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 内容简介

王小妮的散文具有诗的敏感。在散文中对于诗意的追询，意义在于文字会由此生成温柔与内敛的张力，它会把纷繁的生活抽成一个透明的物体，通透、有寓意、超越平凡，富于生命的哲理和奥秘，而当人和人注定要产生隔膜，那么诗就是进入一个人内心的**副镇静剂。可以说王小妮的散文有可见、可触摸和敏感敏锐的诗性，是它启发了我们的心志。她的散文的整个美就来自于她诗性的思想，思想的诗性。 本书为“诗与思当代诗人随笔文丛”之一，收录了王小妮的九篇随笔作品。

安放 本书特色

王小妮的散文具有诗的敏感。在散文中对于诗意的追询，意义在于文字会由此生成温柔与内敛的张力，它会把纷繁的生活抽成一个透明的物体，通透、有寓意、超越平凡，富于生命的哲理和奥秘，而当人和人注定要产生隔膜，那么诗就是进入一个人内心的**副镇静剂。可以说王小妮的散文有可见、可触摸和敏感敏锐的诗性，是它启发了我们的心志。她的散文的整个美就来自于她诗性的思想，思想的诗性。本书为“诗与思当代诗人随笔文丛”之一，收录了王小妮的九篇随笔作品。

安放 目录

安放 节选

随手
1拔地而起的电话亭
那些人正忙着拆掉那个路边电话亭。
那四方四角的家伙被机械吊起来，可怜地在半空里摇晃，让人想到德国影片《再见列宁》。不过，这个金属框夹玻璃的长方体晃得比列宁厉害多了，它身体严重倾斜，哆哆嗦嗦移动在空中。曾经在靠近深圳河码头的街边，电话亭默默站立了十年，很多次看见有人在那里面打电话，哭的有，笑的有，焦急不安的有，慢条斯理的有，现在全没了。
曾经钻进那里面打电话的人影正一个一个掉下来，这个家伙成了下人蛋的怪物。电话亭变成废铁以后，它悬空的身体忽然轻盈得飘忽颤抖，终于卸掉了十年的重负。
电话亭走了，原地留下个正方的底座，有些小爬虫四处逃散以后，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污迹。过几天会有一片草地把之前的一切全消灭，这一带看起来还挺美。美什么呢？美和不美一样，本身都是有点可怜的。
2太阳的末日
电视里在放一部BBC的纪录片，关于太阳的，持某观点的科学家正讲解太阳的未来。
科学本身就是假说，凡是由科学说出来的我都不相信，何况太阳。*后是纪录片的动画制作把我吸引过去了。大团的火焰和辉煌，讲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太阳大耀斑。
光芒自然就感人，我放下手里的事，看了节目的*后一段：太阳，它将在五十亿年之后从银河星系消失。太阳消失的过程据说是，起初，它猛烈燃烧，热度忽然达到常态的两千倍，所有它的行星都在瞬间被火焰吞没融化掉，然后，太阳将迅速冷却缩小暗淡，由耀眼的气团变为一个缩小了很多倍的黑暗固体。整个太阳系在太阳的“自杀”中自杀，这个过程快得很，曾经被人类命名为太阳系的小集团永远消失。那天，科学是这么说的。
五十亿年是多么漫长，谁知道，人类肯定早于太阳的消失而先消失，人类看不见他所预言的，而全部这些也不过是一种假想。
但是，看着屏幕上的耀眼的光黯然退去，人会奇怪地跟着感伤，好像那是个一直和我们骨肉相连的生物突然被无情地下达了死亡通告，好像物伤其类，好像我们也有资格伤心。
一个那么大，一个那么小，还相连呢，可笑。
3黑人在歌唱
那个黑人，把中国的歌唱得活蹦乱跳，唱出了新生命。他的黑肌肉里深藏着歌唱的细胞，更藏着某种激活细胞。忽然感觉在黑人出现之前，那些老歌其实不是活着的，它们长久地处于僵死的半休眠状态，虽然不断有人化装登台摆样式演唱，咿咿呀呀，却从来没有启动过那些歌的生命，那些“中国病人”经过无数次的无效救助，一直是苍白无力半死不活，穿条纹病号服的形象。
那些埋在死水深处的略带花纹的石片，是眼前这个黑人把它们启动，我看见一条条游窜跳跃的锦鲤鱼。
4老道
老道绝对是个坏词，否定的评语，对人如此，对于文字也如此。不能做一个老道的人，不能写老道的文字。
5天真
到现在还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我说过这话后，一下过去了的十八年，风卷残云般地快和残酷。在十八年中间还是避免不了地认识了一些人，芸芸众生，出门就见人，没什么可说，只有笑笑搪塞。
