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胡鞍钢、温铁军、贺铿、王梦奎、张卓元、黄辅、薛暮桥……他们有的穿梭在决策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他们有的参与勾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学智囊,他们都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马前卒”,他们都是出入红墙的高层谋士。他们的足迹与心迹尽在两位记者型作家的笔墨之中……
张卓元:参与勾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图
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采访与几次交往中给记者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回答提问一丝不苟、有条有序,但不失亲切,好似他一身笔挺的着装——朴实、规整而庄重。
如果张卓元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十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背景;更没有人清楚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反映民生的声音。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但说话非常谨慎,字斟句酌,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娓娓道来新表述中“一字之易”背后的民生
公元2007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七大隆重开幕。胡锦涛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长达64页的中共十七大长篇报告期间响起40次激荡人心的掌声。关系中国走向的这次会议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这40次掌声,代表了7300多万中共党员的心声,更汇聚了13亿中国人民的音志。亲聆总书记讲话的张卓元喜悦地说,报告用史诗般的语言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
2006年12月的一天,正坐在沙发上的张卓元接到一个急促的电话,原来是中办秘书局打来的,通知他到中南海出席有关会议。
这年12月11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50多位官员、专家济济一堂,共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天,中共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成为起草小组社会经济组的一员。
采访时,记者提出有关起草的细节及个人在起草中所做的工作,张卓元十分低调,频频摆手:“我们有纪律不能说,这个文件是全党的智慧,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整个报告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其中有不少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十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张卓元曾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了解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采访时,张卓元透露:“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其中我们社会经济组共有10个人。以前不叫社会经济组,而是叫经济组,毕竟如今开始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们主要是参与了有关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第八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章节的起草工作。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
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凝聚全党共识,提出重大战略思想,进行重大战略部署,把中国的发展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重要时刻。提及他本人在整个起草中所参与的工作,张卓元显得沉静低调,然而提到报告中出现了哪些新提法、新表述,他则滔滔不绝,坦率答问。
忆往昔,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创奇迹;看今朝,又好又快更上层楼续辉煌。新时期*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跃至世界第四,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樊篱,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张卓元认为,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资源环境也亮起了红灯。在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背后,是我国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继续不计代价发展。就会使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张卓元高兴地说,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考核政府官员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政府要把更多精力用到改善民生上面,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说着说着,他感叹,以前的粗放型发展的确不行,付出的代价太高。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卓元提高嗓门强调说,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从十七大报告展示的和谐社会建设蓝图中,“张卓元们”看到了自己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的远大发展前景。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张卓元认为,报告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今后我国经济将走“以质取胜”的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正式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也曾参与十六大报告起草的张卓元说,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当时,就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在他看来,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注重考虑到了人口增长的问题,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近代工业文明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但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张卓元拿着通过的十七大报告文件说,锦涛同志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
记者注意到。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及生态文明。到了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很多环保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张卓元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十分有意义,表明中共在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将环境损害成本列入到了价格形成要素中,提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次把环境损害成本列入决定价格的要素中。“这几年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由此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实践告诉人们,消耗资源带来的环境损害成本是要补偿的,否则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就是抢吃子孙后代的饭。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因此,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必须反映环境损害的成本,即修复环境和生态的成本”。
十七大报告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论述中,除了阐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之外,还特别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张卓元认为,这是我们党在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新的统筹理念,这表明,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
采访时,张卓元还提醒记者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并且排在了“工业化”之后。“信息化”的增加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内涵丰富、新意十足。这是我党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这么重要的文献中加以明确的新策,也是对日益活跃的基金、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炒金、租赁等民众理财需求的理性回应。“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张卓元说,现在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这4部分构成。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很明显,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张卓元阐述道:“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几年在理论界争论不休。报告中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政策的调整,对于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有重要意义。与此相适应,报告还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定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等。这一切,都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他们能共享改革成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型财政要向公共财政体系转型,这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怎样转型呢?十七大报告提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张卓元说,这就要求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一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变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的状况,财政支出应更多的用于改善对农民、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用于改善民生,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要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服务,使当地居民能得到同其他地区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报告中这些充满关怀、饱含真情的表述,无一例外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张卓元十分有感触。
在十七大报告的许多新提法、新表述里,还有不少也仅是“一词之差”。比如,从“可持续”发展到“永续”发展、从“就业”到“创业”……表述上的这些细微差别,不仅给人以新风扑面的感觉,更蕴含着深远的涵义。亲历、亲为十七大报告诞生的张卓元认为,这些“一词之差”凝结着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辉煌与曲折、成功与挫折的宝贵心得,宣示着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信心和决心,昭示着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
党的历史与党代会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党代会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党在探索中前进的主要轨迹。特别是每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都标志着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迈出的重大步伐,成为党在不同时期胜利前进的里程碑。在张卓元看来,党代会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大平台、理论发展的*好契机。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里无论是党的建设、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无不闪烁着科学发展的亮点。
“科学发展观,**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中的这短短数语,字字千钧!是科学论断,也是郑重宣言!
在记者的提问引导下,张卓元披露:“曾有许多单位与部门或个人向起草小组提出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的文件中,但是锦涛同志表示不宜并列,说毕竟才提出没几年。他认为,写进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不仅要经过实践而提出,而且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科学发展观*终没有与有关理论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义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张卓元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让中国百姓看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当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选择了科学发展,它决定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明天,还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余玮,原名新伟,笔名愚公,湖北赤壁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资深记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在新闻出版界有“红色传记作家”与“高端人物的解密者”之誉。先后毕业于黄石理工学院和湖北大学,曾供职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报刊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出版有《世纪小平》、《魅力陈云》、《敦厚朱德》和《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中南海大讲堂》、《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等45部(卷),在《人民日报》与《家庭》、《新华文摘》、《读者》等500多家媒体刊播或被转载各类作品4000多篇,并有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共计1500多万字。其中《敦厚朱德》被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荣归——解密香港回归的前前后后》被中国作协确定为2007年重点扶持作品。出席过2007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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