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那些人 内容简介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从而开创了北大盛世繁荣的学术氛围之风。自此，北大校园内风云人物云集，北大也成为了学术的代表，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五四”，无不为北大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一笔。历历百余年，那些人，那些事，让你感悟其精神与气象的魅力所在。
本书精选了北大数十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名人学者的上千则逸事，话语，力图从细微处管窥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和为人治学的严谨态度。这些材料都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勾沉出来的，很多故事读者并不熟悉，新鲜好读，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北大那些人 本书特色

重温旧人往事，感悟品德精神！谨以此书献给北大建校110周年。从本书开始，重新寻找北大。一点怀念，那些无法忘却的人，一点眷恋，那些历久弥新的事。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高级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钱理群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许知远世事繁杂，人心浮躁，大学里已容不下一张书桌！人文思想安在？学术精神安在？师道尊严安在？文人品格安在？本书从细微处入手，展现北大那些人闪光的细节 ，内容丰富有趣，可读性强。 本书材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披沙拣金精选出来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典故，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事 ，带给读者很多意外的惊喜。 重温那些人，那些事，同时也是一种思考 ，一种反省。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北大的精神是否已经改变？ 本书适合学生，知识分子，文字工作者阅读。

北大那些人 目录

北大那些人 节选

一清末时期
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县人。清末名相。咸丰九年（1859）中状元。1876年，任光绪帝师。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身份主持创办、管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被称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的**任校长。后任礼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资政院总裁等职。
◎孙家鼐去张尚书家赴宴，同席的林侍郎问：“皇上学识如何？”孙家鼐说：“天资聪颖，好学不倦。”话音未落，翁常熟到。主人邀常熟上座，既入座，有人又以林侍郎的问题问常熟。常熟沉吟半晌，说：“皇上驽钝，久学无进步。”孙家鼐说：“是这样。”又说：“我从来不喜欢对人说起皇上的事，承林公相问，不得不答，实在是说了谎话啊。”德宗为慈禧所忌讳，常熟所言，不无深意。孙家鼐随风转舵。足够机警。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烧杀掳掠。事后。编修官刘廷琛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孙家鼐失职，孙坦然受之。以后。光绪皇帝下诏令大臣荐举御史，孙独保刘，并称：“往日他以大义责我，故知他忠诚必不负国。”
◎1908年10月，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按照礼仪，群臣应哭灵三天。然而，大臣中除了孙家鼐伏地痛哭外，余者皆无戚容。
◎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时，延聘美国人丁韪良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德、意两国大使知道后，强求大学堂也聘请德、意两国人为教习，声称只有这样，才利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孙知道后。严词驳斥，予以拒绝，并说：“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为官三十余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190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对京师大学堂有开创性的贡献。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时，曾着力于建设京师大学堂，却屡受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权贵的刁难。他曾申请在丰台购地千余亩，打算建设七科大学，但终因权贵的阻挠而未被批准。这块土地因此也被废置不用，后来却成为了日军侵华时演练野战的场所。
张百熙“爱才如命”，出任京师大学堂**任管学大臣后，请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当总教习。吴以年事已高，不肯应聘。一而再，再而三，张百熙竟然当场跪下，非要吴汝纶答应不可。吴虽答应了当总教习。但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吴从日本考察完归国后，便一病不起。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曾有一位青年为张所器重。一次，张的小妾生病，这位青年知道后，居然在家中设立香案，天天为之祈祷。张闻听此事后，叹息道：“我一直很爱他的才气，但我没想到他的德行却是如此。”后来就逐渐疏远了这个青年。
清代惯例，朝廷如有谕旨申斥官员，京官由太监传宣。外官由督抚代宣。京官被申斥者，跪聆宣旨毕，太监往往破口辱骂。情状甚为不堪，因而，一些官员为避免受辱，便事先贿赂宣旨太监。太监亦视贿金多寡而决定骂还是不骂，大骂还是小骂。清末。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不和，互递奏章攻击对方，朝廷不偏不倚，两人均着传旨申斥。张百熙仗自己老资格，没有行贿，结果听宣旨毕，太监顿足大骂，骂完后说一声“混账王八蛋滚下去”。张叩首起立，已面无人色，回去未几便抑邵戚疾，一命归天。而唐绍仪在前一日送了400两银子给太监。因此宣旨毕，太监只字不骂，只说“下去”二字。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爆发战争，清政府竟宣布中立。京师大学堂学生义愤填膺，爆发拒俄运动。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遂令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严惩带头闹事的学生。张却认为学生的行为实属爱国，便对学生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并在学生上管学大臣的信函中批示道：“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还建议学生以后讨论国家大事，如果确有见地，可以随时写成论文，呈交他批答，以增长学识。
张百熙曾赋诗明志云：“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岣。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
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崇。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全国，有“可怜一卷《茶花女》，荡尽支那游子肠”之誉。曾任北京大学讲席，推崇古文，反对白话文。著译颇丰，翻译世界名著40余部，诗文集有《畏庐诗存》《畏庐文集》《畏庐漫录》《韩柳文研究法》等。
林纾幼时家贫，嗜书如命，无钱买书，只好向人借抄。为督促自己一心读书。林曾画一具棺材，贴于墙上，并题字云：“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苦读多年，终成一代古文翻译大家。
林纾31岁中举后，求仕之心颇切，接连7次赴京城参加会试，然而都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林纾悲愤不已，从此改译西文小说，绝意仕途。林纾译书和别人不同，他不懂外文，必须依靠别人的日译讲解。才能用文言文改译外国的小说作品。经他改译的法国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后，轰动了全国。严复曾评价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林纾后来又陆续改译了《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新天方夜谭》《黑奴吁天录》等作品，无不被国人竞相传阅，风靡一时。
