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目录

狂人刘文典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内**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狂人刘文典 节选

**章 缘起陈独秀
1906年，刘文典的命运与一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
那就是皖江。“皖江”并不是一条河流正式的名字。浩浩长江，流经安徽域内大约四百一十六公里，因而被人们略显张扬地称为“八百里皖江”。清代安庆府人朱书将皖江的地理范围圈定为安庆府六邑，但民国至今，当地人更愿意将之延伸理解为马鞍山、芜湖、安庆、铜陵、池州，以及滁州、宣城的部分地区。
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看，皖江文化的核心地带大略应在安庆、芜湖两地。刘文典的生平，就与这个文化核心地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走向基本是在这里定格的。
“叛逆”陈独秀
说到刘文典与皖江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陈独秀——他们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算是同乡。
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休戚相关。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陈独秀一登场就是以“叛逆”的角色出现的，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角色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影响了无数人，包括刘文典。
且说这位十七岁便考取晚清秀才的年轻人，从小就不安分，家里人本指望他娶妻成家后会“老实”些，没想到他刚当了父亲，就盘算着自费去日本留学。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日语。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学说，接触到了一部分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励志会”会员。
革命的火种，在青年陈独秀的胸中愈燃愈旺。这把火，很快就在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燃成熊熊烈焰。陈独秀选择的突破点，一是演说，一是办报。
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大雨滂沱，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激荡的革命豪情。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他当仁不让，**个登上讲台，开始了洋洋洒洒的“安徽爱国会演说”，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新要求，并大声发出呼喊：“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
三天后的《苏报》，报道了这一次演说会的盛况：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人“多立门外而听”，虽被雨淋而不顾，大会始终“众情踊跃，气象万千”。各学堂的爱国学生更是“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并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电阻俄约”。这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转眼又成了通缉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晚清政府采取怎样的查禁手段，皖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魂，已经维系在革故鼎新之中。
演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了，避走他乡的陈独秀却并不泄气，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心仪的办报革命。其实早在1902年，他就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904年年初，陈独秀悄悄潜回安庆，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安徽俗话报》。
后来的现实证明，《安徽俗话报》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传播阵地，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拯救时代。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就与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说说《安徽俗话报》的概况吧。《安徽俗话报》其实是一本全部以白话文行文的半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在安庆创刊，后来迁到芜湖，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由于芜湖没有印刷厂，所有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然后再寄回芜湖向全国发行。
陈独秀自然成为《安徽俗话报》的“大拿”，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陈以“三爱”为笔名，写了篇《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阐述办报的宗旨是“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的情感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在陈的主持下，“呼号爱国救亡”作为《安徽俗话报》的**要旨，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与执行，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创刊仅半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初的每期一千份激增至三千份。更为重要的是，《安徽俗话报》“为安徽地区要求进步的青年所欢迎，思想前进的教师，也把《安徽俗话报》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一年半，对安徽青年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合肥读书学习的刘文典，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与熏陶，逐渐立志要讲洋务。“陈独秀等人创办领导的《安徽俗话报》、岳王会，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华兴会等，都对刘文典萌发反帝反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
两年后，刘文典毅然踏上了前往芜湖安徽公学求学的道路。
安徽公学
明清以来，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
1897年的冬天，刚刚乡试落第的陈独秀新婚燕尔，倒也未觉寒意。此时，他刚刚“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正激情万丈，将眼光投放到书窗外的世界，开始了人生**篇宏文的写作。
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里，陈独秀较早且敏锐地谈到了江城芜湖的重要：“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戈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日：‘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陈独秀此后的生活，注定要与芜湖产生不可割裂的关联。
《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就是陈独秀在芜湖投下的一颗“探路石”。在陈独秀的引领下，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但由于演说、办报风险均较大，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选择了开办学校，从发展教育、启迪民智人手，进行深入的思想传播。在此之中，安徽公学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
陈独秀很快关注到了这所学校。1904年4月30日，《安徽俗话报》第二期问世，就有一篇专为安徽旅湘公学刊发的招生消息：“有本省志士李德膏君，在湖南同乡官商中，筹集经费，禀请湖南巡抚，创设安徽旅湘公学，专收安徽人，学习普通各学。前月在省城，遍贴招贴，招收学生。学中学费、伙费，每年只收四十千文，已于本月初一开学。听说学规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狠（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呢。”褒奖之意，溢于言表。不料，好景不长。1904年10月，教员黄兴参与组建华兴会，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行礼之际，引爆炸药，炸死聚集在长沙万寿宫玉皇殿行礼的湖南文武官员。不意起义消息提前走漏，黄兴等人被控“结党谋逆”。因为人事牵连，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陈独秀在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的决策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说法不一。中共早期党员、陈独秀的“铁杆粉丝”高语罕认为，“这个学校从湖南迁来的，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不管事实是否如此，1904年年底，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更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校址设在芜湖二街三圣坊。
