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 目录

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 内容简介

本书是欧盟欧洲中心项目（ESCP）资助的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一部分。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总的名称是“欧盟——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国际行为体”。为了从不同角度探讨欧盟的对外行为能力，我们在总题目下设计了三个子课题。一是“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侧重探讨政策层面欧盟新一轮东扩以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发展；二是“欧盟的软权力研究”，提出软权力的概念和评估方法，以探讨欧盟力量中软权力的作用；三是“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从中国——欧盟双边关系的角度探讨欧盟这一国际行为体的影响力。本书属于该项目下的第三个子课题，由我们“中欧关系研究课题组”完成。在对国内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后，我们选取了国际体系的研究角度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立场，并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视角，对中欧关系的结构、互动模式与特征、中欧关系发展的内生与外在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问题领域里的关系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下面就指导全书写作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进一步阐述，以便读者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和安排。

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 节选

第1章国际体系：理论分析
随着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系统论研究方法和体系层析分析方法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际体系”一词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为关注的术语。国际体系是体系内双边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大环境，为考察双边关系提供了一种结构分析框架。具体到中欧关系来说，中国和欧盟都是国际体系内的重要行为体，它们在国际体系下互动，与国际体系环境互动，从而与国际体系构成了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界定国际体系的概念，阐述国际体系的内涵；第二部分讨论组成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单位、结构和互动，以及不同互动进程带来的国际体系分层化现象；第三部分从结构和互动两个方面分析当前国际体系的特征；第四部分从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性质变化两个层次展望未来国际体系的发展可能趋势。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界定
国际体系思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主流理论仍然存在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定义”。
按照德维希·冯·贝尔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是由一定数量的要素构成的聚合体，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英国学派从互动层面对国际体系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以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使形成某种行为，那么国际体系就出现了。
沃尔兹关注体系内的力量构成，借鉴体系理论和控制论的原理，提出国际体系是由国际主要力量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将国际体系界定为“一些不同实体按照一个控制形式，经常互相影响而统合的整体”。认为国际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些“多种多样的实体”、“有规则的互动”以及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形式”。
综合上述概念中的互动、结构、控制形式等内容，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可以将国际体系定义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该体系具有系统所拥有的整体性、互动性和相对稳定性。
进一步分析，国际体系概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足够频繁的联系和互动，是国际体系存在的前提条件。其次，体系是多层的。它有地域层次之分，可以分为区域性国际体系和全球性国际体系。我们通常所讲的现代国际体系指的是全球性国际体系，该体系由欧洲国际体系（地域性国际体系）扩展而来。体系有属性之分，可以分为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军事体系、国际环境体系等，其中，环境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后，国际体系包含了一定的规范性。英国学派提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之分，并将国际交往的规范性作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概念的区分标准。从这一意义上说，英国学派关于国际体系的概念只是强调其组成成员的互动，即认为只要行为体进行交往，并在交往中呈现出任何的结构形式，就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国际体系。我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概念界定不应拘囿于英国学派关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首先，国际体系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发展进步的，它不可能停留在原有的阶段上，互动中共同规范的建立和认同正是其发展进步的表现。其次，沃尔兹、温特等主流学者并没有否认国际体系中规范的存在。与此相反，沃尔兹还欣然承认当国家发生互动时，与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规范就会出现。例如，对主权的相互承认，就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加强各个国家自治地位的一个重要规范和惯例。温特也强调，以主权为基础的规范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后，强调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也符合大多数中国学者关于国际体系的界定。
二、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包括单元、结构以及互动三个基本要素。
（一）单元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要素
所谓国际体系的单元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单元有两个层次：个人和群体（当前*主要的政治群体是国家）。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单元主要指国家，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目前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主权国家之外，还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恐怖组织等形形色色的行为体。事实上，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发展与加深，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已经成为了国际体系的重要单位，与国家行为体一起发挥着复合性影响。正如沃尔兹所说“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然而，国际关系完全由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所构成的情况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这种状态没有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相互依存使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但是主权国家由于掌握暴力机构仍是国际体系*主要的构成单元，而非国家行为体则不同，虽然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是独立的，但往往需要借助国家的支持，并受到国家政府的控制，因此是次要的行为体。
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拥有较为明确的地理界限，一定数量的居民和物质资源，一定的政权机构和强制手段，对内享有绝对权威，对外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外部事务。其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重要的前提。从法理上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平等的，但实质上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如硬实力上，在人口规模、领土范围、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国家之间表现出实力和财富的不对等；软实力上，在文化、经济模式、民主化程度等方面，国家之间也体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由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当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受到了一定程度地削弱，国家的功能和性质也有所变化。虽然国家追求安全的功能没有改变，但国家之间的排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国家之间通过让渡和共享部分主权，可以*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如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战争苦难这一共同经历以后，在理想追求和制度建设的推动下，坚定地走上了一体化道路，建立了欧洲联盟。欧盟行为体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特殊的国际行为体，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单位。约翰·鲁杰提出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是**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它在国际体系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单元。这样，欧盟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国家问组织，相对于成员国而言是体系结构，另一方面，相对于整个国际体系而言，它是主权集单位，是体系内的单位层次。
