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行的《论语》两千五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论语》成书之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全靠一代一代的学人辗转传抄,因此每每有抄错的字句,或竹简穿错了顺序。又不免有无聊文人,自作主张,将自己的话添加进去。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之中,也有不少有心人,以他们的学识与智慧纠正了《论语》之中的一些错误,或误解愿意的解释,虽则其中也有少数改错了的,或解释错了的,但有探究才会离真相愈来愈近。一切都是为了探究这本文化宝典——《论语》的真实价值,正是萧民元先生撰写《论语辨惑》的意义所在。
学而
1.1子曰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般的解释是:“学习后时常温习,不是很喜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看我,不是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不感到恼怒,不是很君子吗?”
以上的解释,笔者认为有所不妥。《论语》共二十篇,每篇各有主题,话也有一贯性。照以上的解释,“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不是成了三个互不相干的独语句了吗?
笔者认为这三句话乃孔子自述他“为学”(求学、教学、论学等)的心境和态度。
孔子曾一再表示他是一位好学而学不厌的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应指他个人做学问的喜悦心境,并非通论。老实说,很多人对“学”有压力感,不觉其为乐事,更何况学后还要时时而习之,根本就是苦事嘛!哪里谈得上悦!
在此,关于这个“习”字,有谈一下的必要。有人把“习”译成“温习”。在今天我们一提到温习就想到温书,而在孔子那个时代,孔子教学的基本内容分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习”在当时,是包含了练习、实习与温习三个内涵。
其次,“有朋自远方来”应指孔子渴望“知识”的有关记述。在孔子那个时代,交通不发达,资讯落后,如果有朋友从远方带来一些消息和见闻,对孔子而言,无疑将是一大乐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乐不完全在友情方面,主要还是着重在知识的获得方面。
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是指孔子教学或论学的态度。孔子常自称“学不厌”、“教不倦”,他对领会不够的弟子总是有耐性地去解说与开导。同时,孔子认为与人讨论学问而发生论辩时,能保持冷静,不发火,才算有君子风度,而他自己正是如此。
笔者亲见世间不知多少论辩,都是以理性开始,以情绪收场。究其缘故,皆在“固执一己之见”,而孔子却被认为是无“固”、无“必”之人。“固”是不能虚心,无知而顽强地坚持己见;“必”是自以为一定要,或一定是如何如何。
总结本节,乃孔子自述他为学的心境与态度,而非分说三件不同之事。
1.7子夏日贤贤易色
子夏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本小节问题出在“贤贤易色”四个字上。古来的注解多把它解释成“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或类似这样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迂解例子。
我们来看:在本节中,除了“贤贤易色”四个字外,“事父母能竭其力”是指“孝”而言“事君能致其身”是指“忠”而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是指“信”而言。合而言之,是泛指“父子”、“君臣”、“朋友”三伦。如果把“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放在这三伦之上,岂不有些不伦不类?
想来,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或有可能成为此一不伦不类意识的源头。要知道,孔子这话,只是一种比较式的感叹语,实质上与“德、色”之间毫无关联。好德(贤贤)是养成性,好色则是天性。所谓食色,性也。“食”是自我存活的依据,而“色”则是种族繁衍的大本,两者皆为重要天性。我们怎可胡乱地搞“灭人欲,存天理”,随便用养成性来取代天性?这个解释,简直不通事理,迂腐透顶。
依笔者之见,子夏先生在这里的“贤贤易色”,是指三伦以外的另一伦,即“夫妇”之伦而言。在古时的社会,夫主外,妇主内。一个家庭是否健康,家务是否打理得好,丈夫是否走在正道上,子女是否教养得法,为妇的都有很大责任。所以,一个妇人是否有“贤德”,是否可以成为贤妻,在那个社会里是非常受到关注的,也常常成为有识的人士为儿孙择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为社会背景如此,所以子夏说,一个做夫的不可以只注意到妇是否美丽漂亮等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并尊敬妇所表现的内在“贤德”。
总结本节的整个意思:子夏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夫妇、父子、君臣、朋友这四伦上的行为都符合要求,那么,即使他没有学过,我们也认为他学过了。因为学的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这些?
