁,得闻康南海名动公卿的清誉,因陈千秋之介而拜于康氏门下。以举人反拜秀才为师,通古所无。而任公思想从此大为开启,是他早年*大的转变:
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南海以大海之潮音,作狮子吼,使任公自兹始知天地问别有学问。影响他*深的,**是康氏的那部《长兴学记》。任公曾一再提到:
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到那年起行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到了上海,在时务报馆里头,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那稿本不过两三人曾经见过。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宝藏箧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细读,读了已不知几十遍,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后来毅伯先生常对人说道,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
《长兴学记》是一篇治学修养论。同时又发挥平等之义:
夫性者,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故孔子日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时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
主张与民同患难:
易日:吉凶与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故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虽舜禹复生,无以易此。
此两者对于任公都有极深刻的启发。
第二是任公三十岁以前所爱谈的“三世之义”,他的求变思想的基础即在其中。康南海记其讲授三世之义说:
光绪十六年……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义。……既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又告以天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
任公本人亦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其弟子得读[大同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一部分。
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是今文学家一派自中国典籍中发掘出来的救时主张,康南海据为政治运动的理论。康南海以为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有一定的程序。他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尧舜之治。他说尧舜之治,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假设;孔子是个政治改革家,也是社会改造家,设尧舜之治为理想的社会——太平盛世——而已。既然如此,他认为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据乱之史。自许有改进世运责任的康南海,不容中国长此永为据乱,他要将中国变为升平之世。
康南海对于升平之世有其解释,他以为升平就是小康之治,正如《礼记》中所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他对于太平之世也有解释,那就是《礼运》中的《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予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虽然南海已幻想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却只主张言小康,不能言大同。他并没有说明不言大同之理,只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可是这大同之义,有点石成金之效,今为任公得闻,窍门为开,思想为之大变,救中国的沉疴痼疾,非此良药莫属。欣喜欲狂,锐意欲将之宣传。
三世之义的太平之治,隐涵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味,任公比他的老师的思想更为迈进一步,认为与其进小康,不如进大同。此后,他将三世之义,一一推移衍说,施之于政治,主张民主: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为政之世,二日一君为政之世,三日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酋长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日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
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日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施之于教育,主张开民智:
吾闻之,春秋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义。
施之于法律,主张变法以因时制宜:
孔子圣之神也,而后世颂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有治据乱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之律法,有治太平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当变,变而日进也。
施之于经济,主张平货齐物之道:
观时变者,商之事也……据乱以至升平之事也,若太平世必无是。……太平之世,自有平货齐物之道。不仅如此,任公在他的若干言论中,都曾引申三世之义。如论“群”与“独”:
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论“陵人”与“公理”:
吾闻之,春秋之义,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恶风渐消,而天然之公理渐出。
论“强权之道”:
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者抗,而至于平等,使极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
论“中外一体”: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日有教无类。又日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亲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让诸夏也。
论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
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乃至于西方的文明进步: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日蛮野之人,二日半开之人,三日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进化之公理。总之,三世之义,无处不在,无处不可运用。三世之义是任公求变的基础理论,是一切论辩的原理根据,甚至变成了公式。
任公既得三世之义,即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进小康于大同。既欲进小康而大同,则又必须实现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是进化主义者,绝不保守,据此以要求进步;说孔子是平等主义者,绝不专制,据此以要求人人平等;孔子是兼善主义者,绝不独善其身,据此以要求开启民智;孔子是强立主义者,绝不文弱,据此以要求国人自强;孔子是博包主义者,绝不卑狭,据此以要求接受外来的文化;孔子是重魂主义者,绝不爱己一身,据此以要求自我牺牲。
归纳他所发明的孔子思想,可以看出任公求变的思想更为条理化,他一面倡言三世之义,一面引证孔子的言行以为辅佐。他在《读春秋界说》中有:
春秋之各例,犹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减;设各例,所以待变例者,无不变者也。使其不变,则无所用其例矣。(界说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义,义既明则例不必泥)
这是孔子求变的例证,也是任公求变的例证。
孔子既然待变,则一切无不变之理。然则何以中国二千余年竟停滞于小康的局面,而不能进于大同?任公亦有其个人的解释。
他说孔子的微言之所以不传,与孔子的施教有关。孔子教人,有普通与特别之不同。“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是因材施教。某些人只可以教予《论语》,某些人则可以教予《易》及《春秋》。《论语》、《易》、《春秋》这三部书,深浅不同。《论语》是雅言,言小康,属于普通的学问;《易》与《春秋》,涵义深奥,言大同,属于高深的学问。才高者,可得《易》及《春秋》,才中下者,只能得《论语》而已。接受孔学的真传者,是孟子、庄子、荀子三人。此三人中,庄子和孟子属于高才,庄子得了《易》,孟子得了《春秋》;荀子才下,得了《论语》。
中国二千年停滞不前,任公认为责任应由荀子一人负起。因为他传小康之治,汉兴以来,他的弟子控制了中国全局,主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义,重考据,这是中国不进步的症结。
任公认为今天的世运已经到了大同之治的阶段,荀子一派误我中华二千余年,今日宜亟起求变,弃苟学而倡孟学。他认为“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
孔子……立大同之义,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在春秋亦谓之太平,亦谓之临天下,孟子所述皆此类也。大同之义,有为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为今日西人所未行者,可决他日之必行者。
而且孟子的经世宗旨在保民:
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
“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
此义本于春秋,为孔子特立大义,后之儒家,惟孟子能发明之。……泰西诸国,惟美洲庶近之。
“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
井田为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贫富,论语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极则也……孟子一切经济,皆从此出,深知其意,可语于道。
“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义,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传其据乱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传其升平世之言,孟子传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闻,因而相争,苟通于三世之义,可以了无窒阂矣。
……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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