没多久，《安徽俗话报》第十七期上登出了安徽公学的招生广告：
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
学额：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
学费：本省人不制取，外省人每月收英洋二元。
膳金：无论本省外籍，每月均收制钱二千文。
入学年龄自十五岁起，至二十二岁止，三年卒业。
兹定于乙巳年（1905年）二月内开学，有志入学者，望于二月初十前偕保人或携介绍信来本公学报名，听候考验。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者，方为合格。
安徽公学广聘的“海内名家”，包括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江彤侯、张伯纯、金天翮、胡渭清、潘赞化等，陈独秀亦于1905年起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一时间，名流汇集。
安徽公学，吸引了省内外年轻学子的眼光。
“大海里尝了一滴水”
该说说刘文典了。
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罕见记载。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父亲刘南田，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刘三爷”。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两兄弟感情甚笃，来往密切。
可惜，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突然发病，撒手西去。刘文典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五男两女，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母亲直到抗战爆发前才去世，晚年长期住在安庆，勤俭度日，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了。
刘文典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做个“洋买办”，光宗耀祖。幼年时代，刘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当地的私塾攻读“经书”和“古文”外，还跟随本地一家基督教会医院（今安徽省立医院前身）的美国教士学习英文。当时，国内已经逐渐兴起“大谈洋务，讲究新学”的潮流。但对于年幼的刘文典来说，这毕竟是他**次接触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十几年后，他在《新中国》杂志周年纪念号上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对于这段经历仍然是念念不忘：
这是我**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心里十分惊异。我这时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读者诸君想必也都读过欧美探险家的笔记的，那上面所叙的土人初见白人的情形，就是我当年的写照了。我心里细细想看，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东西件件比中国人的强，难怪我们中国打他不过，又看见他替人治病，真正是“着手成春”，那“剖腹湔肠”的手段，就连书上说的扁鹊、仓公都赶他不上。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白血轮，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这是我有生以来**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初叶，晚清政治的没落，撞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偌大的校园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刘文典尽管跟随这位教士学了一些西方的浅显知识，但“英文的只是些羊和狼说话、鹦哥和小孩子问答，汉文的只是些《创世记》、《大卫诗篇》之类。拿他和我们中国的书一比，觉得相差太远了”。
刘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有限的知识接触空间，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困窘。彷徨，独彷徨，他需要更大的舞台。而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学识，他早就感到不满意了：我生在安徽合肥县，这地方交通也很便利，离通商的大埠不远，若以常理说来，文化本不应该十分低下的。无奈这个地方的人，都有一种奇特的性质，不大喜欢读书，到今天莫说西洋的近世文明一些都没有沾得着，就连中国固有的旧文明也是毫无所有。这地方离徽州不过是一江之隔，而徽州的经学只往浙江跑，我们合肥人连戴震、江永、胡培犟、俞正燮的名姓都不知道。离桐城也不过两天的路程．而桐城的文章也不到合肥来，我们“敝县”的那些硕学鸿儒竟没一个配做方苞、姚鼐的云初。我生在这样的地方，是那幼年时代的思想，当然还是“原人思想”，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竟没有丝毫的疑惑，以为人生就是人生，世界就是世界罢了。叔本华说“形而上学的观念是人人有的，把人类叫做什么‘形而上学的动物”’，要以我十一二岁时候的思想说来，这句话竟是错了。照这样昏天黑地的活到十二三岁，胡乱读了些“经书”和“古文”，会做些“今夫天下，且夫人……”的文章，心里全是些“扶清灭洋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竟是一个毫无理性的动物。
于是，刘文典选择离开家乡，到了繁华大都市上海。
上海是新文化交融、流变的中心，爱国组织“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11月在这里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聘请黄炎培、章太炎等担任义务教员，向学生传输反清救国的新思想。
刘文典所进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爱国学社。学校教学思想，依然是过去的“排满反清”那一套。在学校教员的热切灌输下，进校没多久，这个年轻人就抱定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社会形成的原理和改造社会的方法，只是一味地把罪过全推在五百万可怜的满人身上，“天天说排满”，恨不得立马就宰了清朝小皇帝。正当风华正茂的刘文典准备在这所学校里“大展宏图”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由于过多牵涉政治，学校被勒令解散。
初识“狂人”风味
无奈的刘文典又回到了安徽。
此前，刘文典已经从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了解过安徽公学的情况，现在听说其即将开学招生，这对于正愁无路可走的他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1906年，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江城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读书。这时候，在李光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安徽公学已成为皖江流域*有名望的一所学校，与刘文典早前就读的上海爱国学社声名相当。安徽本省的学堂，如安庆的尚志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萃华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定远的储才学堂，还有歙县的新安学堂等，都唯安徽公学马首是瞻。
来校任教或教学的教员，尽管不少怀有革命宣教目的，但本质上也都是胸怀真才实学之人。在课堂上，他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发言，冲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传播进步思想。在这样的课堂上，刘文典**次感受到“狂人”大师们的风范。
刘文典早就听说，在他到芜湖读书之前，安徽公学就聘请过生平坎坷、性情怪异的“惰僧”苏曼殊担任国画教师，据说还是陈独秀推荐的。从小缺少父爱的苏曼殊“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但是他教起书来却有板有眼、个性十足。
……

狂人刘文典 作者简介

章玉政，1978年生，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先后发表新闻、随笔、论文等三百余万字。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人）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文章被收入Ⅸ科举百年祭》、《我们在民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