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日期、地名和数字,有时还对某个国家作些简单的评论。然而,他的评论很机械,很死板,并无可信之处。即便是他的虚荣心也打动不了别人,而他那双闪动的、湿漉漉的眼睛又总是那么模糊不清。
我的英文又上了一个台阶,帮我的是一个哈布舍女佣,她在我们同一层楼的一家帮工。她也被我的体味所吸引,但我很快发现,她同时也被我的矮小和异族模样所吸引。她是个大胖女人,宽阔的脸上颧骨高耸,眼珠突出,双唇肥大,但不下垂。她硕大的身体让我不安,所以我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脸上为好。她误解了我。她时常很粗野地与我嬉戏,我其实并不喜欢她这样,可我无法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回避她,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由自主地迷上了她的外貌,她的体味和她使用的香水混在一起真让我神魂颠倒。
著名英籍印度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系列作品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其中他的处女作《灵异推拿师》及其封笔长篇《魔种》,均为首次译介。这套作品还包括奈保尔的名作、曾获得过布克奖的《自由国度》,以及《半生》。本书即为其中之一的《自由国度》。
序曲(摘自日记):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从比雷埃夫斯横渡大海到亚历山大只需两天时间,然而,我一见到那条脏兮兮的希腊小轮船时,心中便后悔起来,真不该如此安排行程。即便从码头望去,那条船也已人满为患,像条难民船;而当我上了船,更是发现拥挤不堪,无立锥之地。
这船根本没有甲板可言,面朝两侧的酒吧小得像个碗柜,在一月的寒风里露天开着,只要三个人进去,便把那酒吧挤满了。在狭窄的柜台后面,希腊籍的伙计卖着劣质咖啡,还一脸的不高兴。在那问狭小的吸烟室里,前一夜来自意大利的乘客抢占了大部分椅子,连地上也大多给这帮人占了。在这些乘客中有一群美国中学生,也就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却又高又大。他们模样单纯,但略显压抑,神情十分警觉。剩下来的公共场所便只有餐厅了。午餐座位已由餐厅服务生准备停当,只等先到的人就餐了。这些服务生和那个酒吧伙计一样,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人的文明礼貌扔在了岸上,或许只有当人们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身处田园、心如止水时才会讲究文明礼貌。
不过,我们这些上层甲板的旅客还算幸运,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舱室和铺位,而下层甲板的旅客却没有,他们只能待在甲板上,可谓“甲板旅客”。他们日思夜想的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是他们唯一的要求。这会儿,下面的旅客在阳光里或坐或躺,避着寒风,他们一个个身穿地中海黑的衣服,佝背弯腰,蜷缩在绞盘和橘黄色的船壁之间。