（二）结构是国际体系的核心
国家通过互动塑造出国际体系结构，结构确定了单元的形态，并使国际体系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不同学者对国际体系结构的“感知”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物质力量的分配，有人则认为是观念的分配。
沃尔兹根据物质因素定义结构，提出国际体系的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体系内各部分排列所依照的总原则，二是体系内各个不同个体的功能，三是体系内权力的分配。现存国际体系下，无政府性是体系的总原则，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体系内的主要单元——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都是追求国家利益；于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由第三部分定义，即各个国家在体系内的权力分配。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力量的表现，大国的力量分配决定了体系的形态。具体来说，表现为单极、两极、多极。莫顿·卡普兰根据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归纳了六种国际体系模式：均势体系，松弛的两级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环球体系，等级体系，单位否定体系。桑托斯等人从经济角度将国际体系结构界定为中心——外围结构，即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控制着世界市场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地带，受中心的控制。
建构主义学者对沃尔兹的物质结构说进行了修正，提出物质结构的确存在，但是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具有意义。观念结构主要是通过单位之间互动形成共有知识而构成的主观结构，是深层次的结构。国家之间互动的方向不同，所形成的观念结构就不同。温特提出国际体系中国家的互动建构三种文化结构：霍布斯文化结构、洛克文化结构和康德文化结构。这三种文化结构也就是三种社会关系类型：敌人、对手以及朋友。“人们还可以从维弗的安全化理论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敌人、对手和朋友的模式：敌人＝相互安全化，不受制于对（共同）存在权的承认；对手＝相互安全化，受制于承认（共同）存在权；朋友＝相互非安全化，达到一种无须安全的程度。当一个体系完全由敌人（或者说，敌人和对手混合一起）所构成，它可能适合（新）现实主义有关行为的期望，但是，如果体系主要是由对手（或者对手和朋友混合一起，或纯粹朋友）所构成的话，那么，它将在国家之间彼此如何采取行动方面具有非常不同的期望。”
约翰·鲁杰批判了沃尔兹的物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结构包括三个方面：深层结构（无政府统治原则）、表面结构（权力分配）和单位分异原则，指出沃尔兹的结构概念将单位分异原则误解为单位功能性差异，而无政府状态下，单位功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差异，所以沃尔兹的结构就将这一层次忽略掉了。鲁杰指出，单位分异原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性质的构成性规范，这一规范的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
巴里·布赞整合上述学者的思想，提出结构包括深层结构和表面结构，深层结构包括无政府性原则和功能不同的单位，表面结构即权力分配。功能差异涉及对政府权力的要求，政府权力不同，国家的功能就不同。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没有在19世纪更早些时候进行更大扩张时，突出了政府力量因素，强调美国当时的政府权力限制了其功能。
国际体系结构的价值性在于是否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现实及其变化。因此，综合上述对结构的认知，我们认为结构的概念应该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性概念。作为社会概念的国际体系结构，在包含物质因素之外，还应该包括观念和规范因素。特别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体系更具有社会意义的今天，从社会意义上界定国际体系的结构概念，将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互动是体系变化的关键要素
“就任何一个体系的概念而言，互动都是*基本的。没有互动，各部分或诸单位便是分离的、独立的。”互动是指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范畴，这些类型互动的总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运转。其中，经济互动是*经常的互动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它是其他互动方式的基础，是扩展互动范围和加深互动密度的前提。
体系中的互动是实质性的，持久的，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存在，一次或两次的互动是无法构成体系的。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可以是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也可以是现代世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体系中互动既有良性互动，也存在恶性互动，涵盖了战争、军备竞赛、联盟、贸易竞争以及安全共同体和相互依存等诸多方式。
体系中的互动虽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但并不表示互动是无秩序的。沃勒斯坦曾经指出，作为世界体系要素的制度和规则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地被重构，并且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和转化，还将影响到其他的要素。当前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外交、联盟和文化互动都已制度化，并且受正式认可的规则的调整。
特别重要的是，在体系互动的长期进程中，行为体会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是谁和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按照温特的理论，社会互动不仅是理性主义者所看到的那种“单纯根据代价调整行为”的做法，而且还是行为体本身、它们的身份以及利益的造就和再造过程。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身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身份的排他性特征，通过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而起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差异性则通过共存或者等级两种基本途径影响国际关系。布赞在他的*新研究成果《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身份和极的关系，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未来的世界政治模式。他强调：“自我和其他者之间这种内在关系上的关联特征，意味着在诸主要国家是否作为敌人、对手或朋友进行互动方面，身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部分。的确，大国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要素，它规定着一定的国家如何看待它们自己。具体的集体意识形态身份的特定特征也是至关重要的，伴随着一些形式和结合尤其可能引起冲突，而另一些则更具有促成共存或友谊的可能性。”这里强调的是，行为体的互动并非仅仅是物质性的互动，如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行为体的互动还是一种社会性的互动，其中包含了身份特征的影响以及身份的互构内容。因此说，“身份不但是国际关系过程的结果，而且部分地构成了这个过程本身。”身份的变化会导致对利益的再定义，从而影响对外行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互动进程不仅可以再造国家身份和利益，还可以再造结构和体系。
互动进程可以再造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不同时空中的互动进程还可能造成国际体系的区域化特征或者分层化特征。
地区内原体系大小国家的组合状态、高密度互动关系与地理环境特征相结合后形成的特质，宗教对政治世俗化和现代经济与科学的推动力以及技术对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的促进作用，是决定现代国际体系在什么地域诞生的必需因素。欧洲地区具备上述因素，其内部的高度互动推动了现代国际体系*早在欧洲形成。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公认，欧洲是世界上*早的现代国际体系，也是目前国际体系中发展*成熟的地区。当前的全球性国际体系起源于欧洲国际体系，而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是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展开的，*终于20世纪中期扩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朱立群，河北秦皇岛人。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8年和2001年获外交学院历史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现任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主要科研成果有《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冷战后国际关系》（合著）等，发表相关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