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言失去重量,云彩般漂浮于万物之上,让故事骑上骏马,闪过你瞬息万变的思想,让晶体纯净的表面,精确折射我们的生活。
这六篇讲稿,是卡尔维诺的精神在舞蹈,他用专业的肢体语言,给你看小说的艺术和气质,他的宇宙观仿佛火炬在燃烧,引领我们走进他的洞穴,如此浓烈,如此华丽。
一、轻逸
**讲我讲解轻与重的问题。我支持轻,并不是说我忽视重,而是说我认为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说明。
我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进行过各种实验,现在该对我的工作下个定义了。我建议这样来定义: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
在这一讲里,我将尽力向我自己并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分量轻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是一种价值,指出过去的作品中哪些体现了我的理想——分量轻,表明现在我把分量轻摆在什么位置上,将来我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
我从*后一个问题讲起。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表现我们的时代曾是每一位青年作家必须履行的责任。我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献身集体的与个人的事业,努力在激荡的外部世界那时而悲怆时而荒诞的景象与我内心世界追求冒险的写作愿望之间进行谐调。源于生活的各种事件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素材;我的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二者之间总有差距。我感到越来越难于克服它们之间的差距了。也许正是那个时候我发现外部世界非常沉重,发现它具有惰性和不透明性。如果作家找不到克服这个矛盾的办法,外部世界的这些特性会立即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
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正在变成石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都缓慢地石头化,程度可能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在石头化,仿佛谁都没能躲开美杜莎那残酷的目光。
柏尔修斯是成功地砍下美杜莎脑袋的惟一英雄,他穿着飞行鞋,不直视那个戈耳工女妖的面孔,而是通过铜盾的反射看着她的形象。每当我回忆我的过去时,我都有这种石头化的感觉,柏尔修斯便成了我的救星。喏,现在我又有这种感觉了,柏尔修斯又来援救我了。让我还是利用神话的形象来讲话吧。柏尔修斯为了割下美杜莎的头颅,避免自己变成石头,他依靠是世界上*轻的物质——风和云,并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间接的形象——镜面反射的映象。于是我试图在这个神话故事中寻找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寻找写作时遵循的方法。我知道,任何主观解释都会使神话丧失意义,直至窒息它的生命。对于神话,不能操之过急,*好让它在记忆中扎下根,再慢慢思考它的每一个情节,玩味它但不要脱离它的那些形象化的语言。我们从神话中能够吸取的教训寓意于它自身的文字之中,并不存在于我们强加给它的东西之中。
柏尔修斯与这个戈耳工女妖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他们的关系并未因割下女妖的头而结束:从美杜莎流出的血液中又跃出了一匹飞马,叫珀伽索斯;石头的沉重也可以变成它的对立面;珀伽索斯用蹄子在赫利孔山上一踢,踢出了供缪斯女神饮水的山泉。这个神话有许多版本,有些版本说,这匹从美杜莎血泊中跳出来的与缪斯女神关系密切的飞马,成了柏尔修斯的坐骑。(另外,飞行鞋也来自妖魔世界:柏尔修斯是从美杜莎的同类,独眼女妖格赖埃那里得到那双飞行鞋的。)还有美杜莎的头,柏尔修斯并未将它扔掉,而是把它装在皮囊里带在身边;如果在战争中遇到危险,他只要抓住那由毒蛇构成的头发把血淋淋的头颅掏出来,那颗头便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武器。这件武器他仅在危急情况下使用,而且仅仅用来对付那些只配化为石头人的对手。这个细节肯定想告诉我们某种道理,而且把这个道理寓意于形象之中,避免用别的方法进行说明。柏尔修斯现在控制那可怕的面孔的方法是,把它藏在皮囊里,而原先战胜它的方法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来看它。柏尔修斯的力量在于,始终拒绝正面观察,而不是拒绝与妖魔相处。他甚至把妖魔的头带在身边,并作为负荷背在肩上。
