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部研究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里,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到目前为止的肇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股西方思潮的*新和*高水平,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生态角度重新梳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本书系统地厘清了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的理论剖析;进一步地,通过比较福斯特与另两位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和a.施密特)的思想上的异同,揭示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经济和政治,哪一个是解决生态危机、建构生态文明的主要手段?二、自然是完成了的还是生成着的?本书对我们研究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技术性,或单一的文化性的结构;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
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自然、实践与人的认识的相互作用关
系的说明扬弃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与实践分离为两
个哲学世界的片面性,构建了新的哲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的更新,而在经验和理论的张力中
建构起了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是指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的性质。传统社会主义为时代的任务所决定,带有很
大的民族性特征,而新社会运动以当代的国际背景为基础,具
有国际性特征。与之相联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20
世纪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
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以传统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的经
验基础,在哲学形态上,无不概括各自的民族内容,无不强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殊性,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新
社会运动为基础。新社会运动的国际性、普遍性的特征决定
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质。这种哲学性质的变化表
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突破了
先前的单一的民族性特征,进入了国际性发展的新阶段。在
这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那样,强调单一的国际性,亦不像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那样,强调单一的民族性,而是以文化的一般和个别为契
机构造起来的国际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体。以上
三个方面的意义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它的全部内容和性质都植根于新社会运
动之中,因此,若不了解新社会运动的内容,不理解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深厚联系,我们就不可能全面
序
何 萍
郭剑仁的《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经过
修改,即将付梓。他请我为此书作一短序。作为他的博士生
指导教师,我想借此机会,以他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
难,谈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郭剑仁是2001年考上博士研究生的。在此之前,他在本
科阶段学的是生物,在硕士生阶段师从张巨青先生专攻逻辑
学、科学哲学。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后,他立志把他先前学习
的知识结合起来,开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他的
这一志向,我是很支持的。但是,在当时,开展这一课题的研
究,可谓困难重重。其中*大的困难有两点:一是资料严重不
足。国内虽然有了许多生态学的资料,但大都是一些诸如绿
色运动方面的经验资料,真正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理
论的资料却很少。他当时所搜集到的资料根本不足以支持理
论研究。二是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
90年代初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对
它的理论形态作全面的了解和透彻的研究,甚至连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都还没有厘清。正是这两大困难使郭剑
仁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理论研究意识,决定把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定位于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但是,确立理路并不
意味着就进入了研究。在入学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郭剑仁的
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几乎是处于停顿阶段。资料搜集了不少,
有用的不多,理论研究无从着手。这种状况直到我从美国回
来,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2002年年初,我去哈佛大学哲学
系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与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斯特建立了学术联系,并且在那一年的
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上见了面。当时,我们就美国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交谈。福斯特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并且说,若要介绍他的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思想,就必须要介绍奥康纳的思想,因为奥康纳与他
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路是不同的,并且是直接对立的。谈
完话之后,他还热情地带我去他主持的每月评论出版社的购
书点,允许我随意地选择他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赠送给我,
凡购书点没有的,他都以邮寄的方式赠送给我,同时,也每年
赠送我们学科点《每月评论》杂志。这样,我不仅从他那里知
晓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获得了研究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大量资料。同时,我也按照他的指引,参加了奥康纳主
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基本上把握了奥康纳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走向。回国后,我就将我所得到的
资料和理论研究状况告诉了郭剑仁,还帮助他与福斯特建立
了通信联系。福斯特寄给他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料,
还直接指导了他的论文写作。有了这些帮助,郭剑仁很快就
了解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确定了论文的选题。论文
完成后,他还将论文的主体部分翻译成英文,送给福斯特,请
福斯特指教。福斯特充分肯定了他的论文并认为,他对自己
的思想乃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握基本上是准确的。
我想,福斯特的这一评价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
从我自己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到指导郭剑仁的
博士生论文,我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国的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
间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经历了一个由经验而理论的过程:70-80年代,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主要与绿色运动相联系,在经验的层面上发展,而在理
论上,主要采用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而到了
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突破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范式,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为了建立自己的哲学范
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返回到马克思的著作,重新解
释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其中*突出的有本·阿格尔
和福斯特。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通过对
资本论的结构解析,一方面在理论构架上阐发了从马克思到
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是当代唯物
主义哲学的主体内容;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从哲
学形上转型的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在这
个问题上,福斯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马克思博
士论文的解读,发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渊源。他的观
点是,马克思通过评价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提出了非决定论的
