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散文随笔集。
寂静的高纬度———北欧散记
(一九八八年《厚土》结集,马悦然教授把它翻译成瑞典文,并由瑞典布拉别克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九八九年七月,一九九○年六月先后两次接到布拉别克出版社社长约翰先生的邀请,终于成行。此行并得到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赞助。事隔一年,一切记忆尤新。)
好喝不过热汤面
临行前才知道,去斯德哥尔摩恰好和谌容同乘一个航班,出远门能有个伴儿当然高兴。见了面我告诉谌容有位眼科主任看了她的《人到中年》说:“这人起码有五年以上的眼科临床经验。”谌容就笑了:“我就看了点儿书,去医院呆了几天。”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只知道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英语就是用这二十六个字母拼来拼去。急中生智就想了一个简便的办法,乾脆一言以蔽之,就学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我不懂英语)。说不懂也不全是事实,还记了一个单词:Orange Juice(桔子汁)。于是从中国到美国除了空姐送的快餐之外,我就在飞机上喝了一路的Orange Juice,到了旧金山吃**顿真正的美国饭,一咬牛肉牙倒了。和谌容在一起用不着出这种洋相,除了一般的会话之外,她好象精通所有关于食物的用语。SAS航空公司的服务是**流的,一等舱的服务就更好。一路十小时的航程,空姐们不断微笑着把各种食物送到嘴边上:炸牛排、烤兔肉、煎雪鱼,还有各式各样的面包、糕点、巧克力,然后就是法国香槟、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丹麦啤酒,再加上花花绿绿的各色果汁饮料。一路上我跟谌容学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发音,等到下了飞机还是忘了怎么说。机舱里是一个秩序良好的饲养场,所有的肠胃都被填得满满的,填满了肚子的脑袋就都开始昏昏欲睡,空了一大半的一等舱显得有点冷清。我睡不着,又找了一个挨舷窗的位子坐下。浓厚的云海遮断了飘渺的视线,眼前只有一派高远单一的青蓝色,只有一颗高远单一的太阳,一切琐碎的都被抹去,都被这大手笔的抽象升华为纤尘不染的纯粹,一个饱食的俗人无意间走到宇宙的门槛上,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有点坐不住。
十小时的航程中不断的向旅客们报告飞行状况,坐舱前面的电视屏幕上,隔一会儿就闪出一幅色彩鲜艳的地图,一道弓形的弧线标志出飞行航线,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飞行高度:10000米,时速:870公里,机外温度:-25℃,飞机位置:东经102度15分,北纬45度28分……沿着这条航线我渐渐的朝着从来没有到达过的高纬度,朝着接近北极圈的北纬六十度线飞过去。因为有七个小时的时差,那天过了两个早晨两个中午。向西飞行十小时在哥本哈根转机,又向北飞了一小时才抵达斯德哥尔摩,领了行李走出机场的时候已是傍晚了,而且正下着雨。正走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着晃动的人头看见马悦然教授挥着一支烟斗在笑。走过去才知道马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女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罗德弼教授都来了。因为访问日程不同,谌容随罗教授走,我随马教授老两口回家。
陈宁祖女士是四川人,见了面就爽快的告诉我:“你以后就叫我宁祖,叫他悦然,这样简单。”我试了试,不行。只好还是按我的习惯叫她陈老师。马教授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厚土》,讲他*近刚刚读过的曹乃谦的短篇,说他非常喜欢,正打算翻译乃谦的小说。我惊讶他对中国大陆文坛了解得如此迅速,马教授笑了:“我必须读很多才能有选择,就这样也还是读不完,中国太大了。”
淅淅沥沥的秋雨把城市弄得怪伤心的,借着灯光我觉得过了一些桥,和一些模糊的尖屋顶。早晨还在北京的家里和大哥一块喝大米稀饭,吃豆沙包子,一眨眼,到了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的地方,走在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中间。自访美之后两年来经历的许多事情,也一眨眼被七个时区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不由得就觉得有些虚假,有些陌生。有一刻,就有点神不守舍,怔怔的看着雨刷把许多泪雨从车窗上抹下去,听着车轮溅起沙沙的水声。
进了屋门宁祖就系起围裙张罗着弄晚饭,并且说知道我在飞机上吃了一肚子“洋荤”,只做点清淡的。果然片刻工夫饭做好了,热腾腾的一碗鸡汤面,上面浮了一层翠绿的菜叶,桌子上摆了两盘炒菜。马教授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酒杯来:
“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一点。我有茅台,有泸州大麯。”
碰响了酒杯,马教授又说:“非常高兴你能来。”
我把酒喝下去,我更高兴,能到这儿来对我是种意外。
因为还要返回城里的旅馆,宁祖要我们快点用餐。喝下一口热汤面,顿时觉得满肚子里乱七八糟的洋味道一下子都被理顺了。
宁祖问:“怎么样?”
