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陈云 内容简介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本书较为丰富地道出了陈云一生的革命精神、革命事迹与革命情怀。反映了陈云同志的革命智慧与高尚情操，充分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与崇高思想。
陈云同志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3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图说陈云 本书特色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本书较为丰富地道出了陈云一生的革命精神、革命事迹与革命情怀。反映了陈云同志的革命智慧与高尚情操，充分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与崇高思想。

图说陈云 目录

图说陈云 节选

第二章出席遵义会议前后
由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在军事上提出单纯防御战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消耗的阵地战，致使多年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中央苏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从中央苏区撤退，实行战略大转移。
撤离前夕，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决定派陈云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在此之前，陈云从没有在部队中任过职，也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对部队的情况并不熟悉。上任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向陈云交代了任务，介绍了中央的意图。周恩来对陈云说，长征由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中央派他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机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赋予了陈云*后的决定权。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8日晚，陈云同五军团从江西的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路。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对这次战略大转移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这给长征初期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五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两个师，兵力1．2万余人。陈云协同五军团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五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后的第3天，10月20日午后，陈云来到陈伯钧任师长的第13师，向各团负责人报告目前形势和红13师的任务。由于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后面，在长途行军中，既要负责击退紧跟在后的国民党追兵，还得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由于当时大部队都带着一些笨重的辎重，军事行动困难重重。随着困难的加大和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增多。这个现象在五军团也很严重，特别是苏区籍战士开小差的现象*为严重。针对这种现象，陈云于11月4日晚，再次来到13师，并在随后的10多天内，同13师的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在行军的间隙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一直到11月15日，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总部。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湖南的潇水、湘水地区，打算向西北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集国民党广西、湖南、广东和中央军的各路部队，约16个师77个团近40万人，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在湘江沿岸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陷入了敌人前堵后追的困境，只有拼死冲过湘江。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主力迅速渡过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渡河点。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殿后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他们在前后夹击中打了一天，掩护全军过江。30日，五军团在湘江东岸被围追的敌人切断了，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紧急关头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抢渡湘江。接到陈云的命令，陈伯钧率红十三师连夜急行军，抢在敌人合围之前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位于广西、湖南边界的越城岭，当地人称之为老山界。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座高山。这里群峰高耸，山势连绵，道路崎岖，国民党军已无法形成合围之势。此时，红军已经经过了1000多里的长途行军。陈云随红五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上连续行军，整个队伍人困马乏，接连有人失足跌入山沟，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就这样一共走了12个高峰，才到山顶。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已在湖南的洪江、芷江和贵州的松桃、铜仁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线，布了一个口袋阵，准备在中央红军向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时加以围歼。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中央领导内部在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刚刚占领的湘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博古和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则力主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后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随后红军其他军团也陆续抵达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创立新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陈云由于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因此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但在通道会议后，博古曾在洪州司约见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通道会议的情况。陈云对红军战略方向的转变深表赞同。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按照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中革军委还根据陈云和李卓然不久前反映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电报，决定把八军团编入五军团，陈伯钧任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军委还决定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委。12月21日，陈云和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率军委纵队向贵州进发。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这时，“左”倾领导者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有不同意见，再次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通过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中心的任务。据此，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迅速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后，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大的河流——乌江，于1月9日进驻遵义城。遵义是贵州省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民族商贾云集的地方，全城有3万多居民，是红军西征以来经过的**座繁华城市。进城前，临时组建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前后，中共中央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部队过乌江后，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对当时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已经十分了解，他明确表示支持改变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重点就军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的意见。陈云在发言中坚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认为，博古、李德等人讲的是洋道理，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给红军带来极端不利的后果，要在军事领导错误上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重点就军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的意见。陈云在发言中坚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认为，博古、李德等人讲的是洋道理，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给红军带来极端不利的后果，要在军事领导错误上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上的错误。提纲写道：“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这些内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领导集体情况的唯一详细记载，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牵得敌军疲于奔命。接着又突然从贵州西进，兵临昆明，又逼得敌军固守城池。陈云参加了四渡赤水之战，他按照周恩来的布置亲临前线，在10个小时内迅速完成安置伤员和处理笨重物资的任务。