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是融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于自然本体论和认
识论为一体,建立起人和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新的哲学本体
论。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他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问题和
研究范式。透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工作,我们可
以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
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从联系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在两点上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一是坚
持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历史走向。西方人道
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对自然本体论,
坚持在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建构意识形态理论。为了论证
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首要性,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否定外
部自然的哲学意义,竭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删除非人化的
自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说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历史联系,以此建立人与
自然关系的非决定论。这一思路,在奥康纳那里,是以论证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技术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性而实现
的,在福斯特那里,则是以论证自然异化而实现的。二是紧密
联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抽象为一般原理、一般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理论,它的每一个原理范畴、每一个方
法,都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呈现出它的
意义。这就是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
总体性原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于考察资本
主义的消费社会,指出,生态问题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为了
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长而鼓吹消费主义的结果。因为,消费
主义必然刺激社会的过度消费、滥用资源,其结果,一方面是
人的文化的异化,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异化。由此可见,生态危
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人类只有根除了资本主义制度,
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就把生态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而纳入到历史
唯物主义的课题之中。从区别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说
明外部自然的异化,扬弃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封闭
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人道
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以实践否定外部自然存在的同时,也以实
践阻塞了人对外部自然的开放,把人的活动封闭于社会历史
领域。这一缺陷注定他们的理论只能说明人与社会的异化现
象,而不能作为生态学的理论,去说明自然的异化现象。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对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
一缺陷的克服。由此可见,我们要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
了解它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态上的差别,就必须研究
它与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其二,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问题。在一般人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是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思考。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内容,除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研究当今世界的公
平、正义等社会生态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今世界,全球社会政治的生态问题比自然生态问题更为严重、更为
突出。因此,不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多么大的理
论分歧,其理论的内容无不论及诸如女权主义、民主运动和民
权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成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们正是在不断地汲取新社会运动的这些成果中丰富自己的理
论,并由此而成为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奥康纳把这种理
论称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并比较了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
区别。我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奥康纳分析生态学社会主
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重要的意义不在它的内容,
而在它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
运动之间的关联:新社会运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基
础,支持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公平、正义的观点,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姿态成为新社会运动
的指导,体现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其次是指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唯物主
义的高度概括新社会运动的内容,或者说,是以新社会运动的
内容更新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更新的基本点,就是
以技术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扬弃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
类社会的结构采取单一技术向度或单一文化向度的说明方
式。由于这种更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在经验、历史理论和
本体论三个层面上更新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在经
验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新
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以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构取代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
意在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采用的单
地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理论内容和结构。
其三,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关
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其内部并不统一。就北美来说,美国的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加拿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加
拿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于研究因消费危机而引发
的生态问题,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结构理
论为其研究的逻辑前提,建构的是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生态
哲学。如在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易斯那里;美国的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偏重于研究由全球问题而引发的自然异化
现象,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其研究
的逻辑前提,建构的是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就美国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而言,也存在着福斯特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的区分。我们只有对这些不同的派别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
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才能进到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发现它的内部传统,从哲学形态
上说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
