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集-(全十卷) 节选

序一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那是在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国文老师讲课，选了不少辅助
教材，其中有关于老子年代的学术争论。那时起，开始知道胡适、梁启超、张
煦、冯友兰、唐兰几位先生对老子年代的见解，他们争辩的问题引起了我对哲学
史的兴趣。
由于这种偶然的机会，使我后来考入北大文学院时选中了哲学系。记得有一
次开中国哲学年会，冯友兰先生的论文是《朱子的理与气》。冯先生说，朱子
的“理”意为形式(form)，朱子的“气”意为“料”(stuff)，冯先生还说，
stuff可译为“士大夫”，可见士大夫还够个料，不是废物。记得会上还听了邓以
蛰先生讲中国画的“气韵生动”，胡适先生的题目是《程绵庄的哲学》。约在
1934年，北大学生会邀请校外专家作学术报告，冯先生讲的题目是《新三统五
德论》。冯先生运用发展观阐明社会变革与学术变革之间的关系，印象极深，至
今不忘。
大学的第四年，北大、清华两校被迫南迁，只在湖南住了半年，文学院设在
南岳衡山脚下。冯先生开设了“朱子哲学”课，金岳霖先生讲“知识论”课。因
为这两位先生都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北大的学生平时听不到他们的课，我
都选修了。冯先生的“朱子哲学”课的内容和朱子关系不大，只是借用朱子哲学
的某些范畴，发挥冯先生自己的体系。授课的讲义随讲随印，后来在云南蒙自石
印出版，书名定为《新理学》。冯先生在书的扉页上题诗云：
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①。
鲁鱼亥豕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
在蒙自半年，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建成，文学院迁回昆明。冯先生此后一
直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还曾用《新世训》代替教育部规定的
“伦理学”课程。冯先生写《新知言》注意禅宗的方法论，曾在全校作过关于
禅宗的讲演。抗日战争期间，冯先生曾应聘到重庆讲学半年，我曾替冯先生讲
授过“中国哲学史”课程。教材还是采用冯先生的书，对冯先生的观点有了一
般的了解。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国内外有更长
远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曾引起过学术界
的广泛重视，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哲学的面貌，从取材到立论都带有现代化的标
志，远远超出了封建时代的眼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先秦部分，
汉以后没有写下去。胡适过多地采用了美国实用主义观点，对古代哲学学说的评
论往往停留在表层。金岳霖先生曾指出，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好像是一个
外国人谈论中国的哲学②。胡适批评庄子哲学，说他“使人变成达观的废物”，这
种评论显得没有说服力。又由于胡适抱着西方学术界的偏见，认为中国只有思
想，没有哲学。以致后来他主持的北大文学院哲学系没有“中国哲学史”课程，
只有“中国思想史”课程。胡适在历史系开设“中古思想史”，讲授的内容还是
中国哲学史的资料。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有它内在的体系。他不是简
单轻率地对待古人，而是力图把古人的体系按古人自己的思路，用现代人的表达
方式表示出来，他称为同情的理解。冯先生自己说，讲到庄子，令人读了似乎站
在庄子的立场上说话，讲到孟子，令人读了似乎站在孟子的立场上说话。这种方
法显然比胡适的方法深入了一层。
冯先生具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素养，又有高度抽象概括的能力。他讲的
中国哲学史，能把一些长期讲不清楚的问题讲清楚。比如把先秦名辩思潮中的惠
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的哲学归结为“离坚白”。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界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本来应当是这样的。其实，这只是前辈学者留下的
成果，后来者顺利地接受下来罢了。冯先生以前的学者都没有这样简明。像这样的
例子还很多①，都表明冯先生善于以简驭繁、高度概括的本领，值得学习、借鉴。
哲学史上下数千年，重要的哲学家，有资格上哲学史的，列举一二百家不算
难事。这样做，只能给人以流水账的印象，好的哲学史，不在讲述的人头多少。
冯先生的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新编》)在几千年的断限内，有重点地浓
墨重彩、着意介绍的不过十几家，该简化的简化，该突出的突出。先秦各家是中
国哲学的源头，对这一段的哲学花了大量篇幅，这是必不可少的。好像西方哲学
史不能不详细介绍古希腊哲学一样。汉以后，重点介绍了董仲舒、王充。魏晋时
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并把他们从《老子注》和《庄子注》的附庸于
老、庄的地位，分离出来，使他们独树一帜。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可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举。
宋明时期重点放在程朱，这些篇章写得精彩而充实。
更值得称道的，也是表现冯先生哲学史的卓越见识的地方，还在于他的中国
哲学史的分期。
《中国哲学史》旧著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的断限约
为四百年，经学时代断限约为两千多年。没有真知卓识，是不敢这样处理的。冯
先生当年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
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
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
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
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学“以述为作”，借古代
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先生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
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秦汉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权，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管辖着广大
分散的农村。政治上要求高度集中，不集中就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经济上却出
于小农经济的本性，只能极端分散。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一
对矛盾贯穿了两千多年。强化集中统一，严格等级制，是中央政府的要求；希望
自给自足，不要政府过多干预，使小农生产安居乐业，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在朝
的强调集中统一，在野的强调分散自由。这一对矛盾直到鸦片战争(1840年)才
告一段落，此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
为了更好地协调政治的集中统一和经济的极端分散这一对矛盾，从汉代董仲
