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背景和人生际遇怎样影响着一个作家的个性与禀赋?作为“海派文学代表”、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典范,她的写作特色如何形成,风格怎样流变?她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一番景象?小说家如何以独特的眼光“看”芸芸众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与中国当代*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王安忆展开一次智慧的对话、思想的交锋。本书以访谈对话的形式,**次全方位展示王安忆文学人生的方方面面。
书中王安忆谈成长,谈阅读,谈创作生涯的若干个转折点,谈在小说领域里的漫漫跋涉与自我突破,谈冰心、萧军、汪曾祺等父辈作家对她的影响与认可,谈与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交往与相惜,谈如何在传统的继承上严肃的反叛中找寻自我创作方向。访谈不拘一格,坦诚、率性、随意,充满激情,喜欢王安忆、关注当代文学、热爱文学创作的读者可一窥作家独特而丰富的心灵世界。
一小时候、性格、环境
张新颖:“文革”结束以后,到现在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很大,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似乎都有不同的作家、作品各领风骚。但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有一些作家能够一直坚持创作,而且到现在,文学创造力不但不见衰退,反而累积起了更为成熟稳重的力量,不断化为重要作品。这样的作家是你们这一代的,为数不能算多,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你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就想请你来做一个文学谈话,这个谈话会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两次就能谈完的,可以预想是一个漫长的谈话。但我不想很抽象地去讨论理论问题,我愿意从具体的、简单的、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说起。
王安忆:那你现在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具体的问题。
张新颖:我只是有个谈话的大致范围,就是从你个人出发来谈文学;从这个出发点会走到哪里,怎么个走法,却并不想事先设计好、规定好。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我们虽然认真,也可以谈得放松一些。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从生活中很小的细节谈起,反正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我*近在看这个《爱向虚空茫然中》,以前没看到这个作品……
王安忆:这部作品是新写不久的。
张新颖:这部作品就写到小时候的经验。比如说你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你母亲是不跟你一起睡的,不跟小孩子一起睡,小孩子单独睡的。其实小孩子是有点儿渴望跟母亲亲近。有的时候会跟保姆在一块儿睡。
王安忆:对。
张新颖:那么就可以从这些细微的、普通的事情谈起。
王安忆:其实你就是很想知道我和我母亲在继承上的关系。
张新颖:对,不过这样说就有点儿直奔主题了,我觉得不要这么直奔主题,你随便谈就是了。
王安忆:我也稍微想一下,我在想我从小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我是1954年出生,1955年我母亲从部队转业带着我,还有我姐姐,到上海来。那时我父亲还在南京,他们当时都是南京军区的,所以我们和父亲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不在一起生活。等到我父亲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1961年了。这段时间我父亲是来来往往,我父亲当时是军官,他往来比较方便。到我成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其实在五七年已经是右派了,离开部队,过得比较惨。可是我记忆中全没有。在我的记忆里边,我的童年就是在上海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生活就是蛮简单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我的性格是比较孤僻的,或者说就是蛮胆怯的吧,它使我损失了*早的进入集体的机会——就是进幼儿园。我的姐姐是一个性格很开放的人,她从小是在幼儿园里度过——我出生以后没人带她,她就必须要去幼儿园。她的性格也和军区大院的环境有关系——军区大院是一种集体生活,我听大人讲那时候都是一人一个保姆,满地放养似的。
张新颖:她小时候是在南京的?
王安忆:对,她到上海已经四岁了,我当时还是婴儿,一岁左右吧。所以我姐姐性格就很开放,她很顺利就上了托儿所、幼儿园。我小时候去托儿所、幼儿园的经历却是非常惨痛的,我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去的。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早上去幼儿园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悲惨,后来都变得很阴郁了,我已经有点儿心理上的问题了,一到那里就哭,就是哭,非常非常不合群。什么时候才把这负担解脱呢?回想起来是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才被解脱出来,他被打成右派我们家的经济水平就有一个陡然的下降。据我母亲说,我们当时去的是个昂贵的幼儿园,是荣毅仁的妹妹在上海开的,大概开销很大,这个幼儿园冬天是有暖气的,所以说等到我父亲变成右派以后,就把我们俩都接出托儿所、幼儿园了,我就解脱了。解脱以后我的心情就比较好了,状态比较好了,不再会那么抑郁,但是呢其实也蛮寂寞的。
张新颖:一个人在家里玩?