这些人是埃及裔希腊人,是去埃及的,但埃及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先前被驱逐出埃及,成为了难民。入侵者已经撤出埃及,在遭受了种种屈辱之后,埃及终于获得了自由。船上的这些希腊人都是些穷人,但他们凭借一些简单的技能,总算比埃及人要稍稍富裕一些。不过,这些希腊人仍然是埃及自由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曾经不得不乘坐像我们这条船一样肮脏的轮船离开了埃及。总之,他们现在是回埃及去,而同船的则有我们这些中立的旅游者——我们只是为了观光而已;同船的还有黎巴嫩商人、西班牙夜总会的一班舞女,以及由德国返回的一群胖乎乎的埃及学生。
这时,一个流浪汉出现在码头,他看上去挺像英国人;不过,说他像英国人,也有可能是船上没有英国人的缘故。若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去,那人倒也不像个流浪汉。他的帽子、帆布背包、绿中透蓝的花呢外套、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和他脚上的靴子都像是上一代挺有浪漫情调的徒步旅行者的行头。在他那个帆布包里或许装有一本诗集、一本杂志,或许还装了一部刚开了头的小说书稿。
这人中等身材,瘦精精的,可走路时步履轻盈,步幅短促,每只脚都被高高地提离地面。他走路的姿态挺帅,如同他那条橘黄色、带圆点花纹的头巾一样漂亮。然而,当他走近时,我们才发现他衣衫褴褛,浑身污垢,一条打了死结的头巾污渍斑斑。他的确是个流浪汉。只见他走到舷梯前,取下帽子。我们这才发现他已上了年纪。老人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微微颤抖着,一双蓝盈盈的眼睛湿漉漉的。
流浪汉抬起头,发现我们正注视他,便快步走上舷梯。他蹬梯时根本不用舷梯两侧的扶手绳。够爱面子的!他将船票出示给一脸怒气的希腊检票员,随即又快步向前走去。他目不斜视,不向别
人问任何问题,似乎对船上的路很熟。然而,他却拐进了一条死胡同。这时,只见他用一只脚后跟猛地转过身来,另一只脚重重地踏在地上,那样子仿佛演戏般滑稽。
“事务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冲着四周的舱板说道,“我得去找事务长。”
他这才找到了自己的舱室和铺位。
我们这班船推迟了起航的时间,因为一些美国中学生跑到岸上去买吃的。当然,这帮学生在吸烟室的座位是有人看着的。大家都在等她们回来。她们刚回到船上——没人嘻嘻哈哈,这帮女生长相平平,面色苍白,一脸难堪——希腊人便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们的希腊语真如嘎吱嘎吱被绞起的锚链,听了让人钻心地难受。海水开始将我们与码头隔开,就在离我们刚才位置不远,我们看到“伦纳多•达•芬奇”号庞大的黑色船体刚刚驶入码头。
流浪汉又来了。这次他没戴帽子,也没背帆布背包,神情也坦然了一些。他将双手插在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叉开两腿,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海上游客,正享受一次真正的海上旅行给他带来的**股海风;与此同时,他也在观察船上的旅客,试图寻找旅伴。他并不理会那些盯着他看的人,而当他看别人因
而别人回视他时,他却将头扭开了。
*终,他走到一个头发浅黄、高挑个的小伙子面前。他的直觉挺有成效地指引着他,因为他选中的这小伙子是个南斯拉夫人,直到前一天,这小伙子从未离开过南斯拉夫。小伙子很愿意听流浪汉讲话,尽管流浪汉说话带口音,他听不懂,但他还是鼓励流浪汉继续说下去。
“我去埃及已经六七次了,周游世界也有十来次。澳大利亚、加拿大,什么国家都去过。我是个地质学家,嗯,过去是。我一九二三年**次去加拿大,至今已去了八次。我已经旅行了三十八个年头,专住青年旅行者招待所,我就是这么旅行的。这也没什么丢人的。你去过新西兰吗?我是一九三四年去的。跟你说个悄悄话,新西兰公民比澳大利亚公民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头国籍算什么?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公民。”
