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人文价值和真理价值的字眼,它所包含的大智慧是见闻觉知不能到、思维智识不能通、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超越心智的境界,为一代代文化精英所追寻。
本书汇集了台湾学者杜松柏博士多年的参禅心得,其所辑50则短文既是他针对当前社会现实写下的一系列生活顿悟,也是他发明本心的机要。写法上多以禅门公案为题,结合日常生活,生发各种感慨。读来趣味盎然,别有一番境界。书名“禅是一盏灯”则形象地说明了此书的启明性质和指引作用。
达摩西来
菩提达摩应是*成功、*有名的外籍传教师了,他成功地将禅学传来中国,为西王二十八祖,中华初祖,是开派的祖师爷;又哄传着“一苇渡江”、“九年面壁”等神话,中国武术上的神奇,几全归之于达摩,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西来,极有价值和影响。《景德传灯录》记其传法云:
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时门人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日:汝得吾皮。尼总持日: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师日:汝得吾骨。*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卷三)
达摩来华,据《景德传灯录》等记载是在梁普通八年,其事迹有种种传说,以有记载的文献资料考之,均有未合(详见《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但毫无疑问,达摩确曾来华传法,而且确系禅宗的建立者,这一段应是其*后传法的记录,可注意的是达摩的选拔传人,是公开的选拔,而非秘密传授;尤其违反常情的是,慧可仅“礼拜后依位而立”,于达摩的考问,没有任何的言语答复,应是缴了白卷,可是却等于得了满分,授以宗主的地位:“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显示了禅宗着重潜符默证而不重言识知解的特性。
达摩在华所收之弟子,可能不止于道副、尼总持、道育、慧可四人,而得其心法的,当止此四人;黄河之水,其始不过滥觞,这小小的宗派,其后竟如巨浪滔天,成为*突出、*显扬的禅宗,应是宗教史上的奇迹。达摩西来,其意义在于传法立宗,可是以后形成公案,成为历代宗匠机锋应答的问题,赵州从谂的“庭前柏树子”即系一例:
赵州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日: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日: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颂古联珠通集》卷十八)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表面上问的是达摩祖师西来,意旨何在,而实际上问的却是如何成佛作祖!如果系前者,则不需问,也不难直说直答,因为是后者,才难于真心直说,故直举耳目所见的“庭前柏树子”作为答话,致问话的禅人怀疑赵州是“以境示人”。因为赵州答非所问,而又不能以理解智知,于是参公案的人,一则认为系含义深微的有义语,如汾阳善昭云:
庭前柏树地中生,不假牛犁岭上耕,正示西来千种路,郁密稠林是眼睛。(同上)
道本天成,道无不在;悟道不假修持,正如柏树之不待牛犁耕作,此“庭前柏树地中生,不假牛犁岭上耕”的寓意;“正示西来千种路,郁密稠林是眼睛”,汾阳善昭认为赵州“庭前柏树子”的答话,显示出千条道路,都是人道之门,正如稠密的柏树,也是“眼目”之所在,开眼人道的门径,那么赵州的答话,岂不大有意义吗?可是泐潭灵澈的“西来意颂”云:
因僧问我西来意,我话居山七八年。草履祗栽三个耳,麻衣曾补两番肩。东庵每见西庵雪,下涧常流上涧泉。半夜白云消散后,一轮明月到窗前。(《五灯会元》卷十五)
灵澈禅师把赵州的答话,认为是扫荡情识意想的无义语,贵在当下悟知,不假思解智知,与他答话“我话居山七八年”无异。东土西土,佛性不异,印度中国,大道无差,故云“东庵每见西庵雪,下涧常流上涧泉”。人若悟道透彻了,则云翳尽去,大道自现,如月到窗前,也不会问祖师西来意了,更不会迷误在赵州的答话之中,致疑索解了。
灵澈比善昭更能得赵州答话之意,因为“庭前柏树子”并不是针对发问、深有含义的答话,而且依善昭所云,赵州正是“以境示人”,可是赵州当下已否定了这一可能,下面的公案,更是有力的证明:
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禅板与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牙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过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碧严录》卷二)
翠微、临济之打龙牙,是认为言语不能解答祖师西来意的问题,龙牙并非不知此理,却认为纵然不用理解而知,在禅板责打之下,未悟的人,仍不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看来达摩西来,不但开创了禅宗,单就他的“西来意”,也引起了禅海风波。同样的问题,会发生在其他的宗教上吗?以天主教而言,并没产生“如何是利玛窦西来意”的问题。禅宗的特殊也就在这些方面,因为要绕路说禅,避免真心直说呀!
