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比较历
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日本经
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01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m
bsp;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
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代总序)
一套学术丛书的序言通常要对其涉及领域的理论作一个全面的梳理,为读者
提供一个大致的线索。由于这套丛书要分批出,而现在不可能全部决定后续选
材,我将不遵循一般丛书序言的写法把各本书的内容分别加以提示,而主要讨论
这些著作共享的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的基本特点、三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以及它们对中国目前经济的急剧制度性变迁的意义。毋庸赘言,这
些讨论将基于编者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属一家之言。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
术界同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是美国经济社会学中*有影响的学派之一。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
派又可以分为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这两个学派在学术界的影响都不
仅限于经济社会学,甚至也不仅限于社会学,而是跨学科的。
组织制度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组织社会学。它有很强的美国本
土学术范式的特点。历史制度学派则明显受到关于欧洲政治经济研究的影响。
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一直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立物
在发展和演变。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均采用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都把理性视
为单个的行动主体拥有的,先验于任何制度的一个外在的属性。换言之,制度构
成对行动主体策略行为而言的一个场景或者游戏规则,它约束行动主体追求自身
利益的行为。但是,行动主体在制度代表的游戏规则下仍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
*大化。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将行动主体的选择偏好作为假设来处理,很
少关心选择偏好的来源。这种理性行为的假设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起,构成了建
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基本要素。与此相对,组织制度学
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共同的特征是,否认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先验的、外
在的理性假设,拒绝它们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摈弃它们建构超越具体时空
条件限制的“大理论”的追求,追求中程的理论解释。由此可见,这两派在关于如
何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有着系统的和本质上的分歧。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行
为基本假设的批评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类的许多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
来分析。组织制度学派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在强制、模
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或是认知方面的原因而趋同
(Meyer and Rowan,1977;DiMaggio and Powell,1983)。另一个层面是理性行为
本身的选择偏好来自制度,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外在的存在。制度化的理性神话
与制度本身的规范都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DiMaggio and
Power 1991;Thelen and Steinmo,1992;Hall and Soskice,2003)。
组织制度学派*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组织制度学派把
制度定义为“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既限制行动
主体追求*佳结果的企图和能力,又为一些自身利益受到通行的奖惩体制保护的
社会集团提供特权"(DiMaggio and Powell,1991:11)。组织制度学派通过微观层
面个体的认知特点,解释宏观层面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它强调,在影响微
观层面个体行动的因素中,认知与情感和价值一起,代表着帕森斯文化三维中的
一极。价值一极代表着理性的判断,而认知代表的则是在情感和价值方面完全中
立的分类、常规、语言文字以及图式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日常知识。组织制度
学派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这种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
状。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制度不是将一个先验的价值存在内化给个体,而是一个
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换言之,所谓的制度无非是“行动主体
做为群体在内部成员之间共享的关于习惯性行为的类型化”(DiMaggio and
Powell,1991:22)。这样一种认知因素影响下的行动,无法用以价值判断为基础
的理性来解释。
在组织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向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它对
早期的单独重视研究非营利部门中的非理性趋同的范式做出一个重大修正,开始
直接研究营利部门,即所谓的直接受市场力量驱动的企业的趋同行为。它开始重
视利益以及竞争等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侧重的经典理性行为建构过程中的社
会因素。正像“文化工具箱”的比喻显示的那样,对于组织制度学派而言,经济生
活中的行动主体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
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寻找资源(Swidler,1986)。这一重要的修正,对扩大组织制
度学派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影响居功至伟。它打开了一扇通往研究经济生活中理
性的社会建构这一新研究方向的大门。
虽然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都重视制度,但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明显的
不同。与组织制度学派重视在情感与价值方面完全中立的认知因素相对,历史制
度学派更重视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的作用。历史制度学派认为,行动主体关于利
益和目标的界定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理性与制度是不可分割的
(Thelen,1999)。历史制度学派指出,理性只能是具体的,而不是像经济学和理性
选择理论主张的那样,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之前就界定一个先验的选择偏好。一定
时空条件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制度性因素,直接塑造行动主体关于目
标和利益的界定(Lindberg,Campbell and Hollingsworth,1990:6)。与经济学和
理性选择理论把利益处理成一个假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把行动主体如何界定利
益作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因变量。它认为,除非我们了解具体的制度性环境,否
则行动主体的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假设是十分空洞的。历史制度学派并不否