我说:“到家了。”
和康有为坐一会儿
因为时差的关系凌晨三点半就醒了,醒了无事就去洗澡,洗了澡还无事就打开窗帘,坐在台灯下边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等着斯德哥尔摩醒过来。先是清扫车低声地在黑暗中开过去;然后,街对面的楼房在晨曦中清晰起来;再然后,便看见满天的浓云被海风驱赶着匆匆而过;渐渐的,从裂开的云缝中斯德哥尔摩醒了:金色的朝阳平静地照在它的脸上,塔楼的尖顶,深红的屋瓦,古色古香的街道,都静静的等着阳光走过来。我注意到这里和旧金山、纽约不同,这儿看不见一座那种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摩天大厦。平静的斯德哥尔摩躺在平静的阳光下边,静静地沉思着,没有一丝青春的躁动和炫耀。
斯德哥尔摩是一座由十四个岛屿七十座桥梁编织起来的城市,波罗的海深沉的蓝色为它定下清冷的基调,高纬度斜射的阳光又给这清冷抹上一层高远透彻的辉煌。
上午马教授接我去逛市容,并专门带我去他们住所附近的一座公园去玩。说公园又不是公园,沿着山坡的森林、花坛走上去,除了驯鹿、灰熊、海豹一类的动物而外,公园基本上是一个散落的村庄。村庄里星散着木头的农舍、牛棚、场院、谷垛、水磨和风车,一切都是两三百年前的模样。房屋农具都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农舍里摆着纺车、锄头、镰刀、马鞭、铁铲一类农具,壁炉里的松柴辟辟剥剥的烧着,穿着老式农家服装的姑娘,坐在粗笨的木凳上转着纺锤。所有这一切手工的劳作在瑞典都已变成历史了,都被当做文物收藏在这儿。说实话,看着这些文物并没有引起旅游式的愉快,我不知道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直起汗水淋淋的脊粱来办一个这样的展览。
下午还是逛市容,领路的是位老乡,叫郭川。郭川在这得了学位,已经做了大学讲师,有一份在这属于中等但却可以叫老乡们咋舌的收入。老乡带着我逛旧城,逛王宫,逛街头上趣味横生的小商店,走过许多桥,看见许多蓝色,和蓝色中的倒影,经过许多教堂和巍峨的古代建筑,我记不住那么多的名字,索性就不记,只记得如水的秋风把一座城市清彻的刮到视线中来。时间很充裕,不用急,我跟着老乡过了一座桥,又过一座桥,绕过一条街,又过一条街。累了就在街角上随便捡个椅子坐下来,看着零星的游人悠闲的来往。然后,老乡请我到一家日本餐馆吃鱼片,餐馆的名字倒是记住了,叫“将军”。走进门去,在楼梯拐角处撞见一个全身披挂浑身闪亮的“武士”,模样象是中国戏台上的武将,只是脱不尽日本式的做作和蛮横。吃了鱼片时间还早,又去看了几处地方,老乡指着一座楼房说:“这是一所老旅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出国,曾在这个旅馆住了一年多。”听见这话顿时来了情绪,旅馆的**层是咖啡厅,完全罩在新装的玻璃里面。于是我建议:
“走,和康有为坐一会儿。”
这大约是个五星级的旅馆,大厅里的装璜金碧辉煌像是王宫。我们拣了一个视野开阔处坐下,隔了一条马路和一道白色的石栏就是海水,向左可以看见钟楼高耸的老市政厅,向右隔着桥栏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水面上停泊着一条洁白的大船,老乡说那是个青年旅馆,专门给在斯德哥尔摩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住的,收费极低,但是一次只能住三天。喝着茶,郭川说许多斯德哥尔摩人都知道康有为在这儿住过。我不由就想,不知这些人是否也知道康有为为什么会万里迢迢跑到这来住着;不知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去国怀乡,孤旅天涯,一个孤寂的中国心灵却偏偏又游荡到如此高远的寂静中来。
想想真快,从一八九八年到现在已是九十二年,许多年前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的时候,一定也象我们一样曾坐在窗前看着平静如画的斯德哥尔摩。山川依旧,往事如烟,九十年的岁月把康有为变成了一个依稀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只有一句话——“康有为在这儿住过。”
不知不觉中秋天的傍晚悄悄走了过来,如水的秋风之中,晚照涂金,满目堂皇,愈发衬出斯德哥尔摩的高雅和安宁,象一片蓄满了秋水的湖泊,明彻,清冷,却又印满了古老而辉煌的云阵。
我举起茶杯来提议:“以茶代酒,为康有为碰一次杯吧。”
于是,在那座金碧辉煌有如王宫的旅馆里,两个中国人轻轻碰响了茶杯。但是身边所有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是为了康有为。