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日期、地名和数字,有时还对某个国家作些简单的评论。然而,他的评论很机械,很死板,并无可信之处。即便是他的虚荣心也打动不了别人,而他那双闪动的、湿漉漉的眼睛又总是那么模糊不清。
南斯拉夫人脸上挂着笑容,偶尔插一二句话,可流浪汉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实,这流浪汉并不善于和别人谈话,也不想和别人交谈,他甚至根本不需要听者。他似乎多年来养成了自说白话、自言自语的习惯,而且说话时语速极快,总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连串的名字和数字;而一旦他说完这些名字和数字,便无话可说了。这会儿,他便呆站在那南斯拉夫人身旁,无话可说。船还没开多远,比雷埃弗斯市还在眼前,“伦纳多•达•芬奇”号也未从眼前消失,流浪汉与南斯拉夫人的谈话却已经冷场,双方关系已经终结。他根本不想与人做伴,他要的只是结交他人给他带来的某种伪装与保护。这流浪汉知道自己很古怪。
吃中饭时,我和两个黎巴嫩人坐在一起。这两人都是前一夜从意大利过来的旅客。他们一见我便解释道,他们之所以没乘飞机是因为行李太多,而不是钱的问题。尽管他们嘴上说这船不好,但看上去却挺满意的。这两人说的是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混合语。两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别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如何在各种不可能赚到钱的情况下赚钱,还添油加醋,吸引对方注意。
这两人都不到四十岁年纪。一个脸色粉红,体态肥胖,衣着随便——穿了件鲜黄色的套头衫。他在贝鲁特的生意实际上就是钱。另一个黎巴嫩人脸色黝黑,体格健壮,一张留着小胡子的脸透出地中海人所特有的帅气。他身穿三件套的格子西服。这人在开罗做仿古家具,说自从欧洲人走了以后生意就特别难做,因为商业和文化已经在埃及消亡,埃及本地人对仿古家具的需求不大,而对像他这样的黎巴嫩人的偏见却越来越深。不过,我对他的沮丧不以为然——就在他跟我们说话时,他还朝一个西班牙舞女暗送秋波。
在房间的那头,一个肥肥胖胖、戴着厚厚眼镜的埃及学生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哇里哇啦地插科打诨,乐得与他同桌的一对德国夫妇哈哈直笑。这会儿,那埃及学生又开始演唱一首阿拉伯歌曲。来自贝鲁特的男人用美国口音说道:“你应该做现代家具。”
“不,”家具商说,“我先把厂子给关了,再离开埃及。这真是一场噩梦,还是现代版的噩梦,怪诞而可怕,简直可怕之极。可路易十六的风格,哇,那才是潮流。”他打住话头,转而用阿拉伯语冲着唱歌的埃及学生大声叫好。接着,他又轻声说道,“哎,这些埃及本地人!”他神情很是怪异,不过也没什么恶意。他将盘子推开,靠在椅子上,用手指敲击脏兮兮的桌布,还冲那舞女挤眉弄眼,扯得小胡子的两端轻轻向上弹起。
服务生走过来收拾餐桌,我还没吃完,可我的盘子也被他收走了。
“先生,你刚才还在吃着,是吧?”家具商说。“你得冷静,我们都得冷静。”