王安忆:保姆,就跟了一个保姆。我的这个保姆是个扬州人,所以我从小学会的不是普通话,不是上海话,是扬州话。我从小的生活,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混杂的环境,我们的父母都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色彩的——革命干部的生活就是没有本土色彩的生活,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所以我到很大才会说上海话。
因为你在上海,不会上海话会受到歧视,为了学上海话我都有点口吃了——至今都没有说好,我的隔壁邻居都说上海话,说得很好。我觉得许多小孩现在说得更加不好,生硬,词汇量也少。我的父母给我的生活就是这种完全没有本土色彩的一种生活。我的那个保姆,她是扬州的乡下人,她却带给我一种地方色彩,就是扬州的风气,很浓烈的风气:她喜欢鲜艳的颜色,我记得她给我买的一块手绢是我**喜欢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的乡气,翠绿和粉红,她把我弄得很乡气。她带给我另外一种风气,比我父母给我的有色彩多了。我和这个阿姨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和我父母还多,我父亲在南京,我母亲经常要下乡.要上班,所以我和这个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多的。这个带大我的阿姨很像我的《富萍》里的奶奶,她很好看的,非常清爽的一个人;在她以前我父母用过几个保姆,可是我和她们都合不来。我妈妈用保姆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和小孩子合得来,别的是次要的。我记得这个保姆一进家门,我一看到她就拉起她的手,这个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很会带孩子的,她就拉起我的手。和她在一起特别融洽,非常融洽。这个保姆是带我*长时间的,她在我们家里做,一直带到我长大上学,后来又带我弟弟,然后又带我姐姐的孩子,一直等到我姐姐孩子四岁她才走的——她生病走的,这么一个老阿姨。这个保姆我觉得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清爽,头上还戴着一朵白色的绒花。我妈妈问她,你这个阿姨戴的花还蛮好看的,她对我妈妈讲是给她丈夫——戴的孝。总之
这个阿姨给你感觉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看的一个——也不是好看,她是那种端端正正的,非常保姆的一个保姆。我后来写《富萍》的时候就常常想起这个保姆的样子来。她是带着我长大的,我在《爱向虚空茫然中》不是说我小时候喜欢和保姆一起睡觉嘛,就有她的影子。
张新颖:这个保姆是小孩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她的影响成了童年经验中少不了的部分,没想到她还到了你后来的写作中来。
王安忆:她很疼我的,就是特别疼的那种感情。我们家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里。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上海小康人家的环境,就都是小市民,前前后后都是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就是这样的环境,我们所受影响是非常奇怪的。住在我们楼上的这家人家,是上海的老户人家,他们家的历史也是很戏剧性的。他们家原是某个资产者的家仆吧,一九四九年时主人离去,留下他们看守房子,但大军南下进驻上海,这栋房子被国家收去以后就把他们一家安排在我所住的弄堂房子里边,成了我们楼上的邻居。这一家人家家境殷实,作风非常洋派,因为他们那种生活背景,对我们家批评是*多的。他们觉得我们特别不像样子,因为我们从部队里来的嘛,很简单,都没有家具——家具全都是从公家租来的,上面贴有铜牌的那种,就很像我写的《好婆与李同志》,还有《富萍》里奶奶的东家。我们家的衣食住都挺简单的,所以我们家一点点的城市气息全都是我们家楼上邻居和我们家老阿姨——我那个保姆,给我们带来的。楼上的这家人说,你们家要买个樟木箱啊。总之觉得我们家家具太不像样了,家里用的毯子都是军队用的毯子——绿颜色那种,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像马上要开拔的样子。
张新颖:这样一种生活啊。这样一种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会不会影响到看待他人的眼光?你刚才说上幼儿园跟小朋友融不到一块,你用了“自卑”这个词,有的时候是自卑呢还是一种很混杂的情绪?比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的人看待小市民,是不是有点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
王安忆:我到幼儿园时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我那个幼儿园是比较特殊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占很大的比重,幼儿园里这种文化不相融性质倒还没体现出来。我在幼儿园不合群我想这主要是性格问题,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性格,不像我姐姐和人特别能够相处,我姐姐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性格,她就忒喜欢热闹,哪热闹哪人多她就往哪去,就那样子的。我呢好像就不行,我老是和人处不好,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去。幼儿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能上幼儿园,因此我的童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在家里和阿姨在一起,我妈妈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然后是邻居,嘴很碎的邻居,在一起。就是在这么个环境里度过。