如果我们读一下奥维德的《变形记》,会对柏尔修斯与美杜莎的关系有更深的理解。柏尔修斯打了胜仗,用宝刀杀死了海怪,救出了安德洛墨达。现在他像我们大家干完这种事一样要洗洗手。这时他的问题是找个地方把美杜莎的头颅暂放一下。奥维德在这里写下的诗句(第四卷,第740至第752行),我认为非常出色,表现了柏尔修斯能够克敌制胜所必须具备的细心精神:
为了不让粗糙的沙粒损伤那颗头颅上长的毒蛇头发,他先在沙地上铺上一层树叶,再在上面铺上一层海水中生长的海藻,*后才把美杜莎的头脸朝下放在这柔软的地面上。
他如此温柔地对待那可怕的、同时又极易损伤的脆弱的怪物。我觉得他的这个举动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他所代表的那些轻微的物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时出现了奇迹:海藻接触到美杜莎的血液后变成了珊瑚;仙女们赶来观赏珊瑚并把各种海藻抛向那可怕的头颅。
珊瑚的细巧与戈耳工女妖的可怕这二种形象交织在一起,寓意如此丰富,我真不忍心再用自己的评论与解释来糟踏它。我惟一可以做的是把一位现代诗人的诗与奥维德的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这里指的是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的《短遗嘱》。我们看到蒙塔莱在这首诗里也把某些轻微的物质(“蜗牛爬过留下的晶莹的痕迹/玻璃破碎变成的闪光的碎屑”)作为自己诗歌的标记,并把它们与长着沥青翅膀、正要在欧洲各国首都降落的魔王路齐费罗进行对照。在这首写于1953年的短诗中,蒙塔莱描述了一幅空前恐怖的景象,他利用黑暗与灾难的反衬突出那些细微的闪闪发光的痕迹(“当灯光全然关闭/舞曲的节奏变得疯狂时/劝君把粉饼与小镜子放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把拯救我们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易碎的小镜子上呢?蒙塔莱的这首诗表示了这样一种信念:看来必然会消失的东西反而会存在下去。他坚信*细微的痕迹所代表的道德价值(“那边微弱的亮光/不是一根划着的火柴”)。
为了讲述我们这个时代,我绕了个大圈子。从回忆奥维德的美杜莎到蒙塔莱的路齐费罗。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要把自己有关轻的想法描写出来并列举出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事例,这是很困难的,只好无休止地、无结果地去进行探索。很明显,米兰·昆德拉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实是痛苦地承认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沉重。不仅他那个国家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绝望的压抑,而且我们这些无比幸运的人生活中也充满了压抑。昆德拉认为,形形色色的限制就是生活中的重负;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种种限制,像一张网眼细小的大网越来越紧地束缚着人类生活。他的这部小说向我们揭示,我们在生活中选择与珍惜的一切轻松东西,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沉重的负担。也许惟有人类敏捷的智慧可以逃避这个厄运,但敏捷的智慧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不属于生活。
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所寻求的各种轻的形象,不应该像幻梦那样在现在与未来的现实生活中必然消失。
在文学这个无限的世界里总有许多崭新的或古老的方法值得探索,总有许多体裁和形式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已有的形象……但是,如果文学不能使我们相信我们这些形象不是幻梦,那么我只有向科学寻找依据,用以证明这些没有任何重量的形象……