接着,他扬起双眉,转了转眼珠。原来,他是想让我们看什么。哦,是那个流浪汉。只见他站在门口,打量着餐厅。即便现在,如果你乍一看他,他的服饰似乎还是完整的,这就是他给人的印象。他走到我们旁边那张干净的餐桌旁坐下,又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直到坐舒服了。接着,他向后靠在右侧椅背上,两臂放在扶手上,像是坐在餐桌首席上的家长,又像个远洋轮上的游客,一副等着别人来伺候的派头。他吹了口气,活动活动下巴,又叩了叩牙齿。他的外套脏得可怕,口袋鼓鼓囊囊,口袋盖则是用别针别住的。
家具商用阿拉伯语说了些什么,惹得那贝鲁特人笑了起来。服务生朝我们嘘了一声,让我们走开,我们便跟着那帮西班牙姑娘到北风飕飕的酒吧喝咖啡。
那天傍晚,我很想清净一会儿,便顺着陡峭的阶梯爬到舱顶围了栏杆的露天平台上。流浪汉独自一人站在那儿。周天寒风刺骨,从烟囱冒出的煤灰扑面而来,他污渍的裤脚卷边也随风飘起碎片。他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像是一本祈祷书,嘴里念念有词,双眼时而紧闭,时而睁开,那模样真像个拼命祈祷的人。他满脸悲伤,显得那样脆弱;打了死结的圆点花头巾下的脖子也显得十分虚弱;他双眼周围的肉似乎特别柔软,看样子好像要哭了。他这人真怪——想有人陪伴,又要独处;想让人注意,却又不要人注意。我没有打扰他,因为害怕跟他打交道。在下面很远的甲板上,那些埃及难民或坐或躺,正晒着太阳。
晚餐后,那个肥胖的埃及学生在吸烟室里继续表演,又说又唱,直到喊哑了嗓子。听懂他说词的人从头笑到尾。即便是家具商也忘记了自己在埃及的遭遇,和众人一起欢呼鼓掌。那群美国孩子因晕船而横七竖八地躺着,仿佛被围困的、绝望了的俘虏一般,说话都是轻声细语。
吸烟室里除了美国人以外,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德国人,这帮人挺团结,很有凝聚力。那埃及学生是我们的表演者,而一位高个子的德国姑娘则是我们公认的主持人。她将巧克力分给我们,还对每个人说了一句话。对我,她说道:“你读的这本书很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书都是不错的英文书。”这德国姑娘可能是去会她阿拉伯丈夫的,不过我也说不准。
我背对门坐着,并未看见流浪汉进来。可冷不丁,他便坐到了我前面那张刚空下来的椅子上。这椅子离德国姑娘坐的椅子不远,但它与德国姑娘的椅子或与其他椅子并未显出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流浪汉径直坐到椅子里,靠着椅背,昂首挺胸。他的座位没有直接面对谁,因此,在这狭窄的房间里,他游离于大伙儿之外;也正因为这样,他倒成了房间里一个小小区域的中心。
他将年迈的双腿叉开坐着,沉重的外套垂到鼓鼓囊囊的裤子口袋上。他来时带了些读的东西——一本杂志,还有我认为可能是祈祷书的那本小册子。我现在才看清楚,那是一本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面的纸张已经松散脱落。只见他将杂志合起,又折了一下,掖在大腿下面,读起了日记。不一会儿他忍俊不禁,抬头看看别人是否注意到了自己。他翻过一页读着,又笑了起来,笑得更响了。他扭头朝德国姑娘凑过去说道:“哎,你会不会西班牙文?”德国姑娘小心翼翼地说道:“不会。”
“这些西班牙笑话幽默极了。”
然而,尽管他又读了几则笑话,却没再发笑。
那埃及学生仍在扮演小丑,闹哄哄的场面还在继续。没多久,德国姑娘又来给大家分巧克力。
“吃点巧克力吧。”她的嗓音非常柔和。
此刻,流浪汉正要翻开杂志,忽又停下瞄了一眼巧克力,可盘中已空空如也。他翻开杂志。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他撕起了杂志。他颤抖着双手撕扯着一页纸,撕了一次,两次。他翻了几页,又撕了起来;接着,他往回翻了几页,再撕。尽管有埃及学生闹哄哄的表演,流浪汉撕杂志的声音还是被人听见了。他撕的是插图吗?是娱乐、女人,还是广告的插图惹恼了他?还是他要为去埃及储存手纸?