禅宗是达摩开创的,可以称之为祖师。禅家妙道是达摩传来的吗?答案却是否定的,越山师鼐的开悟诗道:“方信普通年事远,不从葱岭带将来。”他认自己的悟道,距相传达摩来华的时间——梁普通年间已很久远了,达摩不曾把至道由葱岭“携带”前来,因为道无不在,故不必带,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又焉能携带呢?达摩顶多是传达道的使者——传信人而已。扩推此理,任何伟大的发明家,只是某方面的发现者而已,因为其理其物,早已具备了,仅是借其手而引发罢了,然而已足流传不朽,正如达摩一样。
教外别传
“党同伐异”,是人类的通病,也是政治人物、社会团体等常有的现象,甚至“纯洁”的学术界,与世无争的宗教,也未能例外,诚令人诧惊万分。可是宗门——禅宗、教下——佛教之争,却留下了很好的风范,正是彬彬君子之争,没有争意气,没有为反对而反对,结下不解之仇的后遗症。
“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孔圣的教言,可是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以孟子、荀子的学养、德行,而荀子大呵诋孟子;以朱子、陆象山的纯然儒者,一代宗师,可是鹅湖之会,不但没有化除学术上的争执,而且成见日深,以朱子的豁达明理,闻象山逝世,竟说:“可惜死了告子。”语含讥刺。到朱子的弟子,竟骂陆氏为狂禅,二派成了水火之势。因为任何的“党同伐异”,开始是争是非、争真理,到派别既多,人多品杂,于是形成门户,乃争意气、争利害,日久媾怨,嫌隙日深,于是势成水火,为反对而反对了。
禅宗自达摩来华创立,由梁至唐,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时是佛教中微不足道的小宗,可是后来由附庸蔚为大国,于是自称宗门,谓佛教各宗为教下,隐然成了抗衡之势,禅宗公然标榜了它与佛教的不同,达摩的《悟性论》自揭宗旨道: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佛教重三世因果,重功德修持,又由礼佛、诵经,从师以求法得道。禅宗却一反其道,标榜向自己求,向自己的心性悟解求!所以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口号;佛教*重文字,以文字为般若,经、论、律如云如雨,禅宗更加以反对,故日不立文字;表示另有传授,不在佛教宗派之内,故日教外别传。简直是有意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宗教革命!这果然震惊了佛教高僧,但也止于挑着经疏,至南方的禅宗道场,作佛法上的辩论,有的辞穷技竭之余,反而归向了禅宗。即使禅宗声势大振,成为佛教主流之后,也没有向各宗派“讨伐压迫”,如天主教则设异端裁判所,打击马丁路德,不遗余力,甚至掀起战争,亦在所不辞。由此以观,宗门教下之争,不是彬彬君子吗?虽然有争执,但是纯然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不以力服人,更不以暴力凌人而压服之,所以才能争执而不暴戾,论辩而能容忍,始终保持着理性和风度,没有意气之争,没有恩怨纠缠,没有为反对而反对!
宗教、政党,因为有不同的宗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领袖和组织,往往具有排他性。有时因为站在争教义、争真理、争群众、争权力的立场上,甚至导致无法沟通、调和,不到水火不相容的尖锐对立不会休止。可是佛教、禅宗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有服膺真理的心胸,不存我执的修养,不起嗔怨的理性态度,所以没有意气用事,没有仇怨缠结,在道并行而不悖的前提下,和谐共存,相悦以解,是何等光明磊落!是何等的和平宁静!真是天清地泰。
值得我们每个人平心静气去思考的是:争执应该成为意气和仇恨吗?是非利害不该诉诸良心理性吗?怨一人,恨一事,应该扩及社会、国家吗?有了慈悲和爱意,有了理性和思辨,应该是吹散争执、仇恨的凉风,我们原不缺少这些,真如禅祖师所说:“三岁孩儿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唉!是可悲的人类?还是人类的可悲?
不立文字
禅宗祖师自我标榜其宗风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旁人觉得惊奇而无理,因为在常人的观念里,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载道传技的利器,如许慎所云:“盖文字者,经世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而禅宗祖师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字的功用,这一主张合理吗?禅宗祖师留下来的语录、公案、灯史,又复如云如雨,不是立了文字吗?岂非自相矛盾?