认行动主体可以追求实现其目标的策略,但是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才
能揭示他们试图将什么样具体的利益*大化,以及为什么重视一些目标而不重视
另一些目标(Thelen and Steinmo,1991:9)。
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组织制度学派*感兴
趣的特性是,“无法被还原成个人属性和动机的集结或者直接后果的超越个人的
分析单位"(DiMaggio and Powell,1991:8)。它认为,尽管人们经常面临选择,但
是他们总是借鉴他人在相似情景下的经验,并以社会上通行的行为准则为参照
系。组织制度学派以场域为分析单位。它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不是单个的、追
求私利的个人的累加。恰恰相反,单个的个人行为总是受到集结层面的他人行为
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用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这一概念来说明这种影响。结构
化过程包括四个部分:**,个体或者单个的组织在一个场域内的互动大幅度增
加。第二,场域内部开始出现个体之间或者组织间的统治结构或者联盟。第三,
场域中各个个体或者组织发出和接受的信息量大幅度增加。第四,同一场域里的
个体或者单个组织之间,彼此都发展出对对方存在的明确认识。在这样一个结构
化的过程中,场域中共享的类型化后的规则体系,而不是个体先验的理性存在,是
影响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场域取代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组织
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单位(DiMaggio and Powell,1991)。
经济学也好,理性选择理论也好,均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它们主张,在宏观
层面上以集结形式出现的结果,必须从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策略行为与互动来理
解。与此相反,历史制度学派或者是从制度的层面上推导出个体利益,或者是对
集结层面上的利益直接进行分析,而不讨论个体的策略行为如何形成这种集结
(Thelen,1999:377)。正因为如此,历史制度学派采用的分析单位一般多是像政
党、工会以及产业团体等集结层面上的行动主体。作为历史制度学派的一个新发
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范式以行动主体为其分析框架的中心。这个行动主体
可以是个人或单个的企业,也可以是生产者团体或者政府。尽管它的分析框架赋
予企业以更重要的地位,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
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是从联系中来把握企业的,这种联系既包括雇主与
雇员二股东与管理者的关系,也包括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会制约企业的策
略选择。承认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对结果有影响,更加凸显历史制度学派一贯主
张的那些直接影响这种战略互动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Hall and Soskice,
2003:5—7)。
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都重视建构“大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
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旧的、描述式的和缺少分析的旧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一
个大的修正。行为主义认为,单纯地列出各种详细的制度性结构,并不能解释实
际的政治经济行为,社会科学研究更应该重视非正式的权力分配、态度以及行为
对结果的影响(Thelen,1999)。经济学开始重视建立基于假设的普遍适用的数理
模型,政治学与社会学则摒弃注重各国制度特点的旧的制度分析,开始发展在跨
国比较分析中可以广泛应用的,并以大规模的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概念和变量。这
样一种学术范式催生了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重视超越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之上
的相似倾向,并主张趋同论。尽管行为主义的范式有许多的积极影响,它的一个
主要弱点是大大地限制了社会科学分析的范围。虽然行为主义本身重视个人和
团体的特点、态度以及行为,但它经常忽略行为发生场地的许多重要因素,并且无
法回答它本身以前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政治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的态
度、行为以及资源的分配,在各国之间有巨大的差异(Theten and Steinmo,1991:4—
5)。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里应该算是与经济社会学*有可能对话的分支
了。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依然是试图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
理论,只不过它试图用以交易成本体现的效率来代替以投入产出体现的效率而
已。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规范性的理论,它与经济社会学重视实证
性的理论,重视各国经济制度之间巨大差异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期间,各发达国家不同的应对以及
它们后来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对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严重挑战,
并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制度学派的发展。历史制度学派抛弃了原来现代化理论采
用的传统和现代性等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概念。它开始发现像强政府、弱政府、发
展指向型国家以及规制性国家,这些可以捕捉发达国家之间多样性的概念,追求
例如公团主义、政策网络以及政党结构等具有中程解释力的变量,并注意这些变
量如何影响各行动主体的动机,以及限制他们面临的策略选择。作为普遍适用的
大理论的对立物,历史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侧重能反映各国差异的制度。与旧
的制度学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重视制度对行动主体目标的影响,以及一国权力
和资源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分配(Thelen and Steinmo,1991:6)。作为一种
中程的分析性概念,这些制度能通过对行动主体的制约,为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
差异提供一种具体的解释。
尽管组织制度学派没有直接讨论中程理论的问题,而且有时候还注重全球性
的趋同现象,但其本身的分析框架决定了它能更好地提供中程的解释。组织制度
学派的分析单位为场域。场域永远是一个受耐空条件限制的具体存在。为了解
释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组织制度学派的分析必须对具体的场域特点
及其演变历史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组织制度学派注重文化在认知方面的作用,
而文化只能是具体的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组织制度学派的理论就必然是一
种中程的社会科学理论。
第5章 促进出口
促进出口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产业政策中的主要范式,这一政策范式对
日本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1946—1949年间,战争遗留的政策要么被废
除,要么则没做调整就简单地继承下来;与之不同的是,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发
展主义在新环境下显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它发动了发展主义由战争期间的军
事版向和平时期的贸易版的深刻转变。
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1992:139—140)写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后,在改革亚洲地区政治组织结构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的建立,塑造了日本的战后格局。“日本作
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导致