其四,联系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研
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我们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不仅是要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新走向,更重要的是为了汲取其中有价值的成果,发展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的现实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
展面临着双重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落后,需要加速科学技
术的发展,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引发了自然生态的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双重的矛
盾,中国如何有机地调节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创造一个人
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社会。这是需要中国理论界着重
思考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日
益迅速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人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的
范围内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该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
广阔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大量
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发展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受苏俄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建立的是自然本体论的
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
批判自然本体论,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成果。尽管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思维
范式上从来就没有完全地抛弃自然本体论的思维范式而真正
建立文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还没有
完全实现哲学形态的转换。旧的哲学批判任务还没有完成,
新的理论建设任务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和谐社会的建构需
要的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而是具有生态
学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如何在现有的哲学水平上
融合自然本体论和文化批判的成果,创造适合于中国和谐社
会建构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这方面,西方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建构过程无疑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
示,应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这就是我们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的意义所在。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点想法,
其中有些内容,郭剑仁的这本书中都已经涉及了。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也更希望学术界同仁能够关心郭剑仁的研究成果,提出批
评和建议,以推进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同这些问题有什么关系呢?福斯特认为,第二次
农业革命及其原因和结果同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是紧密相关
的,因为它们为马克思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
立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农业方面的现实基础和自
然科学基础,从而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彻底。
在19世纪50年代,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关注马尔萨斯主义的人
口论,就不能不研究极端复杂的与人口理论相关的关于级差
地租的古典理论,级差地租的古典理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成
立的必然的理论基础,而级差地租理论又是以对土壤的性质
认识为前提的。福斯特进一步认为,在地租理论及资本主义
农业发展的分析这两个领域中,与其说马克思是紧跟李嘉图
(Ricard0),还不如说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没有理解土地或土壤耕作的社会历史性质。在马克思看来,
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和绅士农场主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的关于级差地租的古典理论要优于马尔萨斯和李
嘉图的理论,尽管前者比后两者的生活的年代要早些。因为
前者认为低劣的土地可以通过人为的方法变成高等的土地,
反过来,人为的破坏也可导致好的土地变坏;而后者则认为土
壤的肥力是天生的,是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的。对土壤性质
的理解不同,对级差地租的解释也就不同,马克思称赞并认同
安德森的理论。
安德森在土壤问题上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土壤改进的可
能性,使得它远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先进,但是所有这
些早期的古典经济理论都缺乏对土壤的科学理解。当马克思
阅读了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第7版中
对1840年以前的农业知识状态的评估后,认为对古典经济学
家们来说,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农业化学的状态,这些写作关
于级差地租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是不知道土地枯竭的真正的自
然原因的。①而这个时候,马克思正在写作《资本论》。毫无
疑问,马克思对土壤性质的认识进而对级差地租的理论说明
以及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是在吸收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的
科学成果后才臻于完善的。
李比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化学及生理学的科学研究
上,但他还以通俗易懂的“化学通信”的方式把他所讨论的内
容扩展到食物、商业、工业、农业、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他
在他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第7版的绪论
里讨论了这些主题,如《1840年以前的农业》、《1844年以
后的农业》、《无机营养学说的历史》、《农作学及其历史》,
特别是他还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等。他的一些观
点大都是建立在由他充分阐述了的“矿质营养学说”、“归
还定律”、“*低因子律”以及“无机营养元素循环”等理
论基础上的。
下面对李比希的思想中同马克思思想有联系的部分观点
作一简单介绍,特别是李比希关于“归还定律”思想及农业同
民族、国家命运的关系等方面。李比希谈到“归还定律”,即
“要维持地力必须全部归还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如果拿走
的东西不全部归还的话,那么不可能指望再收到那么高的产
量,只有增加土壤中那些灰分成分,才能增产”①。李比希谈
到厩肥的必要性及城乡的分离有使土壤中的养分难以恢复平
衡的可能性问题,如:“厩肥在养地上的作用就在于它将产量
中拿走的一些东西又归还给土壤。但是光靠厩肥来维持地力
也是不行的,因为许多粮食、畜产品,都运到城镇里去了。在
这种情况下,其中所含的灰分元素根本无法归还给土壤,如果
人们想长期获得高产,那么就应该想其他办法来补充厩肥不
足的营养物质,因为在土壤中这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限
的。”②李比希谈到农民对土地使用时应该持有的态度,“如果
农民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业,那么他会觉得他没有支配自
己土地的起码权力…农民的作用仅仅在阐明田块缺少什么
和采取什么措施,以及消除障碍,取得劳动报酬。”③李比希还
谈到土地同民族、国家命运关系问题,如“土壤是人类社会统
一和分裂,民族和国家建立和消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④。
“自然规律制约着民族的兴亡。否定了维持土壤肥力的条
件,国家就要灭亡,保持这些条件,就可以保持这个国家的富
强和永世长存。”⑤
国家出口谷物,换取金银,实际上就是用别种宝贵的东西
来换取国家土壤中宝贵的东西。
郭剑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1994年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2000年、2004年分别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毕业,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目前的主
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近几年来,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上发表论文、译文十多篇,代表作有《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英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近况》、《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的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思想》、《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生态学的历史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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