舒开始，历魏晋唐宋元明清，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大段(二千多年)恰恰
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中所指的“经学时代”。
整个经学时代，学派寿命*长的有两家：以孔孟为旗帜的儒家和以老庄为旗
帜的道家。儒家偏重在朝，道家偏重在野。在朝讲孔孟，在野讲老庄。有时同一
个人，做官时讲孔孟，不做官时讲老庄。这两大流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朝廷
的势力总是大于农民，所以孔子的势力大于老子。《六经》中留下注释*多的
是儒家的《周易》，先秦诸子中留下注释*多的是《老子》。冯先生的哲学史
叙述的流派中，儒家占的篇幅*多，道家所占的篇幅较少，也是符合历史实际情
况的。
自从1949年起，新中国建立，过去没有占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了主
导地位。学术界广大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据我所认识
的老先生中间，有陈垣、汤用彤、朱光潜、贺麟、郑昕，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
一个。学术界也有不愿放弃旧观点的，如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诸先生。不论
接受或放弃，他们都是认真考虑后才做出抉择的。这里只说冯先生和他的《中
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先生的新旧两种“哲学史”很不一样，两书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
里只想说明新旧“哲学史”之间的衔接关系。在旧“哲学史”中已包含着后来新
观点的某些重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发展观点，在旧哲学史中已有充分的表现。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旧哲学史中在讲到某一时代的新思潮
时已充分注意到社会变迁与思想变迁的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突出特
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阶级性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儒家传统说法
为关心天下忧乐)，实践性是为学不尚空谈理论，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点(为
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旧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旧哲学与新哲学之间
可以找到某些衔接点。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时，东方人不懂得佛教，很自然地
把佛教与中国的方术祠祀相比附，认为黄老与浮屠教义“差不多”一样。马克思
主义哲学不是排斥过去的旧哲学，而是继承旧哲学中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消化吸
收以后，使它转化成新生的哲学的一部分。新哲学有容纳、改铸旧哲学的功能。
冯先生的新旧“哲学史”是先后衔接的，而不是“尽弃其所学”，另起炉灶。
冯先生相信历史是发展的。建国后这一观点更有所加强。冯先生相信历史是
连续的，建国后这一观念也有所加强。在极“左”思潮流行时期，冯先生曾受到
不公正的批判，这些批判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相信文化不能中断，新文化只
能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不能凭空构建。冯先生的“哲学史”一改再改，这里
且不说他的某些章节的是非得失，应当大书特书指明他热爱优秀传统文化，随时
给它注入新血液，排除其中不应保留的东西，使它获得新生命。他对“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的新解释是足以说明他的爱国主义心情。
冯先生在旧哲学史中曾提出过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是已存在的事实，它
不会错。正因为有这种观点，他到晚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更加尊重历史
事实，而反对从概念出发，他讲的一些哲学家和流派，更注重它在当时发生的实
际效益，因此对多年来一致歌颂的太平天国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由于
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敢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
由之路，割断旧传统，另起炉灶，自以为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看起来很革命，到
头来非但没有与旧观念彻底决裂，反倒招引出被打下去的旧社会的沉渣乘机泛
起，造成了更为麻烦的倒退。
真正的爱国者要对人类负责，要对历史负责，要有魄力吸收全人类一切有价
值的文化。哲学的发展有连续性，哲学史的发展也有连续性。我国**代哲学史
研究者的功绩应受到尊重。
冯友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直到生命的*
后一息，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是生长在这块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
子的产品。特别是儒家关心天下安危及万民忧乐的传统。他在旧著《中国哲学
史》开头引用张横渠的“四句教”以见志。在抗战时期，学校避地南岳，冯先
生同几位教授游南岳的方广寺。同学的墙报上曾发表了游方广寺的几位老师的
诗。冯先生的诗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半壁江山太凄凉。
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对国家的爱慕眷恋之深情，切盼祖国繁
荣强大的愿望是外国知识分子所无法理解的。
在1982年，冯先生去美国讲学，参加学术讨论会。会上会下遇到不少关心冯
先生的人，有人怀疑冯先生是否在大陆这几十年说话不自由，又受了一些折磨，
希望冯先生讲讲他心里的话，在外国人面前诉诉苦；有人觉着冯先生的思想和行
为是个谜。照冯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个谜并不难解，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他柑
爱中国，他感到作为新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使自己所学的一切为祖国的
新文化建设尽力。冯先生有他坚贞不渝的信念：中国有希望，中国哲学不是书本
上的空话，它将继承过去的优秀遗产创造新文化，使中国真正做出现代的成绩。
冯先生不愿置身事外，他决心参与这场文化上的历史性大变革。他比一些口头上
曾念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更坚决相信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要中国化。
光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展，只有建成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产生，第
一推动力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和反剥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为了寻找救国图存的