到了2006年，在这个种满榕树椰子旅人蕉的看不出多少学术空气的学校里，哪个成年人都不能不感觉自己的苍老，身边经过的常常都是些孩子。我忽然有了了解另外的人的愿望，我要发现那些在今天还保留着某些天真的人，无论他是六十岁还是二十岁，我愿意把他们从人群中细细地甄别筛选出来，在琐碎日常中暗暗珍惜着。
人不可能全是天真，但是，只要还有一点点。
6让他们去改写历史吧
我发现回忆20世纪80年代成了新时尚，好像那是理想主义的极致，如果那个80年代回到生活中间，有几个人会喜欢，真难说。看见了吧，历史就是这么被改写和修缮的。一盘菜被端上来，凉了，再回到厨间，加味加料加温，重新端上来，说正是刚刚端下去的那一盘，满桌的人还都信了。
有些事情真的可遇不可求。不知不觉中，诗被削弱着，人被琐碎的事情缠绕，赚钱花钱的疲倦，编筐编篓的忙碌，联想和忘记的交替，创造和重复的混淆，大风狂云到哪儿去见？
有理想的人少了很正常，写诗的人少了很正常，激动人心的东西少了也正常。有人还学别人的话，说挺住就是一切，你干吗要挺住，充当塑像雕刻水泥柱？松弛下来照样也是好，挺住有时候是句空口号空架势空姿态。
任何东西想靠挺住来维持，都是不正常。
有些人不嫌麻烦，闷头改写历史。
7我看见，我看见
有一个人问我：你总是写“我看见”，没感觉“我看见”用得多了吗？
我的确从来没意识到这个。倒回去想，我发现了属于我的思维习惯，首先，我是在心里看见了，才能想进去，才可能写，才能展开。可见性，对于我这个人很重要。而由始至终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值得我去写的那些东西，只有被看见，才更具有意味，它永远需要一个目击证人。
这个关于“我看见”的疑问，显得*郑重其事的一次，是由一个外国人提出来，我回答他，对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国人，“看见”显得特别重要。
现在，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都转化得使人看不见了，但是，什么都没变，残酷在更隐秘的区域里，我们必须要看见。
81966到1976，总共十年
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写了系列短篇小说《1966年》和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后一篇的事件发生在1975年到1976年之间。东西都写完了，我才发觉，它们恰好涉及了一个历史大事件的一头一尾。从1966年到1976年，跨度十年，正是所谓的“十年动乱”。而动笔前后，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有一个搞影视的说一直等我写长篇，看到《方圆四十里》有点失望。他没想到，二十万字都写的是同一年中发生的事情，他希望以历史开头，很快就写到现实。他告诉我单纯的知青题材，影视不能涉及，有明文规定的。这个规定我大致知道。但是，难道我会以一纸文件作标准，来选定我自己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
总是这样，越想回避的东西就越难回避，它会鬼魂一样跟踪不止。我就是不知觉的被跟踪者。
对于那十年，远不是写多了，后人将证明，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更清晰更客观更主动地记起它，不止是文学。
9阿Q
有的人现在还说，即使我不在世了，还有我的作品在。事实上，一个人不在以后，与你个人感观直接有关的一切都不在了。只有花在，草在，蓝天白云在，你以外的别人都还在，这是物质精神同时过剩的时代，你不在了，就是消亡了。
我送走了我爸爸以后，发现这世界上居然纹丝不动，什么都没变。
寄托于遥不可及的东西比急功近利更坏。
10疾走的人们
我喜欢电影《疾走罗拉》。罗拉跑，是由于她的男友遭难，她必须跑。而我们周围，突然无理地启动、赤裸狂奔的人真不少，我们的周围和背景就是巨幅的众人争相狂奔图构成的，其中当然也有为了诗而跑的。跑，适用于避难趋福。诗，和这两项都不沾，你急着跑的什么？
11出门要有车
有个人有一份固定工作，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但是，他自觉得他是个诗人，他要求过他心目中和诗人头衔相匹配的有品位的生活，所以他出门要搭出租车，公交车一律免坐。出租车就比公共汽车更具有诗意吗？不知道。