埃及学生停止表演,直愣愣地看着他;那群美国学生也看着他。流浪汉狂怒之后已欲罢不能。在几乎悄无声息的屋子里,他当着众人打开杂志,想说明他刚才的行为并非失去理智。他气愤地将杂志转来转去,似乎杂志的上端一时找不到。终于,他假装读了起来。他蠕动着嘴唇,紧蹙双眉。与此同时,他撕啊撕,碎纸片在他椅子周围洒了一地。他将破损的杂志折叠起来,塞进外衣口袋,用别针别好口袋盖,走出房间,看上去像是被谁激怒了一般。“我要杀了他。”第二天吃早餐时,家具商说道。
他穿着三件套的西服,没刮胡子,双眼下的两个黑圈像是被人打青了一般。贝鲁特人看上去也是疲惫不堪,神情沮丧。他俩昨晚都没睡好。他们舱室的第三张铺位是个从意大利来的澳大利亚男孩,他俩与这男孩的关系都挺好。他们三人都曾在第四张床上看到过帆布背包和帽子。然而,直至很晚,他们三人都已上床睡觉时,他们才发现,流浪汉竟是他们中的第四人。
“昨晚真是太倒霉了,”贝鲁特人说,“那老头就像个孩子。”他还是喜欢用温和一点的词。
“孩子!要是那英国猪现在进来,”家具商抬起手臂指着门口道,“我立刻把他给宰了。”
他对自己的手势和“宰了”一词很是满意,便又为餐厅里所有的人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手势和用词。埃及学生表演了一整晚,累得嗓子沙哑,头痛恶心。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显然是句笑话,可家具商却没笑。只见他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眼睛盯着餐厅门口,鼻孔喘着粗气。
轮船发出颤抖的突突声在海上颠簸,大家都感到恶心、神经紧张,人人心烦意乱。凛冽的寒风令人神清目爽,可更让人难受气恼。餐厅里,空气如同橡胶被烧热了般陈腐难闻。来吃饭的人零零星星,但服务生却和平常一样忙碌。他们看上去没睡好,也没洗漱,连头发也没梳。
埃及人尖叫了一声。
流浪汉走进餐厅。他举止温和,精神抖擞,准备喝咖啡、吃面包卷了。他相信自己是受欢迎的。只见他毫不迟疑地从容地走到我们旁边的一张餐桌,稳稳当当地坐到椅子里,并试着叩叩牙齿。服务生很快给他端来早餐。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咀嚼着。那埃及人又尖叫了一声。
家具商对埃及人说:“今晚我要把他送到你房间去。”
流浪汉没看见他们,也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只是埋头吃喝。在他那条系了死结的头巾下方,他的喉结忙得正欢。他大声地喝着咖啡,喝完一口还呼出一口气。他咀嚼的速度犹如兔子吃食般迅速,一口接一口,很是急切;两口间歇当中,他还双手抱胸,再用双臂和双肘揉搓两侧身子,吃得真是美不滋儿。
家具商起初看得发呆,可接着就大发雷霆。他一边站起身,一边盯着流浪汉叫道:“汉斯!”
和埃及人一桌的澳大利亚男孩站了起来。他大约十六七岁,长得矮矮胖胖、结结实实,发育得极好,宽大的脸庞上带着笑容。
……
自由国度的囚徒
来源 价值中国网闫广英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奈保尔作品中如《奈保尔家书》、《抵达之谜》之类的作品,半自传性质,交叉着纪实与虚构,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文体读起来让人舒服。只有在这些作品中你才能触摸到奈保尔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的是一颗如此细腻和有些轻微的伤感的心。而在他的小说作品中,真实的自我被平静的语句裹挟着的讽刺和自嘲击打的片甲不留。读他的小说集《自由国度》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乏味。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所传递的经验,似乎除了书写异国奋斗的血泪史之外,再无新意可挖了,就连奈保尔这位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家也不例外。
《自由国度》由五个故事组合而成,即: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自由国度”及尾声“卢克索的杂技团”。小说的这种既有序曲又有尾声的谋篇布局似乎想要告诉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或者说至少暗示了这些小说关心和处理的是同一主题:文化之间的冲突,殖民生活的压抑和曲折如此等等。哦,我的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奈保尔所有的小说似乎也可以这样处理了,最终的小说就是奈保尔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主题多少有点让人乏味。还记得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提到的那个断言,第三世界的文学,甚至是那些极其个人化的文学都可以当作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寓言来读。奈保尔的小说似乎都可以跟詹姆逊的理论遥相呼应。不过,一旦陷入这种小说的书写模式,小说需要给人的耳目一新的惊艳和美感能达到大众阅读的预期热情么?想想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把奈保尔的这本书抹去了作者的真名名字,寄给了出版社,结果惨遭20多家出版社拒绝的恶作剧。这些固然跟出版界看名人言色的恶习有关,但是,恕我直言,奈保尔的这部小说集的确缺乏新意,沉闷,乏味,情节也乏善可陈,尽管它曾获得1971年的布克文学奖。