真理，是要国家富强，摆脱侵略者的奴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
就在于使中国站立起来了，使它成为东方的大国，亿万农民的贫困有所缓和。这
一点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包括像冯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亲见的。他们对新
中国的爱护之情发自内心。
冯先生在他写的《三松堂自序》中写他几十年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感受
时，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我于1946年到1947年曾去美国一次，在各地方讲授中国哲学史。这次再去美
国①，觉得心情与上次完全不同。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死
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史，像在博物院中作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
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到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心情
完全不同了，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
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
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古老也是*新的国
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⑦，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
不是博物院中的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
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觉得这个展望并不
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定要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实现的。(《三松堂全集》第
一卷第344'"3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冯友兰先生的这种出自爱国的责任感，由此产生的自信心、自豪感，只有在
祖国这块土地上才能满足，只有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人，才有这种真
切的情操。他发表这个意见时，他已遭受过“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痛苦和灾
难。“文化大革命”是国家的灾难，知识分子在这次灾难中损失*重，冯先生的
遭遇又是许多知识分子所不曾遇到的。这些经历人们记得，冯友兰先生也不会不
记得。但是，冯先生把自己作为祖国的一员，把为文化事业放在**位，并不为
研究哲学史而懊丧，而为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而自豪，满怀信心地把新中国的文
化建设事业(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揽在自己身上。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接着“旧编”讲的，这两者是两部分，却
又有密切的联系，“新编”是“旧编”的补充。无论“新编”和“旧编”，写的
都是作者的真知灼见，没有随大流，说空话。《中国哲学史新编》对冯先生来
说，可以认为是他把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打破多年来陈陈相因的旧成说，提出自己的创见，保持了一个求真理、爱
科学、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中国哲学史新编》提出的这类学术问
题，无疑将对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起着启发借鉴作用。
《中国哲学史新编》定稿于“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更加成熟，文风更
加洗练，冯先生以简驭繁的优点更加突出。这部七卷本的著作，将与旧编并列，
必享有长久的学术生命，成为哲学史界的宝贵遗产。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正是清朝末年的维新派“变法”的时候。初期的变
法，废止八股文和试帖诗，代之以策论。其实，所谓策论，不过是一种变相的
八股文。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免于学习作传统的八股文，开始读一些从西洋的
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学了一点当时所谓新学或西学。学的目的还是“学而
优则仕”。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
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本。可是学生的英文程度很差，先生对于课
程的业务知识也不高明。无论讲什么课，其实都是讲英文，把某一种科学的教科
书，都当成英文读本，叫学生念。无论教什么课，先生教的是英文，学生学的也
是英文，这说明中国的教育是越来越殖民地化了。
我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了一位
先生，他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有一次，他把我叫起来，问
Judgrnent(判断)那个字中的g字母后面有没有e字母。后来又换了一位先生。他
倒是有意要讲点逻辑，可是他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我当时对逻辑很有兴趣，就
自己学习。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我就自己做练习。有一道题，实在做不
下来了，我就去问这位先生，他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
以后就再不来了。现在我还想着，这位先生倒的确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
我们也难怪这位老师。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
只有严复把穆勒的《逻辑体系》翻译了一部分，称为《穆勒名学》，又把耶芳
斯的那本书的大意，用中文写出来，称为《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
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很多。
我学逻辑，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
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中国公学开了两个部，我上的这个部称为大学预科，是高中程度。1915年暑
假，我在那个大学预科毕业了。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当时称为哲学
“门”。我就决定报考北京大学。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
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
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我有大学预科毕业文凭，在当时说，也是一种资格。我在上海北京大学招考