这时，陈云的工作又有新的变动。1月19日，中革军委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任命刘伯承和叶剑英为正副司令员。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与此同时，陈云还接替李维汉兼任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部长。进入云南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决定从昆明走，但没有走成，又返回部队。
回到部队时，红军已夺取了云南禄劝县的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正准备抢渡金沙江。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渡江。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云南、四川交界处的河段，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了几个渡口外，其他地方都是悬崖绝壁。皎平渡口南面是云南，北面就是四川，江面很宽。这里水势浩大，从上游涌来的江水，如瀑布飞流直下。如此宽阔的江面，架设浮桥渡河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船把大部队送到对岸。当时，国民党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住对岸渡口。陈云和刘伯承率中央纵队的先头部队从皎平渡口和附近上下渡口一共找到6只渡船，大的可渡40人，小的只能渡10人，大多船底漏水，破旧不堪。这6条破船，成了3万多红军渡过金沙江的仅有工具，可以说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5月3日晚，部队开始渡江。
按照部署，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先行渡江，在江北岸的石洞里指挥，陈云则在南岸组织大部队上船。他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精心组织、安排，并规定了严格纪律。他还亲自作船工的思想工作。当时，江南岸只有五六户靠摆渡为生的人家，船工都在陈云的严密组织下，渡河秩序井然，到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当国民党的几十万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过江，他们只能望江兴叹。
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在四川省会理地区休整了5天。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这一阶段的行动是正确的，讨论了红军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进城后，陈云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当时，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任务，红军陆续派出一些游击队，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指导这些游击队的工作，陈云在紧张的行军途中写了《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他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对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提出许多具体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由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1期上，对开展地方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到达冕宁时，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大，且彝家均有武装。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大部队安然通过了彝民山地。过彝民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5月31日到达泸定县。
红军到达泸定县城的当晚，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云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赴白区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因行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在泸定会议上接受任务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边随中央纵队继续前进，一面抓紧做行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负总责的洛甫（张闻天）正式找陈云谈话，作了具体布置。长征以来同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长的刘伯承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
6月7日，红军攻占天全县，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在这里，他脱去戎装，换上长衫，只身一人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由于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密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严密的措施，陈云的行踪只有少数中央领导人和核心机要人员知道，就连陈云*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在这以后近一年多的日子里，人们大都以为陈云“掉队了”，也就是牺牲了。
灵关殿偏处川西一隅，要到上海，必须经过敌人戒备森严的雅安、成都、重庆等几个地方，才能乘船东下。沿途数千里，稍有不慎，就会出危险。陈云人地生疏，口音也不对，要穿过敌人的重围，必须有人护送。中央特别安排当地的地下党员、在灵关小学任教的席懋昭护送陈云离开灵关殿。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陈云化装成小学教员，与席懋昭从灵关殿出发。出发不久，路遇红军有意释放出来为他们起带路作用的荥经县地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于是，3人结伴，沿着山间小路前往荥经。第二天顺利到达荥经县城，并在教育局长的热忱邀请下到他家住了一晚。第三天，陈云和席懋昭告别了教育局长，离开荥经前往雅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分别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过了雅安，两人又昼夜兼程，直奔成都，一路上应付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盘查，五六天后终于安全到达成都。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中央军和川军与红军作战。蒋介石被红军神出鬼没的战法搞得不知所措，成都一带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到处是警察和特务。陈云手持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公著看完信后接待了这位不寻常的客人。他告诉陈云，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尽快离开这里。陈云在美丰银行的楼上住了一夜。第二天，他托人到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约定的向中央发回的安全抵达成都的“平安家书”。
当天辞别胡公著后，陈云在约定的地方与席懋昭见了面。席懋昭原打算让陈云在成都休息几天，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为陈云的安全着想，他们一起乘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当时，重庆也和成都一样，车站、码头都是敌人重点盘查的地方，十分危险。快到重庆时，他们下车，步行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在那里开中药铺的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在他家里住了下来。经过700多公里的紧张行程，陈云这时候才得以稍稍休息了几天。10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民生公司轮船票。陈云临行前，刘叔禹写了一封亲笔信让陈云带着，他告诉陈云，有了这封信一路上直到上海，都会有照应。这天清晨，陈云辞别了刘叔禹，在朝天门码头与前来送行的席懋昭道别，只身乘轮船前往上海。经过四五天的航程，于7月上旬抵达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陈云这次回上海的使命，主要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当时，由于上海党组织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从在旅馆里的电话簿上查到了上海江西路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的电话。陈云几年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与章乃器有过交往，此时他想通过章乃器找到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时的同事、章乃器的三弟、中共地下党员章郁庵，与党组织接上
关系。章乃器很快帮陈云找到了章郁庵。这时候，章郁庵已改名章秋阳，仍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其公开身份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住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的家中。不料，刚把陈云安顿好，他们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何孝章正好来章秋阳家，见到了陈云。虽然何孝章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但为防万一，保证陈云的绝对安全，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转移到其在英租界山西北路的岳母家。
本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还保持着联系，但在1934年6月至1935年7月接连遭到3次严重破坏后，联系中断。1935年3月初，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才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等分路回上海，去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并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

图说陈云 作者简介

刘金田，1959年2月生，江苏东台人。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从事邓小平生平和理论的研究工作，曾担任12集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和大型纪录电影《丰碑》的撰稿，及大型多媒体光盘《邓小平》和《邓小平年谱》的副主编。主编有《邓小平画传》、《邓小平历程》和《邓小平教育理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