粗话与天鹅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瑞典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一九二六年由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和地质、考古学家安德森两人,共同建立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并于一九二九年创办了该馆的学术刊物《通报》。从那时起,瑞典就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中心之一。马悦然教授自一九四六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先生门下学习研究中文,至今已是四十多年,可谓穷经皓首,著作等身。为了了解中国,他曾在一九四八年到四川长期居住,并在峨嵋山的一座寺庙内幽居数月,向一位高僧学习中国古代诗歌。为了研究考查佛教,又去青海做过探险式的旅行。他曾专攻《穀粱传》、《公羊传》、《左传》,并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历年发表的各种论文达二百多篇。他翻译成瑞典文的《水浒》已经连出三版,成了畅销书,并且正在翻译另一部巨著《西游记》。他还翻译过一部分唐诗宋词,翻译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和鲁迅、老舍的一些小说。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六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一九八六年九月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第三十届欧洲中国学大会上,他当选为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主席。自八十年代以来,马悦然教授把眼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把许多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介绍给世界。
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马、罗二位教授,要我给“斯大”汉语系的研究生们做一次演讲。跑到这么一个汉学中心里来讲什么呢?我有点犯难。可又不能不讲。想了想,乾脆就讲平日所说所想,就讲“我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人”吧。可这个题目太宽太大,又想了想,乾脆就从中国人的粗话讲起。讲“粗话”也有一点原由,我那本《厚土》里用了不少粗话,可谓五花八门,品种齐全,为此还引来了一些批评。其实,关于“粗话”我倒是有几分有意为之的。且不说粗话带来的语言氛围是任何一种规范、清洁的语言都不能替代的。只从行为学的角度看,中国人每日口头上操着的粗话,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深层的积淀。于是,我在“斯大”东亚图书馆清静文雅的阅览室里告诉研究生们:欧洲人敬上帝,中国人敬祖宗。欧洲人眼里上帝高于一切。中国人眼里祖宗高于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乃是万世不变的天理。欧洲人骂人虽然也用猪狗一类的畜牲,但骂人*痛的是“你这个犹大”,宗教意味甚浓。中国人也有猪狗一类的骂人话,但骂人*痛者莫过于“操你的祖宗”,而且在那个性行为的动词后边有全方位、多系列、超时空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都以打乱或是参加被骂者的血缘伦理关系而达到对对手的侮辱。更有甚者,吕梁山的农民嘴上*喜欢用的那一句是“日你一万辈儿的祖宗”,二十年为一辈,一万辈就是二十万年,二十万年前的祖宗如何能“日”呢?不是泥土,也是化石了。可见这超时空、超物质、超生命的性扰乱,是为了从根儿上开始,所谓掘祖坟,所谓连根拔的意思。文质彬彬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听了我的话轰堂大笑。做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我自信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学者,怕是难以像我这么地道的“寻根”。