办事处报名的时候，说是要报考文科。那位办事处的人大为惊异。他说：“你既
然有文凭，为什么不报考法科呢?法科毕业后出路好。”我坚持要报文科。那位
先生说：“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
你还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请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没有不准的。如果你现在
就报文科，将来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听了
他的话，就写上报考法科。等到9月间入学的时候，我还是申请改入文科，果然
一申请就准。当时我在哲学系同班有十三个人，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改行。
虽然入了北京大学，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原来要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当时的
北京大学，照章程上说，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
门。实际上是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
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l：2tg开不成了。已
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这个学门已经有了比我高的一班，我们这班算是这个学
门的第二班。
周慕西的书，捐到北大图书馆，有一书架那么多，这是当时北大图书馆所仅
有的西洋哲学方面的书了，其中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宗教的书。
我虽然没有达到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但是在中国哲学这一方面，我却是大
开眼界。我开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论、试帖诗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应付科举、
骗取功名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学问；我虽然读了一些古书，但是对于真正的学问
还没有入门，也不知道门在哪里，现在总算是摸着一点门路了。
当时一般人所了解的哲学，基本上就是当时的人所说的“义理之学”。中国
哲学门里有三门主要的课程。一门课程是中国哲学史，讲二年。还有诸子学和宋
学，这是两门断代哲学史。“宋学”就是宋明哲学史，不过还沿用宋学这个旧名
词。此外，还有些专家和专题的功课。{
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
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
j
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到了
1917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
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
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
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
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我说这两个故事，为的是说明，当时的教授先生们所有的哲学这个概念，是
很模糊的。他们看不出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也许有一种哲学，用一句话就可以
讲完，如果照禅宗的说法，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倒是可以把它的全部哲学讲
完。如果一说话，那倒是讲不完了。我们的教授所说的那几句话，可能就是禅宗
的这个意思。但是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哲学史是历史。历史是非讲不可的，不
讲别人就不知道。既然讲，它总要有个开端，有个结尾。哲学史是写出来的历
史，可以写得详细一点，也可以写得简略一点。无论详细或简略，它都不是哲学
的大纲。
1915年的北京大学还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
蔡元培于1916年底到北大当校长，作了一系列的改组和改造，才使北京大学
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播。这就是五四
运动在北大的开始。当时我们身在其中的学生，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
一天一天地广阔。我在1918年就毕业了，没有赶上1919年火烧赵家楼的那一天。
但是在离校的时候，我觉得在北大的三年收获很大。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
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
有一个更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
这两个天地是有矛盾的，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
的近代和现代。当时的一部分人，不承认这是古今、新旧的矛盾，而认为是东西、
中外的矛盾。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
’的“哲学”。司马迁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梁漱溟在当时就是作为一
个“好学深思之士”，讲东西文化之“意”。他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
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因为矛盾是
客观存在，是一般人都感受到的，所不同者是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和解释。当时百 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
从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
……

冯友兰文集-(全十卷)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 南唐河人。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哲学门。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研究院，师从杜威、蒙塔古。1924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哲 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 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毕生著作可概括为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 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为《新理 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 《新原道》、《新知言》，并有回忆录《三 松堂自序》。冯友兰是在中国学术史 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