的"(Pyle,1992:t41)。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国主导下的霸权就从两个关
键方面确定了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首先,1949年道奇计划的实施直接把日本经
济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如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过的那样,日本战时的经济体制
有极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导向,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限制市场竞争及反对利润原
则。1946 1949年间,由于各种结构因素的变化,管制经济不仅得以继续存在,甚
至还在加强。当日本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孤立后被迫再次面对国际竞争时,竞
争力和效率就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议题。其次,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
政府的大额特别采购和重振军备的压力迫使日本进入了冷战体系。日本当时面
临两种选择:是继续以军事生产为基础发展经济,还是寻找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战后民主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结构方面。相反,战时遗产
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两大挑战,两个大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首相为了应对冷战的挑
战提出了一项政治策略。他认为,日本在政治上应该站在美国一边,以便获得美
国的援助;同时日本也应该把国防开支压缩到*低水平,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
发展经济。这样做,日本不仅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经济利益,同时又能避免直接卷
入两大阵营的军事冲突。20世纪5丁年代,由于在重整军备和修订宪法两大问题
上,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日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朝鲜战
争爆发后,一些商界领袖和退役军官坚持认为,日本应该通过重整军备,从经济上
和军事上融入冷战体系,并以军事武器的生产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产业结构。这
股政治上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日本应采用过去的方式恢复其原来的强国地
位。相反,进步力量则主张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保持中立。
进步力量强烈反对重整军备,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只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但却使整
个国家面临被卷入到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
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去的风险。尽管重整军备的计划由于商界领袖与
政府官员间的冲突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关于国家目标的争论却直到20世纪60
年代才得以解决(Pyle,1992)。 .
另一策略是为了促进出口,日本必须建立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熊彼特
的创新理论在日本促进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理
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定义。由于预见到了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到来,日本经济学家把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变化的理
论,转变为国际竞争中的策略。根据日本人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理解,一国能否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性地位,将取决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属
于一国自然禀赋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
只有通过有目的的努力才能达到。为了获得这种优势,日本政府不仅应该为私营
企业提供可以用于生产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政府贷款,而且必须支持或发起企
业层面上的制度改革,以使日本的管理环境更有利于创新的实现。这种新观点改
变了经济行为主体界定自己利益的方式,也使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
措施。一些进步的管理人员受到德国在战后重建过程中靠民族主义稳定劳资关
系经验的启发,开始承认劳资之间和谐与合作的传统价值。这种举动一方面削弱
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日本工人运动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对进
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影响,另一方面也削弱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合理化
运动中复苏的利润原则的影响。不过,这些努力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管理
层和劳动者的广泛支持。
在促进出口的政策范式下,日本经济体制出现了两种冲突趋势。一方面,政府
机构掌控了物价以及物资的分配,日本政府在1931—1945年间就实施过这种控制,
1946—1949年间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控制。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由政府控制资
源的配置,转移到提高日本企业在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力上,并且把否定竞争的原则
转变为限制过度竞争的原则。尽管市场已开始显现其作用,但政府仍在通过进口管
制、信用证及外汇汇率管制来限制竞争,以更好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发展
主义的一些成分,如企业集团和劳资关系,在受到战后民主改革的极大冲击后,又开
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以新的面貌复出。日本的发展主义开始由军事版向贸易版转换,
在管制经济时期盛行的内向型经济被扩张性的外向型经济所取代。正如米泽义卫
(YonezawaYoshie,1993:231)指出的那样,这一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变得“极
端重商主义、有选择性,并且严格限制自由竞争”。这两项战略决策由于它们自身之
间的冲突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然而,它们却为日本经济设计好了未来的发展蓝图。
战时遗产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其惯例,而是针对新环境做出了相当
大的调整。之前的“财阀”企业被重组成“关联”企业,协调劳资关系的努力也不再
是受到民族危机(如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才强调合作与团结。现在
的目标是要建立生产技术上的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劳资之间的合作。由于将比
较优势从(通常会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廉价劳动力向(需要管理层和劳动者之间
协作的)生产技术转移,这种制度安排被视为是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的新
武器。在这一新的政策范式中,生产的取向不再用企业应该生产多少来衡量,而
是用如何生产及生产什么来衡量。换句话说,日本产业政策的取向从生产的数量
(这一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管制经济及战后初期倾斜生产方式的主要关注
点),转移到了可以使战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增值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技术
上。这一转移也意味着经济战略观有了一个新的重大发展。根据许多说法,采用
促进出口这一新的政策范式,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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