1.8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
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
本小节其实很单纯,但近来注家颇有解读不当者,乃觉有必要提出讨论。
首先,近人多解“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为:“君子不庄重则不威严,如果学习,也不会坚固。”笔者以为,“学则不固”里面应有一个逗点,即:“学,则不固。”其义为:从事于学,则不会有“固”的弊病。因为“固”在《论语》里几乎全是负面的意思。例如孔子四绝中的“毋固”;孔子还有“非敢佞也,疾‘固’也”的话。“固”有鄙陋、无知、顽固、蔽固的意思。再说,君子学习的坚固度似乎与庄不庄重、威不威严并无直接的关系。
其次,关于“无友不如己者”,近人也有译为“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很不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而你不如别人时,别人也不与你交朋友,你如何求得进步?所以,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就要先把“主忠信”连上去,应合解“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是说,君子以忠信为重,不要与不重视忠信的人交朋友。(在这里,“不如”不是比自己差的意思,而是不像自己一样很重视忠信的意思。)因为忠信这种品德,小而言之,是忠于事而信于人;大而言之,则是忠于国而信于民;皆君子立身行事的要素。
总说全节的意思:君子行止要庄重,学问要研究,品德要培养,朋友要选择,过错要改正。
笔者在此愿重新标点原文如下:
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
1.11子日父在观其志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记得在小学时,有位老师曾批评这段话。他说,孔子太迂了。父亲死了三年,做儿子的还不能改于父之道,难道爸爸做强盗,儿子也要做强盗;父亲做坏事,儿子也要做坏事?而且一跟就是三年。
现在想来,觉得好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三年,其实是指“丧期”而言。孔子那时的公认丧期为三年,所以这里的“三年”,等于就是“丧期”的代名词。
“父之道”这个“道”是泛指父亲生前的行事规矩,为人作风,乃至爱好等,并不涉及到他的职业类别和是否做强盗等。
在孔子的时代,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还没死,一切由父亲做主。所以,在那时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在他还不能当家做主的时候,就观察他的志向;父殁后,就观察他的行为。
本节主要是说,一个人是否孝顺,可在他守丧期间,观察他是否改变他父亲生前的种种而得知。例如说,多年前笔者一位朋友在父亲去世两天后,就把他父亲养了多年的一条爱犬“驱逐”了,这样的人就是孝思不够。
附言:要了解一个人是否有品德并不容易,但是,如能知他是否孝顺,就可知过半矣!因为“孝”是很多其他德性的“基性”。例如一个很孝顺的人,大约不会出卖朋友,背叛国家,也不会是一个无情的人。
1.13有子日信近于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本小节的问题在“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这句话很不好解。按照朱熹的解释(后来很多解释与朱解相同):“因,犹依也。”同意。接着朱熹又说:“宗,犹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言可以宗而主之矣。”就有问题了。
朱熹的“则言可以宗而主之矣”,其意是:“因为人们亲近了仁者,一个人的言词就有了宗主;不亲近的,就没有宗主。”这个想法是在鼓励人们去设定心中样板,而放弃自己的特质和自由想象的能力(宋明以下的迂儒思想,对当时国人失去朝气与勇气大有关系),不合情理之至。
经过反复思索,“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似乎并未特指什么,它只是有子“归纳性”的一句话而已。
前一节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本节又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这三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德性与德性之间,有“关联性”。一个单独的德性在发挥作用时,如果能亲依到(不失)它所关联的另外一个德性,就不易产生缺失了。
例如“和”是一个可贵的德性,如果用“和”而不以“礼”节之,就会流于感情泛滥。“信”是一个德性,如果守“信”而不近于“义”,承诺就可能实现不了,甚至有害。“恭”是一个德性,如果表“恭”而不依于社交“礼”仪,就会被看成阿谀或拍马而遭到耻辱了。
总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就是有子认为:在德性运用方面,不宜单独发挥某一德性,而应考虑德性亲依原则。如此,将不失为一种可以遵循(亦可宗也)的好方法。
附带说明一下:“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非常重要,不能轻忽看过。这里的“信”当然是指信用而言。信用是先有口头或文字等承诺,后来在行为上兑现了这个承诺才算完成(守信)。
首先,很多人以为信用是否守得住,完全要看内心是否对“守”有所坚持。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守信有两个条件一是守信的决心,二是守信的能力。例如有人借了钱,到时没还。借方说:“我不是不讲信用,我真的想还你,只不过碰到了想不到的困难……”其实,这也算是不守信用。因为他缺少了另一个条件——守信的能力。这是要注意的事。