禅祖师的否定文字的功用,是由超世俗的观念出发,认为文字不能超越万有、承载至微至高的妙道。从悟道的*高层次来说,悟道的境界,是“绝对合一”的境界,因为至微至高的道,是无所不包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果悟道以后,用语言文字去述说“道”的话,那“道”便变成了言语文字论说的对象,而使用语言文字的人,变成了论说它的主体了,这样便成了能说、所说的对立,便不是“绝对合一”的境界了。何况在以语言文字论说之时,要以“理性”“思维”去心营意想,便有引起“悟后迷”的危险,因为这个道只可直感领会,不许思考智知,洞山的“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便是针对这种悟后迷的危险而说的。所以从悟道的*后境界而言,是拒绝语言文字的,故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于至高妙道,才说:“不可说!不可说。”
佛陀说法四十九年,就道的不可言语文字叙说而言,是未曾说着一个字,可是却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当然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文字太粗疏了,不能记载精微的道理、复杂的经验,所能记的是糟粕,不是精华,庄子的《天道篇》说: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日:“敢问公所读者何言耶?”公日:“圣人之言也。”日:“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日:“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矣!”桓公日:“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日:“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矣。”
一个做车轮的匠人,尚且不能把他得心应手的斫轮经验,透过言语,传授给他的儿子,常人又何能用文字的记述,传达那精粹的道理呢?既然不能,那文字所记载的,只是古人糟粕了。这则寓言,深有至理。尤其是至微至高的妙道,当然无法由文字传达了,如云如雨的佛教经典,所记的也不过糟粕罢了,所以临济大师才说“法离文字”,才说“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的故纸”。将佛教视为至宝的经典看做卫生纸,并不是疯狂,而是纸上无道,文字既不能载此精微之道,不过是纸而已,而且加上了很多油墨,造成了纸的污染。
佛教各宗派,*崇拜经典,经典也不是全无载道的作用,可是以为至道全在经典上,完全向经典上求道,则显然是一种错误,因为没有佛陀的智慧、修持、心境、领悟、环境背景,焉足以由如糟粕的文字记载,明了其所开示的妙道呢?如果“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坚信由经可以悟道成佛的话,则危险极了,“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飞鸟尽迷巢”,岂不是误人误到底了吗?这是禅宗不立文字的理由,虽然违反世情,但是深合其宗旨。
禅宗既摒绝语言文字,不许其能载精微之道,可是禅人所立的文字,何以又如云如雨呢?所以禅人也于不立文字之后,下了“不离文字”的转语,因为人类的智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比文字更能载道的工具,文字虽然不能载至微至高的妙道,毕竟是一种记载,至少是一条线索,可供后人作“死蛇活弄”的凭借。再者禅祖师的公案语录,极少直接去道论那妙道,而是避免“真心直说”,以象征的动作、比兴的诗偈、形象化的语言,去象征、暗示、比拟,因为没有直接况它论它,所以“不触”、“不粘”,而目的在说它论它,所以“不脱”、“不背”,虽然免不了是文字记载,但不过是“绕路说禅”,说了而未曾说,所以“言满天下无口过”。对于参阅禅宗所立的文字的读者而言,因为禅祖师并没有直接论说妙道是什么,不能用思维的方法去推论解说,仅能用心灵去直接感受,以求心悟神会,免除了文字误导的弊病。所以于“不立文字”的宗旨,似无理而有理。
“不立文字”,有反智识的倾向。世俗之中,不是有“百无一用是书生”、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吗?读任何一本书,如果不知道作者的时代、环境、身世、思想,尤其是著作时的心路历程,是无法读懂这本书的;读一本书时,若不能文外求意,即理而求事证,就事而求理证,设身处地,把书中的道理,如穿衣服,贴上身来,则也不能得到书中的精微;如果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捧作金科玉律,会有偶像之弊的危险,迷失自己、迷失归路,有人读《论语》,所信奉的只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只是美食主义者满足口腹之欲的借口而已。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当然文字记录的,有精华,更有糟粕,如果使用文字的能力不够,当然会遗精得粗,全书精华少而糟粕多,即使善用文字者,做到了精华多而糟粕少,如果读书的人,无文字领悟的能力,则如猪八戒吃人参果,尝不出滋味,精华也变成了糟粕;何况人有经验的有无,心智成熟的期限,所以同一本书,少年、老年时去读,所感不同,略读与精读,所得各异,明白“不立文字”的主张,不是使我们对文字书本的看法,更豁达些,更深入些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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