当今各种科学好像都在向我们证明,世界是靠非常微小的物质维系的,如DNA之于信息传递,中子之于核裂变,从开天辟地就处于自旋转状态的中微子、夸克……
还有信息科学。不错,重量轻的软件只能通过重量重的硬件来施展力量,但发号施令者乃是软件。软件指挥硬件和外部世界,硬件按照软件的要求而存在,为编制更复杂的程序而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形象与**次工业革命的形象不一样,不是轧钢机或铸件这类沉重的东西,而是以电子脉冲形式在电路上流动的信息单位。铁制的机器将会永远存在,但它们必须服从那些没有重量的信息单位。
从科学中推论出一种符合我理想的外部世界的形象,还有没有根据呢?我现在对这种做法很感兴趣,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与诗的历史中一条古老的线索有关系。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是**部伟大的诗篇。在这部作品里,认识世界就是把世界这个整体分解成无数个细小的、运动着的、轻微的世界并感知它们的存在。卢克莱修的本意是写一部有关物质的长诗,然而他的诗却告诉我们,物质是由看不见的粒子构成的。他是位描写物质的具体性的诗人,描写物质的永恒性与不变性,但他却告诉我们说,空虚与固体物质一样也是具体的。卢克莱修*担心的似乎是物质的重量会把我们压得粉碎。在确定支配各种事件的力学法则时,他觉得有必要允许原子有突然偏离直线的运动,以保障物质与人类的自由。关于不见粒子的诗,关于突然性的诗,以及关于空虚的诗,都出自这位毫不怀疑世界是物质世界的诗人之手。
世界分解成粒子,也有看得见的地方。这里充分体现了卢克莱修写诗的才干。例如,黑暗的房间里一束阳光中尘埃在旋转(第二卷,第114至第124行);海浪轻轻地把贝壳卷到沙滩上,沙滩吸收海水留下既相同又相异的贝壳(第二卷,第347至第376行);我们行走时不知不觉被蜘蛛网裹住了头(第三卷,第381至第390行)。
前面我援引了奥维德的《变形记》。那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型的诗篇(比卢克莱修的诗迟五十年写成),它的出发点不是物质世界而是神话传说。奥维德也认为,一切都可以变换新的形式,也认为认识世界就是分解世界,也认为一切形式都平等地存在,反对在权力和价值上有大小贵贱之分。卢克莱修认为,世界是由性质、特征和形式构成的。各种东西、植物、动物和人,之所以相互存在差别,是因为它们的性质、特征和形式存在差异。但是,东西、植物、动物和人,仅仅是一种共同实质的脆弱的外壳,如果受到激情的冲击,这个共同的实质便可能产生差异悬殊的变化。
奥维德的天才在于观察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变化过程的渐进性。例如,他这样描写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正在变成一棵枣树:她的双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一层软软的树皮从下向上慢慢地生长,*后把她的双腿粘在一起;她伸手抓头发,发现手上长满了树叶。又如,他描写阿拉喀涅的手指灵巧地绕线放线,捻纺锤,舞绣针,突然她的手越变越细、越变越长,*后变成了蜘蛛足织起蜘蛛网来。
卢克莱修也好,奥维德也好,都把轻看做以哲学和科学为依据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卢克莱修依据的是伊壁鸠鲁的学说,奥维德依据的是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奥维德向我们描述的毕达哥拉斯,非常像释迦牟尼)。但是他们两人的轻都是指诗人在文笔和语言上形成的某种风格,与他们追随的二位哲学家及其哲学关系不大。
从我上面讲的那些来看,我觉得轻这个概念开始变得明确了。首先,我想我已证明了两种轻的存在:庄重的轻与轻佻的轻。然后又证明了庄重的轻可使轻佻的轻显得沉闷。
我认为《十日谈》中描写佛罗伦萨诗人圭多·卡瓦尔坎蒂的故事(第六天,故事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我这个观点。薄伽丘笔下的卡瓦尔坎蒂是位严肃的哲学家,在一所教堂前的墓地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佛罗伦萨的一些“豪门子弟”成群结队地骑着马在市内参加各种节日活动,寻求相互交往的机会。卡瓦尔坎蒂虽出身豪门,穿着入时,却不与他们一伙,从不愿与他们一起寻欢作乐。同时,他们也怀疑他那神秘的哲学思想有不敬神灵之嫌。