但是被中国历代君王和圣贤们视为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孔孟之道,就是这样不是靠书本而是靠粗话,在中国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被敬在大雅之堂由莘莘学子恭称为经典的准则,就是这样在民众的口头上泛流弥漫而成为俗语粗话,而成为民众中一种*普遍的日常行为,而成为全民族的潜意识,甚或无意识,而成为一种*深刻、*牢固的积淀。高兴骂,生气骂,男人骂,女人骂,大人骂,小孩也跟着骂,上至国家领袖,下至草民百姓,凭着“他妈的”这样一句国骂,你可以毫无疑意地在地球上确认一种文化标志,你可以毫无疑意地辨认出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从而走进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渊源久远的文化。
事有凑巧,白天刚刚在图书馆讨论了粗话,晚上马悦然教授请我在皇家歌剧院看瑞典皇家芭蕾舞团的传统剧目《天鹅湖》,而且天鹅公主奥杰塔是由团里*好的A角演员来扮演。票只有两张,马教授让郭川和我一起去。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自从一八七七年在莫斯科首次公演,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三年了,一百多年里不知被多少人演了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雍容华贵的歌剧院里还是座无虚席。《天鹅湖》的故事很简单:美丽的公主奥杰塔被恶魔掳去变成了天鹅,但公主与王子齐格菲尔得相爱,*后爱情战胜邪恶,公主恢复人形。按照中国戏剧的套子说,这是个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是一份门当户对的婚姻。但这么一套就走味了,首先所谓才子配佳人事实上从来以男性的才子为潜在的中心,而且到头来总要弄个状元及第、榜上有名,因此也就有了一官半职的正统靠山。其次门当户对充满了钱财、地位的权衡,所以是“婚姻”不是“爱情”。优美之至的《天鹅湖》讲的是优美之至的爱情,讲的是美丽战胜了邪恶。可是中国的情人们远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粱山伯与祝英台只能在死后变成彩蝶双双飞;中国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只能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那些“粗话”,想起那个“一万辈儿的祖宗”。古往今来这个“一万辈儿的祖宗”,不知合情合理地杀了多少粱山伯与祝英台,不知逼死多少焦仲卿和刘兰芝,甚至包括唐玄宗这样的皇帝天子也在劫难逃。*可悲惨的是后世千千万万的焦仲卿、刘兰芝们终于默认了那个情理,在默认和麻木中度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可是在那个合情合理的牢房里,毕竟还有生命的呼号和奔突,我想中国人嘴头上骂人的粗话之所以如此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之所以如此的举世罕匹,倒也不可不视为是一种潜意识的性反抗,一种无意识的性渲泻。人们常常可以在大街上、市场上、公共汽车上遇见对骂的场面,污言秽语喷口而出的当儿,你会看到平时麻木漠然的脸象被施了魔法,变得无比生动,那一刻间痛快淋漓的表演,可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天才的演员。可那一刻,你也会痛彻心脾地感到在千百年的禁锢和压抑之下人的丑陋的扭曲;你也会眼睁睁地看到一种古老的衰落。
华丽的大幕拉开了,优美无比的音乐响起来,美丽善良的公主奥杰塔婀娜多姿地来到灯光聚照的舞台上,一个令人忘情的神话开始了,可那都是别人的优美与高雅。
……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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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欧洲史》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于民国九年至十一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近世欧洲史》课程时所用之讲义,大体以美国史学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