其次,有子对“信”还有更高的要求。有子认为,尤其是“当政”的人,他的承诺必须“近于义”才行。“义”是“事之宜”,说白一点,就是一件事的正当性和适当性。就拿现在的台湾选举来说吧。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候选人,为了争取票源,在竞选时不惜乱开支票。什么减税喽,年金发放喽,全不顾及国家的真实财务状况,就是不义。等到选上了,遇到实际困难,不是耍黄牛,就是硬着干,使国家为了兑现他的诺言而付出重大代价,都是“信”不“近于义”的结果。
为政
2.2子曰诗三百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千百年来都把上句解释成孔子说:三百篇诗的总评,可以用一句话来涵盖,就是“没有邪思”。
如果真是这样,各位不会觉得孔子评诗的言辞有点不对劲吗?它好像是从机器人口中说出来的话,不带一丝感情,没有半点诗味。
大家都知道,孔子不但是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艺术才情,充满音乐细胞,喜欢唱歌咏诗的人。
而这三百首(实数为三百零五首)诗篇又是他亲手从三千多篇诗中挑选出来,并且还替它们校正了音韵。他怎么可能在完成了选诗正音工作之后,却对自己的诗选说出这样一个没有感性的总评?所以,我敢肯定前面的解释是迂解,是不对的。
为了要说明此点,得先从“诗”的背景谈起。
孔子那时候的诗篇,已经流行于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约在三千首以上。它的创作时期涵盖了西周初期到孔子生活年代之间约五百年。作者从庶人至王侯,社会各阶层都有。它的内容多姿多彩,包罗极广,其中有男女恋爱的唱咏、家庭生活的描述、田野的风光、社会的疾苦和诉愿、时政的歌颂或批评,乃至鬼神盛德的赞美等等。其表现的方式有直说的,有比喻的,也有曲折暗示的种种不同。
而这三千多首的集成,有的是由贵族主动呈献的,有的是由政府专职人员到民间各地去采收的。它们*后都汇集到了乐官手里,再加整理并谱上乐曲而成的。所以,那时候的诗不但可以唱,有些还可以舞呢。(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近代有人根据考证,说那三百首不是孔子编的,事实上那时只有三百首左右,是别人早已编好了的等等。老实说,笔者认为在考证事件中,*有价值和*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有新发现。但考证是一门科学,不能为了有新发现,而私心用事地瞎说一通。以那光辉灿烂的“周”文化而言,孔子以往五百年中,全社会只出产了三千首好诗,还算多吗?做学问做得离常识太远而不自觉,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
由于那时文化传播没有现在普及,而诗的唱咏,既可以陶冶个人的性情,又可端正社会的风气,所以诗的影响力在当时显得特别突出。不只如此,由于诗的用字简洁而寓意深远,在政治人物交谈时,在国与国间交涉时,碰到不好直说的话,如能巧妙地引用一两首诗中的语句,来曲折委婉地暗示己意,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孔子曾针对这个诗的功能说:“不学诗,无以言。”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诗,他在谈话的技巧上将会有所不足。)因此,诗在那个时代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在学习它,都把诗列为必修的课程。(社会上既然如此重视“诗”,五百年只出产三百首好诗,也说不过去吧!)
然而,三千多篇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要全学,无疑将会费时颇巨。孔子乃仔细研究了每一首诗的内容,并以诗的内容是否具备“端正风气、陶冶性情而不及于淫乱(思无邪)”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作为他教诗的教学材料。(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淫”字在古时是指情绪、情感之无序状态或泛滥,例如《八佾》第二十节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指这方面而言。这与现代几乎专指男女情欲方面有所不同。)
到此,一个假设性的谈话背景就跃然而出了。那就是,有人问孔子道:“诗有三千,你选三百,你择诗可有什么标准?”孔子说:“有,我选诗三百的标准,简单一句话,就是思无邪。”
故而,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地意识到,“诗三百”的“诗”字,不是名词,如天雨“雨”人一样,是一个动词了。所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是孔子在总评三百诗篇的内容,而是在说他选诗三百的标准。
萧民元,生于1938年,四川重庆市人,为抗日名将萧毅肃将军第三子,1949年迁居台湾。大学毕业后,决定在台自行创业,为时数年,终于在1971年创立华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一度鼎盛,曾赴香港及泰国设厂。1991年,领悟到人生不能无止境地在商场上发展,人生应当还有其他意义才对,于是将部分股份分给长期为公司尽心尽力的员工,由他们代为运作,移居美国,便于重新出发。而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和幸福的“文化”工作,就成了他的目标,先后撰写《佛性的开展》、《论语辨惑》与《老子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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