林纾在北大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两三点，一日，林纾又看到学生们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们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学生们请他继续讲那和尚和那美女后来怎样。他幽默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此刻学生们也睡意全无了。
在晚清士林中，林纾扮演过激进的维新角色，更有着浓厚的遗老情结。1922年底，末代皇帝溥仪大婚。71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地绘了四镜屏呈进。溥仪亲自书写“贞不绝俗”匾额作为赐赠。林纾接到匾额后，十分感激，写成《御书记》，内中有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日：‘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生死，故与吾清相终始也。”
1915年，林纾为国学扶轮社编纂的《文科大辞典》作序云：“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
袁世凯称帝前，请林纾写“劝进表”，并邀林当高级顾问，林严词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
林纾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但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达40余部，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出偶然。1897年，林纾的妻子刘氏去世，46岁的他郁郁寡欢，整日不苟言笑。恰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前来拜访，并劝与之合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来排忧解闷。但林纾不识外文，于是王寿昌口译，林用笔记录之。林凭借着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以文言译之，通篇流畅而优美。通常是王寿昌口述完毕，林纾也记录写完，而且是不加改动润色，犹如独创。
林纾在北大授课时，曾讲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开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林纾读来凄楚哀愁，其声呜咽，似有哭泣。学生中有同此身世者，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讲解这五个字，用了一小时还没有讲完，这篇文章更是用了四堂课才讲解完毕，可见其之细。
林纾平生任侠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还精于武术，尤擅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余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言谈之间，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让学生向往不已。
林纾说：“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以拟想的人物。影射北大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攻击《新青年》“伤天害理”。为“禽兽之言”，欲借“伟丈夫”之手，将北大新派人物一网打尽。
林纾为近代翻译大家。终其一生，翻译世界名著40余部。林晚年自陈其翻译目的云：“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林纾曾说自己：“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林纾为近代古文大家，善诗文，精书画，好自矜夸，有狂生之谓。其《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明代归有光文风相近。林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同时还在一封信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极力捍卫古文的地位，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激烈论争，讥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白话*终取文言而代之。林仍矢志不渝，推广古文。他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说：古文不能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在他逝世前一月写的遗训十条中，特意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写有一条：“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林在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心写下*后的遗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严复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人。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影响至今。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思想趋于保守。其著作编入《侯官严氏丛刊》《严几道诗文抄》，代表性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
严复给孙女取名，都是“某云”。“云”表谱名，“云”上的那个字都带有单人旁表命意。一孙女名倚云，取自唐诗“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另一孙女叫倬云，取自《诗经》中的“倬被云汉”。严复的孙女生了一个又一个，他觉得诸孙皆女，何以克绍箕裘？便给新出生的孙女取名停云。希望子媳生个男孩。可见思想开通的严复，也未能泯除重男的封建意识。
1904年，清廷制定《归国留学生考试章程》。从1905年到1911年。举行了6次考试，共录取1388人，其中欧美留学生136人，留日学生1252人。那些洋务运动时期出国归来的老留学生，由于年龄偏大。无法参考，不免牢骚满腹。为此。清廷又于1909年赐予一些知名人士科举出身。弄得这些人既激动。又伤感，啼笑皆非。严复在农历十二月初七从《邸钞》上得到这一消息，当晚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提笔赋诗，其中言道：“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切踯躅。生平献玉常遭刖，此日闻诏本不图。”
严复嗜吸鸦片。李鸿章曾就此劝诫他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闻之，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严复在逝世前一年，仍对吸烟悔恨不已，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旱知之，虽日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接管大学堂后，困难重重，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严不得已想办法借债应付，筹备复学。此时，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极力反对，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以保证教员到校复学。
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主持预备班学生的淘汰考试，在复查学生的试卷时，发现一篇佳作被汉文教习斥为“悖谬”，只给了40分。严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稍加润色，便成上乘之作；又自己出钱。奖赏该生10元，以资鼓励。甚至还遗憾自己的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该生。
严复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努力提倡学习外语。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于是大家也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并威胁说道：“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
1921年10月 27日，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美国汉学家史华兹说：“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罕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做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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