二母亲
王安忆:但是我确实很早就开始识字读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没有什么识字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很自然地就能看的。我们家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好,虽然家那么简陋,别人家都不能想象我们家简陋到这个程度,可是其实我父母收入挺高,尤其我爸爸打成右派以前,他们非常慷慨地给我们买玩具,所以我和我姐姐小时候玩具特别多,玩具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书,连环画、童话书、图画书,没有学识字的这个过程,好像一看字就会了,说实在的,我妈妈还真没有有意识地叫我看什么书啊,往哪个方向培养我啊,都没有过。但是我老是觉得我的父母,主要是我的母亲有的时候很想模仿——也不是说模仿啦,或者说是学习——重新做人,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像上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熏陶,我觉得他们是有这样的企图的。
张新颖:你妈妈有这样的企图吗?
王安忆:有的,可能这和我母亲的经历有关系。我母亲家是破落户,她的童年有的时候是在她的姨母家——我母亲的姨母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工商业主,家中孩子所受均洋务教育,就这样的背景。我觉得她有一点那种心情的,小时候她给我们找家庭教师,那时候我们很愿意,就像在我们圈子里面很多孩子那样弹钢琴;我们很想学钢琴,我呢也很想学画画,但我父母这点意识很清楚:绝对不学艺术,艺术是绝对不学的。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右派,吸取了~些教训,所以他们很早就让我们学英语,虽然我现在英语一塌糊涂,我其实是很早就学了。是不是科学强国的意识?我妈妈去给我们找英语教师,我在某些小说里也写过这情节。曾经找过一个白俄教师,一看到这个白俄,我和我姐姐死也不肯去了,害怕他会打我们。其实人家怎么会打我们?但是他形象很可怕,我们死也不肯去,只得换一个老师,这老师现在还在。前几年,师母还在马路上遇见我父亲,一眼认出来了。
张新颖:那你学英语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王安忆:我姐姐已经读到三年级,我好像还没读书吧。
张新颖:噢,那非常早。
王安忆:非常非常早,可惜没什么成效。
张新颖:这点我倒是想不到,你说你母亲有这样一个……
王安忆:唉,她有着这样觉悟,她不让我们学艺术。
张新颖:我见过你母亲几次,我感觉她这个人——当然很平易,很亲切,但是气质里面有一种比较高傲的东西。
王安忆:我妈妈挺清高的。
张新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高傲的气质,这个气质,我不知道它的来源。过去我想当然地把它联系到革命干部这样一个出身。
王安忆:我妈妈出身特别复杂,其实就是一个破落户。她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已经彻底败落了。她祖父在杭州生意破产,房子也卖了,她就是出生在上海的,那时他们家已经完全一败涂地。她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出走,家就散掉了,生活非常惨淡;而她周围全都是有钱的亲戚,可是她在有钱亲戚家的生活——一方面你有衣食,另外一方面则是寄人篱下——难免让人感到屈抑,她又是个敏感的人,天性很高傲。我母亲非常高傲的,就这样子一个人。我个人觉得,其实她心里边有一种暗暗的努力,她希望我们有着她有钱亲戚家孩子的生活——她自己肯定不承认,但是我真的觉得她有一点,思想真的很混杂。她看到我们对保姆发脾气什么的她很恼火的,觉得你们这种腔调很难看,是上海小姐的腔调,她会来制止我们的。我们家里的一些规矩,我觉得是从她的富亲戚那边学来的。我们家从来不吃猪头肉,她订的规矩都还蛮奇怪的,带我的阿姨有一次自己买来给我吃一片,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去跟我妈要,我说我也要吃猪头肉。我妈就把我带到瑞金路——我们家在淮海中路靠瑞金路,瑞金路口有个熟菜店,挂着一排猪头,她就带我们看那个猪头,猪头很恐怖的,说你看这怎么能吃?从此就把我这个念头压下去了。我想我妈妈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她那些富亲戚学来的,当时她自己连饭都吃不饱。
张新颖: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我们原来对你妈妈那个印象是比较简单了。
王安忆:我妈妈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很复杂的。
张新颖:我看到你写你妈妈的好多篇文章。
王安忆:都是介绍她某一些方面。
张新颖:其中有一篇,你刚才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你说你妈妈有一种类似于林黛玉那样的气质。
王安忆:对。
张新颖:怎么会有这个气质……
王安忆:想不到吧!