有一天,纪度从奥多·圣米歇尔起程,取道科索·阿台马利,到圣约翰礼拜堂去,这是他常走的一条路。那时候,圣约翰礼拜堂一带全是大理石或是别的石块筑成的陵墓,就像现在的圣莱巴拉达礼拜堂的坟地那样,纪度正在紧闭着的礼拜堂门前坟地的云斑石柱中间徘徊着,恰巧贝多和几位朋友骑着马从圣莱巴拉达广场一路来到这里,他们望见了纪度正在坟地里,说道:“让我们去挖苦他一下吧。”
他们于是踢了一下马腹,催着马直向他那儿奔去,等他抬起头来,早已来到他面前了。他们说道:“纪度,你怎么不肯加入到我们这社团来,不过请问你,即使你果真发现了天主是不存在的,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纪度看见被他们包围了,立即回答道:“你们在自己的老家里,爱怎么跟我说话就怎么说吧。”
他这么说着,就一手按在坟墓上,施展出他那矫捷的身手,一下子跳了过去,摆脱他们的包围。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卡瓦尔坎蒂说的那句话(可以这样来解释那句话:诗人卡瓦尔坎蒂的伊壁鸠鲁主义观点,实际上是阿威罗伊丰义的观点。后者认为个人的灵魂是世界的智慧的一部分。坟墓是你们的家,不是我的家,因为一个通过智慧来观察世界的人已经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薄伽丘描述的形象:卡瓦尔坎蒂纵身跳出包围圈,因为“他自己体重很轻”。
如果我要为自己走向新的千年选择一个吉祥物的话,我便选择哲学家兼诗人卡瓦尔坎蒂从沉重的大地上轻巧而突然跃起这个形象。这表明诗人的庄重蕴含着轻巧,而那些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东西,诸如喧闹、寻衅、夹马刺、马蹄嗒嗒,等等,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死亡的王国就像一个堆放破旧汽车的垃圾场。
现在我要对你们讲代表轻的诗人卡瓦尔坎蒂,但愿你们记住他的这个形象。他诗歌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叹息、光线或映象,是他称为“心灵”的非物质的脉冲与信息。写这个主题比起写爱情的痛苦,并不容易些。卡瓦尔坎蒂把这个主题分解成这样一些触摸不到的微小的单位,它们活动于感情与理智之间,活动干心脏与大脑之间,活动于视觉与声音之间。简而言之,这些微小的单位有三个特点:一、轻微;二、不停地运动;三、携带着一定信息。他的有些诗歌,诗文本身就是信息或信息的传递者。在他那首著名的叙事诗中,这位被流放在外的诗人对自己正在写的诗歌写道:“去吧!轻轻地、悄悄地/径直走向我的心上人。”在另一首叙事诗中,他的写作工具——羽毛和用来削尖羽杆的工具——在讲话:“我们是羽毛、剪刀和小刀/感到痛苦、震惊和悲伤……”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每个诗句都有“灵魂”或“小灵魂”这个词。卡瓦尔坎蒂显然在自我欣赏。在十四个诗句中,十四次用到“灵魂”这个词而且内涵各异,把他对这个关键词的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另一首十四行诗中,他说身躯虽被爱情的痛苦所肢解却在继续行走,活像一个用金属、石头或木头做成的机器人。圭尼泽利在此以前曾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诗中作者比喻自己由于爱情的痛苦变成了一尊铜像。他的这个形象非常具体,其力量恰恰在于它给予人们一种沉重的感觉。在卡瓦尔坎蒂的这首诗歌里,物质的重量不见了,因为人的躯体是由各种材料构成的,它们是可以相互借喻的。诗人借喻时不一定非得使用固体材料不可;即使是使用了“石头”一词,也不会使诗歌变得沉重。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我讲卢克莱修和奥维德时曾提到的一切物质的同一性问题。意大利修辞学家,评论家詹弗兰科·孔蒂尼把这种借喻称为“卡瓦尔坎蒂式的各种现实问的同一”。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奥地利人、犹太人、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平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他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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