布克奖是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一九六九年设立,旨在奖励年度最佳英文文学,并引导文学读者的鉴赏活动。布克奖是一项很严肃的文学奖项,力图在不丧失纯文学的原则下,在商业销售和艺术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布克奖的问世正逢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殖民地纷纷赢得独立,颠覆殖民主义的意识开始蔓延,这一历史经验进入当代英语文学中,得到了布克奖的关注及认可。这一时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说、英国作家有关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正是以此为背景。一九七一年奈保尔的《自由国度》获奖,更成为这一时代精神的政治状况最清晰的注解。后殖民时期的文学书写蔓延着如此刺鼻的政治味道倒是无可非议,毕竟我们无法脱离时代的限制,但是文学的存在不正是为了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力图在张扬人性方面作出的努力么?如果按照这一衡量标准阅读《自由国度》的话,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不是占去篇幅大半的同名小说,而是《告诉我,杀了谁》。
在这个短短的不到70页的小说中,奈保尔又把笔触集中到了一个个卑微和贫穷的灵魂上。“我”是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庭中的二儿子,当然这个一无所有并不包括人,因为“我”之上还有父母,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之下还有一个弟弟戴约。在“我”看来,除了弟弟之外,他们所有的人生都已经没了。什么?你问为什么他们的人生没了?我想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一个年轻人说他的穷父亲的话可以回答你:“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简单的说,“我”就是不愿意戴约变成一片土和一只猪,所以下决心要送弟弟去读书,想要他出人头地。他们先去了城里的叔叔家,原本以为是城里人的叔叔会帮助他们,之后才发现叔叔住在城里的贫民窟。随后,“我”跟随弟弟去了伦敦,靠白天和晚上打工资助弟弟读所谓的“航天工程”和“计算机编程”。辛辛苦苦几年后,“我”才发现弟弟戴约根本没有上进,只不过每天在伦敦街头无助的游荡。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就是发现弟弟在街头麻木绝望的样子,那张写满困惑和疲惫的脸庞:“像是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他四仰八叉并不是要显摆自己,他其实像个断了脊梁的人。他那张脸是一个疲惫、愚蠢的孩子的脸,是一个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的人的脸,而在地下室醒来,惊恐万分地看着我的那个孩子正是这样一张脸。”奈保尔平静的充满讽刺的语言张力再次得到体现,“此刻,阳光灿烂,绿茵茵的草地平整、美观”,“整个世界生气勃勃,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我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无所有,离去时也一无所有”。我是这个自由国度的囚徒,被这个国度的自由所吸引,结果却被这个国度的自由所囚禁。横亘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富裕与贫穷,文明与落后,上等与卑微,自由与囚徒。孤独是在这个自由国度中唯一的深刻体验。
本书的译者刘新民先生在译后记中说:“就语言来说,作者用词简洁、精炼,讲究不疾不徐,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严肃、讽刺和思索无处不在,从而生动地刻画了漂泊他乡者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艰辛,精神的迷茫和理想的幻灭。”我讨个巧说,这种概括对《告诉我,杀了谁》这篇小说来说是基本准确的,而对《自由国度》的评价则不然。
奈保尔(Vidiadhat Surajprasad Naipaul),英籍印度裔作家。
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岁赴牛津大学求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定居英国。曾任BBC“加勒比之声”栏目主持人3年。
游走世界各地写作多年,批判发展中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语多辛辣诙谐。主要作品包括《灵异推拿师》(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米格尔大街》(萨莫塞特·毛姆奖),《黑暗之地》,《印度:一个伤痕累累的文明》,《自由国度》(1971年布克奖),《河湾》,《半生》,《魔种》等。
1990年获英国皇室封爵;1993年,成为英国大卫·柯恩文学奖首位获奖者,该奖旨在表彰“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
2001年,因“作品中兼具犀利的叙述与正直的洞察,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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