张新颖: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就想,哎呀怎么会这样,你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
王安忆:我妈妈内心很娟秀的,但她的外表看上去很刚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和我母亲关系很近,而且我母亲是对小孩子管得很牢的一种人。像我父亲不大管我们小孩子的,所以相对来讲,从我父亲那里没有受到过什么明确的教育。我父亲从来不说你必须这么做或你必须那么做,他对我们是比较放手的——也不是放手,我爸爸是一个不大管家里事情的人,他又介入我们家相对较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父亲是海外归来的,在上海在中国就他一个人,他没有亲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他没有亲戚独自一个人,他要对我们施加影响也很难造什么气氛的。
张新颖:那你什么时候有点明确地意识到你妈妈是个作家?
王安忆:从小就知道,这好像是比较早就知道了。因为我妈妈总是在写作,写到很晚,她自称“开夜车”。那是我妈*早时候的写作,是蛮辛苦的。我父亲回上海以前,我的姐姐是跟保姆睡的,睡在一间大的房间里。我就睡在我爸爸妈妈房间里;我爸爸不在,我就和我妈妈睡的。
我妈妈生活是这样,她晚上先要把我弄睡着,然后她再写东西,写到几点我就不晓得了。在我眼睛里有她一个写作的形象,她始终是在写作,至于她在哪发表呢,我也不大知道,但是听我们家保姆经常会说领稿费什么的。这个时候我爸爸已经是右派了,工资一下子滑到很低,我们生活还依然很好,就是靠妈妈的稿费。我们小时候生活很优裕的,都超过了一般的小康人家。
张新颖:资产阶级那时候没有什么收入,是靠以前的那个底子。
王安忆:中产阶级人家比较有积累的观念,像我爸爸妈妈则完全没有。
我小时候玩具娃娃多得不得了,每个礼拜天都要到玩具公司去买玩具,吃得也很好。我姐姐学校老师都很敬仰母亲,家访时对我母亲很尊敬,这些也让我知道妈妈是个作家。
张新颖:你刚才说你母亲不喜欢你们学艺术,那么写作呢?
王安忆:更加不鼓励了。
张新颖:那你大约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个写作的意识?
王安忆:我从小作文就蛮好的,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也有点儿看我妈妈面子,经常把我的作文贴出去叫我朗读,就是挺纵容我那方面的发
挥的。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要从事写作。
张新颖:这个念头要到什么时候才有?
王安忆:要到“文革”以后了。
张新颖:到‘‘文革”以后?下乡之前还是……
王安忆:下乡的时候是考虑生存大计,谈不上为前途作设想,但是我向来喜欢文学,从小就很喜欢看书,家里边书也很多,所以很小时我就在看一些所谓小孩子不宜看的书。
张新颖:那么你小时候看过你妈妈的东西没有?
……
王安忆,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作品有《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等,约四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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