我想，平凡清淡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诗意不可能顺从公众的价值取向，诗意由诗人的内心决定。
追求舒服阵势，徒有虚名的东西，当然是对诗的反动，什么时候反过来了？
12看河
2002年的7月4号，看到郑州地方报纸上说黄河小浪底泄洪冲沙，我们赶到黄河花园口去。没想到河岸上早已经集合了几千人，常年住在河边的农民都涌来看河，更没想到本来已经够黄的水，被搅乱成了发疯的黄褐色粥一样，翻滚。
河面上浮着连片的麦茬，不知道在上游什么地方被人点燃了，长烟滚滚地向着下游走。现场安静极了，有人架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的臂弯，把孩子降到水里，让黄水冲着两锭白棉线似的小腿，大人用河南话重复地说：下河了下河了下河了。我在郑州住了大约一年，多次走近这条河，这是**次感觉这条河是个活物，是有生命的东西，是让人畏惧的猛兽。
没有人吵嚷喊叫，气氛有点压抑，恐惧游移在大河两岸，河水的奔跑只是个表象，真东西没露出来，还沉着气呢。真东西不可能轻易被人们发现。
13明亮和黑暗之间
天黑了，*后的光影从地板上跳起来，在明亮和黑暗之间，只有我一个，一个模糊的玻璃状的人形物体，个子不高，去向不确定，看得我赶紧跑到屋子里，开灯。
14荷塘
2006年的中秋节深夜，这个海岛安静着，我看见窗外的荷塘跟盛满了碎锡箔纸片的长方形盒子似的，没任何人会去碰一碰那盒子，它在大地上稳妥极发。月亮正被楼顶遮住，这时候能看见的，只有它非常含蓄又低调的薄光。
15小事情和大答案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关于未来？
早上八点，我看见屋子，它和我同时刚刚活过来，这一天还虚虚地悬着，还是空的。
早上十点，要出门去，1、2、3、4，各事项都排列严密了，并不能悠闲。
一天中间的小事项好像很重要，好像不能忽略，可是大的答案早出来了：我们要走向死亡，我们只是安排在死亡之前，在这个看来还存在的空隙里面插进去，做些自以为有用的事情。事情是什么，填补时间空隙的一些楔子，不重要，简直太不重要了。我拿着钥匙走路，想了这些，似乎特别不伤感，伤感比办事情本身还无意义。兴致足够盎然，很快，我走得离家越来越远。
16大鱼！
傍晚的池塘边，忽然有人尖叫：大鱼大鱼大鱼！马上，我也看见了水下的尺动物，池塘中高大的荷叶一阵晃动，一个大约一米长的物体在水的表皮问涌起，几秒钟后，池塘又平静了。当时，水边有几组人，看荷花的、打太极拳的、闲聊的、提水的、偶然路过的，都在“大鱼”的喊声中停顿了一下，不知道别人见到那水下的涌动没有。
事后，我对几个人说，那池塘里有大鱼。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不反驳，也不相信，呜呜啊啊转去说其他，不关心大鱼的传说。
除了大鱼，还有多少更重要更能让人意外高兴的事儿？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心里记着大鱼，再不对人去说。
17乡间教堂
在河南乡下的一问小教堂里，那些农民本来坐在板凳上，听一个披戴袍子的人讲经，忽然，扑一声，所有的人整齐地向前扑倒，全都跪了下去，尘土紧随着升起来，是黄河沿岸才有的那种细腻发黄的面粉似的尘土，顿时这间农民们自己筹资建成的充满农民想象力的乡村教堂笼罩在黄雾里。我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立着，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我该做什么。
18乡村恐惧症
我看到一个说法，美国民众中普遍存在“乡村恐惧症”，他们不愿意住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乡村的匮乏困苦、不安定不悠闲还没有被赶出美国平民的记忆。喔，自大的美国人尚且如此。
2003年，我在朝鲜听说，犯了错误的平壤人，要全家一个不剩，通通被驱赶到乡村去，可见乡村对于朝鲜人的惩治性。
我敢说，中国人的乡村恐惧症肯定超过美国人。过去年代，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胡同的邻居就有被赶到农村去的，那人是个中学教师，右派，男的，瘦削，经常穿着苍白的睡衣枯枯地在门口站立。在北方，即使夏天，也很少有人穿睡衣出门，所以，我把他的样子记住了。他家“下放农村”的时候，来了辆卡车搬东西，记得有条旧藤椅横在人行道上，很久都没人把它装上车。后来，没过几年，1969年12月，我们家也“下放农村”了，也是来了卡车，好像一车装了家里的东西，另一车装的是煤。然后，1972年回城后，1974年我又下乡，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从那时候起，“下放农村”成了很多当时的城里人的“惨痛”记忆。有人今天还在倾诉被无理遣散下乡，是不公平的惩罚。
而一直没有申诉的，甚至没有权利发声的，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今天还生活在乡村的，他们连恐惧的分儿好像都没有。
19诗爱者
一个自称爱诗的人从外省跑来做客。**天，他端坐谈诗，崇高和深奥，好像在诵《圣经》。第三天，人和人之间似乎熟悉了，开始谈赚钱，谈人际，也私语也八卦也目光闪烁也摇头尾巴晃，只是再不谈诗了。这个爱诗者让我想起有些推销员，他们参加过推销策略培训的，说话有些迂回技巧，而眼前这个推销员也是*末的等级，*底层的，*原始的，值得同情。
20社会是怎样循环的？
买了三个西瓜，我交给瓜农几张纸币，就带着西瓜走开。
我离开的时候，看见那个瓜农正小心地掀衣服把钱掖起来。这个晚上，瓜衣的妻子在蚊帐里把钱掖起来，秋天，瓜农的孩子在空了的田野里把钱掖起来，乡村教师吐着口水，把收上来的钱数了又数，交到上司手里，这只是无限多的循环中*简单明了*阳光灿烂的一种。这只是流水的下游，至于在我之前，那几张钱来自哪儿，我只知道，我到邮局去，窗口里面穿绿制服的工作人员把刚从几个汇款人那儿收上来的钱拢在一起，塞进数钞机，纸片翻动两遍后交给我，汇款人全是来往乡下老家寄钱的打工的人，我拿着他们的血汗钱，出了邮局，直接去买西瓜。罪过。
21一些数据
2003年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说：在欧洲，每头牛每一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而40%的非洲人人均每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
在挪威，人均寿命78.7岁，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而塞拉利昂的人均寿命是35岁，人均年收入470美元（这个数字看来不算太低，人均人民币3700，按一户农民四口计算，如果年收入达到14000，已经很不错了，对于塞拉利昂的470美元，我查了几次，确认无误，难道他们的数字不够切实？）。
前有挪威人，后有塞拉利昂人，中国人在中间。同样是欢快猴子的后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22青草味儿
小食店门口，有人蹲在地上切黄瓜，切了满满的一案子，碎绿，可是，一点闻不到黄瓜的气味。三百米外的草坪上，有人推着除草机割草，到处弥漫青草的香味。
可怜的黄瓜，可怜的以黄瓜为食物的人类，难道我们要恢复吃青草的本性，直到把青草饲养得毫无味道，再回来采摘野生的黄瓜？难道我们其实是害虫？
23更高的境界
一个人不写诗照样活得好，那是活着的一个更高境界。
24寄信
我去住宅区的邮局寄信，只装了一页纸的信封落在墙角的信箱里，发出响当当的声音，听起来那信箱完全是空的。一页纸的响声，惊动了周围汇款和寄包裹的，他们都回过头来，好像有什么恐怖分子放下了带破坏性的不明物体。
是一封信。有人说。
又有人说：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寄信？

安放 作者简介

王小妮，诗人。著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等诗集3部、《手执一枝黄花》等散文随笔集10部、《方圆四十里》等长篇小说3部，各类著作共18种。现为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